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第一大郡荆州的乱世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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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覆巢之下的完卵
　　公元184年，在黄巾军席卷全国的浪潮下，荆州也受到了波及。张角揭竿而起的第二个月，渠帅张曼成就攻杀了南郡太守褚贡。不过两个月以后，新任南阳太守秦颉就打败了张曼成，将其处死，之后朱儁挟汝南得胜之师前来增援，横扫了南阳的黄巾军残党，总算没有让黄巾军突破了荆州北大门。不过，汉朝第一大郡，也是最富庶的一个郡，损失惨重，似乎也在预示着汉朝的衰落。
　　黄巾之乱如同一个信号，汉王朝自此急速衰落，宫廷政变层出不穷，朝廷显得软弱不堪，而在荆州也同样出现了具体的表现。三年后，江夏一个叫赵慈的小兵发动叛乱，居然杀死了在黄巾之乱中表现很好的那个南阳太守秦颉。很难想象，一个小兵是如何做到的。注意，他不是搞暗杀，而是掀起了一次叛乱，以至于迫使荆州刺史王敏亲自出兵讨伐。赵慈虽然最终兵败被杀，但荆州的叛乱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年，零陵人观鹄（音“胡”）又造反，自称“平天将军”，而长沙的欧星以及零陵和桂阳的周朝、郭石等人也都先后掀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叛，这一次，新上任的荆州刺史王睿率领长沙太守孙坚解决了问题。在这一系列叛乱中，荆州充分见证了汉朝的每况愈下。值得一提的是，孙坚在平叛后还收到了时任庐江太守的陆康求救信，陆康的侄子担任宜春县令，也遭到了乱贼的围攻，陆康请求孙坚给予帮助。宜春县不在荆州，而位于扬州的豫章郡，其实处在扬州和荆州的交界，距离长沙并不远，但无论如何这都属于越界。孙坚不顾旁人劝阻，率兵帮助陆康的侄子解决了困难，这可能是孙家与陆家的首次接触，这对宿命的家族在其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猜想，孙坚的这个举动固然为自己及自己的后代立足江东埋了伏笔，却一定不得王睿喜欢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极有可能在这里出现了裂痕。
　　此后，汉灵帝驾崩，少帝即位，何进掌权，但朝廷在经历了一翻巨变之后被董卓掌握了权柄，他的暴力统治引来了各地豪族和名士的不满，招致几乎全天下的讨伐声，荆州此时王睿也做了响应，只是没想到先乱套的却是荆州自己。
　　王睿不知为何与武陵太守曹寅交恶，声称出兵北上前要先杀掉曹寅。惊恐之下，曹寅作假写了一份光禄大夫温毅的书信交给孙坚，骗孙坚说王睿有罪，要将其逮捕处死。孙坚是个粗人，之前讨伐叛乱的时候就跟王睿出现了矛盾，所以曹寅作假的书信其实并不重要，只是个借口而已。于是孙坚率兵围住王睿，派人假称赏赐太少，士兵不满，要求王睿发奖金。王睿不知孙坚也来了，倒很老实，打开府库让士兵自行进库去看，意图告诉众人府库中也没钱。孙坚半路杀出，直接就要行刑，甚至连那个瞎编的罪名都懒得说了，迫使王睿最终吞金而死。
　　但荆州勤王部队的闹剧还没结束，孙坚继续北上到达南阳。东汉末年，南阳的故事总是很多，这个时候南阳郡的鲁阳县驻扎着一个官场上红得发紫的“大明星”——袁家嫡长子袁术。袁术是在哥哥袁绍得罪董卓以后逃出京城洛阳的，这个时候袁术名头虽响，实力却并不强，尽管他的军衔是担任后将军，已经是关东诸侯中的最高军职，却很有些光杆司令的感觉。于是他不失时机的走形式，举荐孙坚担任了代理中郎将，忙不迭的抛媚眼，原因很简单，这个时候孙坚的部队已经有好几万人，正是袁术可以依靠的好帮手。
　　此时担任南阳太守的是张咨，是个名士。孙坚杀掉王睿显然是把张咨吓怕了，所以他躲着不见孙坚。眼见数万大军每日耗粮无数，加之担心北上时身后出状况，于是孙坚又准备把张咨也做掉，他摆了个鸿门宴，装出友好的态度请张咨吃饭，席间找个茬把张咨砍了。
　　荆州失去最高行政长官，北大门南阳郡和江南的武陵郡群龙无首，长沙郡的新任太守苏代自立门户起兵作乱，荆州几乎成了“无政府状态”。这成了董卓的机会，或许是出于限制袁术及孙坚的考虑，他任命皇室宗亲刘表为荆州牧。
