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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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资料皆摘引于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黄巾

资料：太平道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感思：黄巾起义之败，因固多也。但其组织形式和发展步绪是很值得可取的，首先区别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它是用宗教形式的精神力量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在组织性和稳定性要强于以往的起义。其次，它先派遣信徒分布于全国各地，建立了相当的民众基础，用宗教的精神力量来控制民众。如果聚于一地起义，起义力量是很集中，强大不少，但是作为起义军，相对于汉室的军事力量来说，仍然远远不及。特别是作为统一的封建政府，极易聚集大军围而歼之，而且农民起义军也缺乏和汉室进行持久战的力量和可能性。而将信徒步于天下的话，再同时举兵，虽然力量分散，但有若星星之火，绵延不绝。如有详尽和完备的战略部署，可以令得汉室无力进行有效统一的讨伐战，兵力调集势必难以周全，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故而黄巾之乱，扰乱天下，十余年而不绝也。唯独张角身死过早，起义军失去了其精神领袖，同时也失去了其有效的组织、领导者和战略规划者，之后黄巾军在汉室军事武装和地主武装的分化围攻下，逐步步入了消亡之路。黄巾者流动性过大，而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虽然其声势浩大，而下盘不稳，粮食军械战马等等供应无定，故其无法定于一地，也就易为地主武装和政府武装各个击破了。黄巾起义的起初与太平天国的颇为类似，以宗教控制信徒，广泛吸纳教众于各地，而后挥兵以起，但失败的原因却是各有不同。（济南人唐固告密于汉室，而令起义准备不足而提前起事，且损失了京畿方面的重要力量，不能乱汉室之根本，毁汉室之庙堂，引京畿之动乱，黄巾一大败因也。）

黄巾军起义后三个主要活动地带：河北冀州【张角】；广阳（郡治蓟）【沙也】；南阳【张曼成】、颍川【波才】、汝南【彭脱】。

以汉室而言，黄巾起义前，虽朝廷昏庸，宦官弄权，灵帝任用十常侍，卖官售爵；而州郡武装力量割据，地方世族力量盘踞郡府，中央集权统治无力。但仍可谓说是保存了“君尊臣忠”的礼式。而在经历了黄巾起义十数年的席卷和冲击，君权进一步的积弱，地方州郡割据形势已成，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也仅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州郡长官可以独自举荐良材，授以官职或引为幕僚，因此许多有野心的州郡长官往往大肆招揽人才，囤积兵力，也铺筑了中央集权的崩溃之路。此时，君主虚有实无，往往成为掌权者的傀儡。从何进为求独揽大权，消灭宦官武装力量，而调凉州董卓入洛，而后何进身死，董卓继而统权，董后而李郭，而后曹操，汉献帝终老一生，不过一辈子的傀儡木偶而已。此与唐安史之乱颇为相似，唐玄宗统治后期，藩镇割据格局初成，待到安禄山范阳出兵，而后中原大乱数十年，皆因中央集权不够稳固，地方州牧，藩镇势力拥兵而自重，不唯君权是从，待到乱世方至，小者割据州郡而望自保，大者盘踞数州而望登九五。而中央权力积弱，既缺乏强有力的军力支持，也缺少战略性人才，因此君权颓弱，王室可衰也。

而以唐安史之乱而言，肃宗为太子时，即对藩镇割据之趋势有所警惕。因此当安氏起兵后，而后玄宗退位，肃宗登基，便治兵于灵武，迅速地稳定了涣散的军心，也及时建立了临时行营，从而为最终平息安史之乱建立了前期必要的准备工作。尔后能效仿勾践，楚昭王般身处逆境而卧薪尝胆，内得李泌的辅佐，而外用郭子仪借回鹘兵平乱，故后方得平安史之乱，尚保唐室一脉。唯此时藩镇割据之势已成，虽后宪宗、宣宗曾有心平定藩乱，集权中央，无奈宦权为患，而君主大多有心无力，故后黄巢起义，天下大乱，而唐亦终为朱梁所灭。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曹操之崛起

资料：曹操，沛国谯人。祖曹腾，中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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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评：曹操之父曹嵩为曹腾之养子。东汉后期的中常侍以贪污弄权，干涉朝政而闻名于世。“党锢之祸”也是东汉后期一个宦官势力与士大夫 清流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和缩影。曹腾虽然身为中常侍，但尚知韬光养晦，收敛声名，曾上书举荐荀爽等名士，与士大夫、清流多有交结，所以曹操在政治基础上不仅拥有宦官集团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轻易的打入士大夫官僚集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个人也是下过一番苦心的，先交结太尉桥玄（“世名知人”），取得了他的赏识，再加上而后辗转相识的汝南许劭的高度评价：“治世之名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引起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关注，因此以后也就轻易地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了。从其参与何进军事集团谋诛“十常侍”及其一系列军事部署便可一窥端倪。但是也应该从中看到曹操本身所具备的才能，“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可以看出，曹操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不论是作为讨伐黄巾军的骑都尉还是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如果光凭借关系，而没有有效的手段，是难以服众，并取得政绩的。

