东汉文化兴盛之地 独领风骚的关中私学教育

三国文化博览

　　中国古代私人办学之风始于春秋，风行于战国，兴盛于东汉。在东汉时期，开帐授徒的经师大儒所在皆是，千里负笈求学的生徒难以胜记，私立学校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在校学生与办学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和当时的官办大学。史书记载这一时期“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史学家班固也曾吟颂道：“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近代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发出了“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的感叹。
　　一、兴盛发达的关中私学教育

　　东汉王朝的国都虽不是长安，关中地区也失去了往昔京畿重地的辉煌，但由于刘秀起兵反莽时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长安作为故都仍然备受重视，保留京兆的名义，号称“西都”，与东都洛阳合称“二都”，关中作为西汉帝室祖庙和陵寝所在地仍受敬仰，刘秀在位时多次巡视关中，祭扫汉家陵墓，关中西部和东部仍称右扶风和左冯翊，沿称“三辅”。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长安与关中在西汉末年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关中重新成为“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的文人学士向往之地。再加上传统学风厚重朴实，文化积淀丰富，关中文化并没有因为都城的东移和京畿地位的失去而落寞，反而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全国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是时，关中经学大师最早得名天下者，是被后世称为“通儒”的右扶风平陵人贾逵（公元30~101年）。贾逵少承父业，精通经传，博学多识，一生著述百万言。为官之余，私设精庐，开帐授徒，《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即为其受业弟子。比贾逵稍早的右扶风茂陵人杜林，“少好学深沉，家既多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王莽篡汉后，关中大乱，杜林与其弟及邻里数人避乱河西，后闻关中安定，身推鹿车，载弟丧棺，历尽辛苦回到三辅，刘秀闻其高名，亲自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甚至连东海儒士卫宏也慕其学问，带着弟子不远千里来关中求学于杜林门下。
　　比贾逵稍晚的弘农华阴杨震，“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世人誉为“关西夫子”，门生弟子遍布三辅和中原各地。关中私学教授中最负盛名者是右扶风茂陵人马融（公元79~166年），少时即师从隐居终南山的著名学者挚恂，研习儒家经典，有才高博识之誉，致力于古文经学研究，遍注《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孝经》、《老子》、《离骚》、《淮南子》等典籍，另著赋、颂、碑，诔、书记、奏、表、七言、琴歌、对策等21篇，为东汉一代经学宗师和著名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家乡开馆授徒，远近士子慕名而来投师门下者多达数千人。有些人没有资格直接听马融讲授，只好做他的再传弟子。东汉后期著名经学家涿郡卢植、北海郑玄都是马融的学生。
　　在私人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关中一些世家大族的女子，也是多才多艺，走出闺门，登上讲坛，传授知识，教书育人，如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不仅继承父兄之志，续撰汉书八表及《天文志》，而且教授马融等学者诵读有为文艰涩之称的《汉书》，和帝时又被聘请为宫廷教师，指导皇后和妃嫔研读经书。东汉熟悉经典、兼通天文历算的邓太后，就是班昭门下弟子。
　　二、独领风骚的关中私学教授