　　刘表师承于担任过三公的东汉著名学究王畅，而王畅早年也担任过南阳太守，所以派刘表去荆州，可以借助他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很快搞定荆州，从而对袁术形成牵制，董卓这步棋走的很精明。
　　袁术自然不会轻易放刘表去前去赴任，他与孙坚合兵鲁阳，阻断了入荆的道路。
　　刘表给人的印象是文弱儒雅，但是别忘了，他曾经作为朝廷重点通缉犯而亡命天涯，可不是白给的料。为了拿下荆州，刘表一个人骑马越过南阳郡，到达襄阳南边的宜城，在这里约见了荆州两个极具影响力的豪门蒯家和蔡家，向他们询问解开难题的办法。蒯家和蔡家为何不支持关东联军，反而与刘表勾勾搭搭呢？我猜想，这其中德高望重的王畅或许起了不少作用。
　　王畅这个人稍微提一下。他是与李膺其名的党人领袖，与弟子刘表共同名列“八骏”，曾四度征拜尚书令，在任职南阳太守期间政绩斐然。之前提过，南阳郡在东汉末年是很特殊的，发生过很多事情，是汉朝第一大郡。为什么特殊呢？因为它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所以，这个地方的皇亲国戚特别多，以至于贵戚们依仗权势横行乡里，而当地人是敢怒不敢言的。王畅到任后进行了大力整顿，不管什么身份，只要犯法一律从严，甚至在大赦天下之后仍然揪着那些贵戚们不放，也从而使得南阳郡一改不正之风，王畅本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极度拥护和爱戴，尽管这其中肯定包括平民百姓，但受益最多的却无疑是当地士人。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王畅的得意门生刘表来到宜城后，他应该受到了众人的一致推崇，蒯家和蔡家恐怕更多是念着王畅的好，也就爱屋及乌的全力帮助刘表解决难题了。这件事，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刘表出面才做得到，董卓的选择实在很高明。
　　蒯家和蔡家清晰的为刘表分析了形势：荆州各地宗贼林立，乱党无数，又有袁术牵制，看上去是相当不乐观的。但可以庆幸的是，宗贼们都是目光短浅的贪财之辈，可以由蒯家出面以利益诱使他们聚集一处，谎称商量事情。而刘表则趁机处死他们的首脑，收编他们的部队，苏代等人没有头脑，也可以轻松搞定，这样的话以襄阳和江陵为基础，袁术那边根本构不成威胁了。
　　刘表依计而行，果然奏效，大部分以和平方式顺利搞定荆州各郡，更联合袁绍对袁术实行牵制，在袁绍、袁术两大阵营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关东联军瓦解之后，袁术试图派遣孙坚干掉刘表，却兵败砚山，孙坚丧命，袁术实力大损，又在与曹操的匡亭之战中大败亏输，一路溃逃至扬州，让出了南阳地盘。至此，荆州全境得到“统一”，在刘表其后近十年的修生养息政策下，荆州实力全面恢复，成了汉末乱世中一片人人向往的乐土。
　　覆巢之下，竟有完卵，不禁让人啧啧称奇。然而，当其他鸡蛋都被打碎的时候，人们能够垂涎的也就只剩下荆州了，在欣喜的同时，人们发现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不约而同的盯上了这个世外桃源。
　　第一部分简单写写，不是重点，主要想写中后期的故事，从刘备到来以后，荆州变得更复杂了，加上曹操和孙权的参与，荆州真的太有话题，不得不说。其中的你来我往、人情冷端、尔虞我诈都是看点。
　　荆州在三国时代占据着大量篇幅，魅力无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让人觉得很有点五味杂陈。
　　恐怕无论是谁，一提到荆州两个字肯定都有很多话想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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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强大背后的底蕴
　　刘表是典型的保守派，这并非因为他是皇族，而是他在荆州的统治模式几乎完全照搬东汉，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东汉的几大特点：外戚掌权、士族崛起、太监乱政。
