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团如何夺取最高政治权力

三国文化博览

　　民国初年的政治妥协</p>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一年，这一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终于结束了它的统治。大清亡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似乎有些晚，但同时也让所有人感到措手不及。
　　革命派还未做好“迎接”它灭亡的准备，这是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革命：武昌城的一声巨响，迅速在中国南方引发遍地烽烟。革命者的领袖孙中山此时还在国外为下一次起义的准备而奔走，国内一片乱象，武昌群龙无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旧军官代表黎元洪被推上了“首义元勋”的宝座。
　　清政府自己也在积极挽救自己的命运，却没想到原本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北洋新军倒打一耙，自元朝以来的八百年，武人集团第一次挣脱了体制的束缚，打破了军事与政治的界限，继承了清朝残余的也是最精华的军事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莅临民国政坛，成为民国初期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立宪派面对剧变，因选择的不同产生了分裂。有的放弃了其“君主立宪”的立场，转而转向一种较为稳健保守的姿态参与进民初之后的政治活动，逐步实现了与革命派的合流，一起以法律为武器，以实现议会政治为目标，用宪法制约军阀的势力。也有的与军阀势力合作，但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
　　清朝的确是命数已尽，它的灭亡，成为国内各个政治集团共同的政治诉求，革命派、立宪派与北洋集团携手共进，武昌起义后不到5个月，1912年2月12日，旧制度的总代表——皇帝下诏逊位，之后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主政新政权、定都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也迁往北京，五色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象征着由五族构成的中国国民的主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革命派革命了若干年，结果却是旧政府的官僚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是现在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也是传统历史叙事有关民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基本观点。
　　这个历史结论预设了两个主观条件：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居心叵测、十分狡猾；二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涉世未深”、在政治斗争中显得极为幼稚，于是北洋集团利用了革命党人的幼稚，连哄带骗地夺取了最高政治权力。
　　仔细推敲这个预设条件就能发现其结论的幼稚。这个观点首先预设了北洋集团的“恶”，以此为出发点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证明它的“恶”，其对立面是“善”的，显得天真可爱。而事实呢？如果一个政治集团连续发动十余次革命失败，丧失一代青年精华，仍然幼稚可笑的话，就难以理解什么是政治成熟了。
　　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人俱是当世人杰，难道袁世凯真的大智近妖，能让孙中山等人降低智商而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真实一面的角度去理解，也许更合情理。
　　革命派的妥协与算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创立民国，中原十二省纷纷宣布独立。12月，十七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不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不是内阁制，而是总统制，因此并未设内阁总理，内阁参谋总长由黄兴兼任，负责一切军事事务。而此时位于北京的北方政府则以袁世凯为首，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我们分别对当时对立的双方——北洋集团和革命派进行分析。前文提到过，革命党人对于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这种不充足的准备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革命派主观上的思想准备不足。当时的革命领导人根本没有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等到孙中山等人反应过来并积极作为的时候，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清朝已经大厦将倾了。
　　其二，革命派客观上的物质力量不足。这一点是根本性因素，革命派的政治力量主要分布于南方，在北方力量较弱，而且整体军事力量不强，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南方政府成立后，面对北方手握大量精锐部队的袁世凯以及依然存在的清政府，革命派拳头不硬腰杆自然挺不起来。
　　打又打不过，更何况当时的革命派并不想打，而是想和平建国，逐步实现议会政治，但这一点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又做不到，所以他们寻找联合，寻求机遇，和平推翻清政府，并热忱地投入政党政治的世界之中，为了这个目标，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必须有所妥协。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便自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因此革命派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行办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并不是幼稚的，而是成熟的。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三国文化博览