　　据今人研究统计，在东汉时期关中的私家教授，仅右扶风一地就达12人，不仅超过了西汉时期三辅地区所出私家教授数量之总和（10人），而且在全国排名中仅次于中原的汝南郡，位居第二位，使长安和关中地区成为当时私学教育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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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考察这一时期长安和关中开帐授徒的私家教授，大致分为四种情况，一是逃避战乱，遁迹山林或隐居家乡，研究经义，聚徒授学。如两汉之交，贫士刘茂，隐居弘农山中教授，有弟子数百人。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法真，性恬淡寡欲，“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朝廷和地方官府多次征招或荐举他做官，都被他拒绝，隐居家乡设帐授徒。马融的老师京兆（今西安市）人挚恂“以儒术教授，隐居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二是以研究经学起家，以私学教授闻名，后虽受朝廷征辟为官，但仍诲人不倦。这类人物以政治地位和学术声望为双重招牌，自然独领风骚，门徒众多。如杜林、李育等皆属此类。李育是右扶风漆（今陕西彬县）人，精通经学，涉猎群书，曾官博士、尚书令，但无心仕途升迁，在杜陵修建了一所私人学堂，茅草屋，土台阶，但远近士子不嫌弃其简陋，教授弟子数百人。三是以其家学渊源深厚，远近士子慕名而来，教授常有千人之多，如贾逵、杨震等皆为名闻天下的经学教授世家。“关西孔子”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皆少承家学，设帐授徒，遂成教育世家。还有平陵的鲁恭、鲁丕兄弟少承家传，精通经籍，青年时代同入太学，研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闲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章帝时大会天下名儒于白虎观，辩论今古文经异同，鲁恭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其后拜为《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四是出身世家大族，以博学多闻知名天下，受朝廷征召为官，典校国家图书秘籍，学问日益深厚，同时致力于传道授业。马融、班固等就是此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这一时期从事私学教育的关中教授学者大都立身纯正，操守高洁，体现了关中文化凝重厚朴的学风。东汉后期的党人领袖陈蕃在评价京兆人韦著时曾道：“著长于三辅礼仪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可见当时的关中已被人们目为礼仪之邦，士人阶层大都立身纯正，操守高洁，具有凝重厚朴的传统学风。这一点在关中其他学者身上也多有体现。如弘农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其暗夜却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名言一直被传为千古佳话。光武帝刘秀之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为其在群臣中另择佳婿，公主道：“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征求宋弘的意见。宋弘正色答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公主曰：“事不谐矣”。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时期的关中士人不仅为官为宦为人师的时候十分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堪称一代典范，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十分注重礼仪，持身极为凝重。如扶风茂陵人梁鸿“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娶同郡女子孟光为妻，夫妻两个人在家庭生活中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为后人所乐道。考察这一时期关中士林立身治学的风气，绝大部分都志行修谨，为人凝重，有廉直之誉和谦让之风，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教导自己的家人与弟子。《后汉书》记载说马融与同时代同郡的矫慎、苏章三人并为乡里推崇，“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这种凝重厚朴的风尚也影响了当时关中士林的治学方向，即表现出了不媚世俗之要求，不迎合统治者的需要的特点。
　　三、多姿多彩的私学教育方式

　　东汉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私学教育内容，远比官办学校丰富多彩，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官府所立的太学和郡国学校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五经”为主，死守章句，鲜有创新，相互诘难，排除异己。民间私学较少思想束缚，其教育内容呈现出诸家并存、异象纷呈的局面，一扫学术界自西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沉闷单调，所开课程不但讲解今文经，同时也传授古文经，而且黄老、法律、诗文、乐府、天文、历算、图纬等无所不教，门下弟子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
　　长安及关中私学在教学方法上也不墨守成规，时有创新。当时由于民间私学的经济条件限制，没有像官府太学那样“筑舍万区”的宏大建筑，全国各地前来三辅求学的青年士子却络绎不绝，一个私家教授门下的弟子往往成千上万，自然难以容纳如此众多的门生入室听课，座师也无法一一耳提面命，于是便创造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教学方式，称为次第授学法。私学教授常常将自己的门下弟子按其学识悟性高低或者入门时间先后分级列等，选择一些品学兼优的高足代替自己讲经授业，答难释疑，次相传授，不断光大师门。经学大师马融有门生数千人，自己平常深居内室，“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刚投身到马融门下时，竟然三年无缘一见尊师，后来因刻苦好学，在马融门下众弟子考论图纬时一举夺魁，才蒙马融亲自召见，成为得意门生。
　　东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私学繁荣昌盛，极大地推动了关中学术文化的发展。据现代学者研究统计，东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各种学术文化基准参数，不仅没有因京辅地位的失去而有所降低，反而比西汉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以所出书籍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西汉时期关中三辅所出各类书籍总数为52部，东汉仅右扶风一地所出各类书籍即达73部，在全国名列第一，比名列第二的中原地区南阳郡所出书籍总数还多26部；以所出士人为例，东汉时期右扶风一地为45人，在全国各郡中仅比位居第一的南阳郡少了两人，比位居第三的汝南郡多出9人；以所出博士为例，右扶风仅次于中原四郡，名列全国第三；以所出私家教授为例，右扶风一地在东汉时期为12人，不仅超过了西汉时期三辅地区所出私家教授数量之总和，而且在全国仅次于中原的汝南郡，位居第二。这些数据表明，东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仍然保持着区域文化的优势地位，不仅与西汉时期相比没有衰落的迹象，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