　　在荆州，蔡家和蒯家扮演了外戚的角色，大权在握，风光一时。而士族方面，荆州的各种名士、豪门如天上繁星。蒯家和蔡家自不必说，像刘表的老师王畅孙子王粲，也谋求了一官半职。武陵太守金旋更加根红苗正，他祖上是曾经救过汉武帝一命的匈奴王子金日磾，是汉武帝托孤四人中的一个。另外，根据某些姓氏族谱上未经证实的记载及无责任YY，镇守江夏的大将黄祖可能是东汉名臣，江夏黄香的族人（黄香是二十四孝的主角之一）。另一位驻守北境的重将文聘，则是宛城豪族文家的一员。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无法一一例举。
　　刘表不是皇帝，自然没有太监乱政一说。实际上即便刘表真的做了皇帝，他也不可能让太监有什么发挥舞台。众所周知，刘表是著名党人，而太监是党人的死敌，刘表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敌人掌握政权呢？在荆州，刘表极力推崇党人，大批清流派名士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其空前的盛况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与此前“党锢之祸”时期的压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荆州是名士们的嘉年华和欢乐谷。
　　荆州的名士如浩瀚海洋，无法具体全部列出，但其中有个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不得不好好说一说，那就是前期以庞德公、司马徽等人为首的、后期以羊祜等人为代表的“襄阳学宫”。
　　“岘山学宫”这个名字是逃逃自己取的。因为这个名士圈子喜欢在岘山研究学术问题，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很有几分相像，不同之处在于稷下学宫是当年齐国的官办学府，而岘山学宫是楚地的民间组织。
　　岘山位于襄阳城南，分为上、中、下三岘，分别叫做万山、紫盖山、岘首山，统称为“三岘”。中国有很多山都叫岘山，但惟独襄阳的岘山是文化名山，也是最正宗的岘山，后代很多文人墨客对此地都极其向往，做了大量与之有关的诗词歌赋，其中以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最多，他的《与诸子登岘山》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其实孟浩然对岘山的感情如此深厚不无缘由，因为他本身就出自“鹿门山学院”。
　　鹿门山也是襄阳城南的一座文化名山，与岘山隔着汉水相映成辉。东汉末年，由于著名学士领袖庞德公后来迁居于此，因此荆州的文化重地逐渐迁移到鹿门山，魏晋之后鹿门山便成为又一个文化名山，后世更将其称为“圣山”，这是后话了。
　　也由此可见，庞德公在荆州的影响力之深远，岘山之所以在汉末时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便是由于庞德公隐居在岘山之南。根据史料记载，此时岘山学宫的人以庞德公和司马徽为领袖，经常在岘山研究各种经史子集，开文化Party，那种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禁让人陶醉。
　　据逃逃的不完全统计，岘山学宫的成员主要包括：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庞山民、庞统、诸葛亮、徐庶、崔州平、石韬、孟建、尹默、向朗、韩嵩。
　　名士们都是喜欢互相吹捧的，刘表自己是一个大名士，当然也喜欢同为学术领袖的庞德公，于是他意图把庞德公招致麾下，曾经亲自到岘山去见庞德公，与他促膝长谈。不过刘表并没能感动庞德公，他先用大义去说服对方，认为保全自己不如去保全整个国家，因此应该出仕，但庞德公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只想保全自己的小家，别无他求。之后刘表又试图用高官厚禄吸引庞德公，对他说：“你不出仕，又有什么东西能够留给后代呢？”然而庞德公显然把钱财看的很淡，他说：“世人把危险留给后人，唯独我是想把安全留给后人。大家所看重的东西不同而已。”