　　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也许有人说，弱者向强者寻求妥协，这不是“羊入虎口”嘛！按照后来的历史轨迹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历史如果只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得出的结果往往是片面的，革命派最后是失败了，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弄清楚革命派做过哪些努力，最后因何而失败。
　　革命派并不是待宰的“羔羊”，对于和北洋集团的合作自然有所防备，中华民国是共和政权，从法理上来讲共和国政府的权利来自于宪法，政府首脑必须通过形式上自下而上的选举（代议制或直选）来获得其权力。因此革命派积极地在新政体的成立过程中，获取政权更迭的法统主导权，于是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革命派精心构建的制度武器，也体现出了革命派当时的斗争思路。在当时的革命派领导人看来，无论是主张“总统制”的孙中山还是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都认为与北方政府“武斗”胜算不大，因此采取“文斗”的方式，即用法律手段限制总统权力，实现议会政治，架空北洋集团的实权。
　　一开始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1912年3月8日新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约法”仿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使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
　　这就是当时革命派的算计，他们不是“羊入虎口”，而是在玩“狐假虎威”的把戏，期望在《临时约法》等法律体系的前提之下，将北洋军阀这头实力巨兽捆住。这种思潮在当时的革命派中占据主流，其代表人物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和他的同仁相信，通过“议会——责任内阁制”，能够解决国家分裂对抗、排除强人政治；通过政党政治，能够实现政权和平更替，实现政治的螺旋上升。
　　惰性军政集团的崛起
　　革命派这么做正中北洋集团的软肋，因为北洋集团是自辛亥革命后一个由军事集团逐步转型的政治集团，即便是其首脑袁世凯，对民主政治也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基于利益需求渴望攫取尽可能多的政治权力。
　　因此袁世凯接受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任命，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同时认可了南京政府所确立的法统，不得不受南方法统的制约，这也就成为革命派继续斗争的砝码。
　　关于军阀集团的崛起，张晓波先生在其著作《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1]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惰性军政集团”，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北洋集团的本质。我称其为“不擅”政治，我所说的“不擅”，不是说北洋集团不精通政治手段，而是整个集团从上到下缺乏大政治家的气魄，对于自己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基于现实的利益，是一个彻彻底底地以物质利益维系的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变革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在中国政坛上，它的主动性只是体现在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惰性”在辛亥革命中充分体现，当北洋集团作为国家权力（北方）操控者进入南北和谈之际，它既可以赞成立宪君主制，也可以依附于共和制。它既可以为清廷护航，也可以与革命党谈判，甚至还可以拿清廷以要挟革命党，拿革命党以挟制清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该集团或该集团领导人的权位利益。
　　用张晓波先生的话来说，无论君宪与共和，都不过是遮蔽北洋集团利益诉求的政治新衣。它在政治上是彻头彻尾的骑墙派，对于北洋军事集团来说，袁世凯在辛亥年能获得多大的个人权位，整个集团的其他人的政治权力与其直接相关。[2]因此北洋集团在与革命派的谈判中，对于新成立政权法统的解释权毫无兴趣，只要能保障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无所谓这个总统的位置是南方政府议会任命的。
　　这就是辛亥革命后北洋集团与革命派达成的政治合意，北洋集团操纵实权，革命派掌握法统。北洋集团以为得到实权就能压制革命派，革命派却寄希望于利用法统的制高点，逐步实现议会政治，通过选举将不熟悉“议会政治”的北洋集团边缘化，实现夺取政治领导权的目的。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对立的，但在辛亥之后达成缓和的政治合意，因此中国并未像一战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那样，在“走向共和”的同时也走向了解体，而是大致保持了清朝的疆域与人口，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政权的更迭。
　　这个过程，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教授在其著作《旧邦新造：1911-1917》中称其为“大妥协”[3]，正如章永乐教授在其书中所说的，这一次妥协，已经酝酿着此后分裂的祸根。
　　“大妥协”的结果可以理解为北洋集团夺取了实权，也就是国家行政权；革命派为下一步夺取实权营造了法理与道义上的条件，也在事实上掌握了立法权。其实两者的目的并没有区别，都是为了争夺政治领导权，因此在第一步妥协之后，革命党人要实现其政治蓝图，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冲突。革命者与北洋集团达成的妥协，这个过程是曲折的，而且站在革命派对立面的，不仅仅只是北洋集团。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段坎坷之路。
　　[1]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光明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35-150页。
　　[2]同上，第138页。
　　[3]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