说到曹操，就有必要谈到袁绍此人。袁绍籍汝南汝阳，自高祖父安下，四世三公，家门显赫。其父袁逢也曾位列高官，其族叔袁隗亦为当世之太傅，可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三国志中有云“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袁绍与曹操之间的交情了。袁绍出身士大夫阶层，且是名门望族之后，而曹操不过一宦官之养孙，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此二人之出身可谓天壤之别。然而袁绍其祖曾与宦官袁赦攀过本家，而且加上袁绍能折节下士，因此三国志中提到“太祖少与交焉。”曹操与袁绍自少年时便是相交莫逆，袁绍并不特别排挤和歧视曹操，而后袁绍与曹操也在董卓乱政时能共起兵伐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建立了一种并不明显的盟誓关系，直到争霸中原的官渡之战。而且从曹操的家庭背景出身，也可以发现曹操以及袁绍能够加入“西园八校尉”这支新军建设而后官职扶摇直上的部分原因。

资料： 曹嵩曾出钱一百万，买得太尉一职。而曹识子曹纯，家亦“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曹鼎侄曹洪，其家资雄厚甚过曹嵩，“家兵”有千余之多。

浅评：乱世争雄，除却一定的政治势力，要维持强力的军事集团势力，必须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汉末之时，十常侍弄权，统治混乱。而东汉时官员选拔制度仍然采取州郡长官举荐等传统制度，透明度甚低。而灵帝更开辟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授官方式，就是卖官授印:“灵帝宠用便嬖子弟，转相汲引，卖关内侯直五百万。令长强者贪如豺狼，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也。”当然灵帝的昏庸暂不表过，曹嵩能够出钱一百万买官，其家资势必百万数计。其实商人阶层在汉代已发展壮大，西汉时有邛崃卓氏，而后程郑、宛孔等，都以“富庶”闻名天下。虽然汉室采取压制、钳制商人阶层的无限制扩大，并将其摒弃于统治阶层之外。但是商家势力却从未放弃过进入统治阶层，通过与官僚士大夫的联姻、交往，通过汉末时期的政治混乱，却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目的。特别是处于战乱时期，由于兵器、粮食、马匹等流通频繁，商人势力如想垄断其中一些暴利行业，势必需要依附于这些州郡割据势力之下。曹氏家族多为富殷之家，可以猜想其一定与商人阶层多有往来，甚至可能有从事一定的商业买卖，得获巨利。因此在曹操起兵讨董时，得到了商人阶层的大力支持，陈留孝廉卫兹便出资助曹，而黄巾起义时，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也曾出资助刘备起兵。商人之所以支持地主武装，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迅速平息黄巾起义，以恢复正常的商业买卖往来，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进入统治阶层，能有一席之地。

资料：曹操初起时，并无割据地盘，故其部队给养上不得不仰仗陈留太守张邈接济，在其军事行动上也受到张邈的一定节制。
曹操攻徐州时，陈留太守陈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鄄城、范、东郡为曹军所占，且鄄城中“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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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评：曹操堪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且好读书，倡节俭，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知人善用。但是其为人好猜忌，性格反复。因其父曹嵩路过徐州，为陶谦所派护送曹嵩的部将张闿所劫杀，而勃然大怒，兴兵攻打徐州，屠杀徐州无辜人民数十万；官渡之战时，也曾坑杀袁绍降兵数万人。曹操还定下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实在是过而甚也。另外在对待汉帝的态度和做法上，也可谓引人垢而不耻。杀董贵人、废伏后，都是“直入宫廷，持刃以胁帝”。虽然曹操是“胁天子以令诸侯”，但如此不顾君臣之义，持刃犯上，难得曹操还以文王自居，不肯与有生之年代汉而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而且曹操好猜忌，孔融、祢衡、杨修都不为其容，“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这是陈琳所作的《伐曹操檄》中的部分片断）。

张邈、陈宫皆为兖州士族，而边让是陈留人，自然边让被杀会令兖州士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另外张邈本为曹操名义上的上官，但现在却反居其下，是故反乱之意早起，逆反之心长在。嘱眼古今，如是后来居上者多矣，而能自知而守成者实为少也。而且曹操伐徐州，几兴全国之兵，国内空虚，这点从战略上来说，是极为失策的，再加上张邈、陈宫本身是兖州土人，多与其郡守军曹，地主豪强相结纳，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是故其“振臂一呼而百应”，一时间夺曹军之气，处于了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但曹军留守的荀彧毕竟是个很有政治和军事才干的能吏，先调夏侯惇由东郡返鄄城，斩“通邈、宫者军吏”十数人，先安定军心，断其内应，闭关坚守以待援军；而后遣人赴范、东郡，鼓励两郡军民坚守。吕布虽屯重兵以围鄄城，但连年战乱，人民流失，土地荒芜，粮草不济，再加上吕布如兖州时日不多，割据地盘尚不稳固，重军力而忽内政，内部矛盾尖锐，且时有曹军反扑。加上吕布刚愎自用，不识忠言，故空得绝世武勇，终为曹军所败，退归徐州。如徐州陶谦能乘曹操回兵攻吕布之时，连淮南袁术、刘备等引兵配合吕布合围曹军，或可歼灭曹操势力。淮南袁术为人贪诈寡义，且与其从兄袁绍不和，若厚币以结之，或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