　　其实在这件事里，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荆州文化如何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中国文化在经历着怎样的变革。大家熟知的，汉朝以儒学为宗，而儒家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读书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官的。然而汉末乱世打破了诸多条条框框，儒学地位遭到挑战，以曹操、诸葛亮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兴起，其他各派学说也都在挑战儒家的权威。荆州是当时全国文化中心，而岘山学宫又是荆州文化的重要代表，庞德公作为岘山学宫的领头人，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的倾向，儒家思想不再根深蒂固，人们会不遵循儒家理念做事，如庞德公坚决不出仕。他的这个观点，在魏晋时期引领了一个新的潮流，并在“竹林七贤”等众多新时代清流派的主张下得以发展和延伸，为魏晋风流的传承做出了极大贡献。
　　尽管庞德公乐得逍遥自在，但岘山学宫并不排斥刘表，大家是同行，觉悟没有庞德公那么高的人们还是时刻为当官做好准备。这其中，韩嵩、向朗都成为刘表的属下。
　　岘山学宫对刘表集团的态度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欲语还休。
　　造成这种若即若离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荆州名士的很大一部分人自北方逃亡而来，他们的根在北方。如崔州平，他的父亲崔烈“名重于北州”，担任过廷尉。这个人在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一书中提到了，或许有人还记得，因为崔烈觉得自己家里该出个三公，想花钱买个官，但是由于自己两袖清风，家无余财，所以只好走后门找到汉灵帝的小老婆程夫人，用五折的价钱买到了司徒一职。但后来汉灵帝和程夫人在朝堂上说走了嘴，结果崔烈靠女人买官成了一个笑话。崔烈的另一个儿子崔均是袁绍的幕僚，力劝袁绍**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结果导致父亲崔烈被董卓用大锁链绑起来扔进了监狱。董卓死后崔烈被释放，重新担任了官职，可惜后来李傕、郭汜在曹阳打败献帝部队的时候，崔烈以及很多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死于非命。
　　另外，徐庶、石韬、孟建都是颍川人，诸葛亮则是琅邪人，他们在荆州都没有根基。因此石韬和孟建后来都入魏做官，贵达一时，连徐庶都选择曹魏。只有诸葛亮由于已经“家破人亡”，北方的家对他来说已不那么重要，因此他没有选择回到中原。由此可见，岘山学宫中的很多人，其实是念念不忘故土，怎肯轻易为刘表效力，死心塌地的扎根于荆州呢？要知道，在古代，家族观念极重，一个人要发展就离不开家族这个平台。
　　不过这个情况后来有了新的变化，因为荆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的到来让荆州的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一时间，风起云涌、风云际会，很多人念念不忘的、看似强大的曹魏竟在此人的谋划之下遭到了沉痛打击，岘山学宫的名士们在踌躇和彷徨中不知所措，到底该选择回到中原、回到家族，还是应该跟着眼前这个人重新开始？这个选择是艰难的，因为无论你把注投在哪一边，都有输的可能。
　　这个不速之客的名字大家当然早就猜到了——刘备，刘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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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蛟龙入海的枭雄
　　尽管此前刘备的实力一直很弱，但他的名声却几乎遍布中国。除了他老师卢植的名人效应外，刘备本人也确实与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群打过交道，足迹遍布中原，从最北边的幽州到东边的青州、徐州，到京师洛阳、许昌，到中原腹地的兖州、豫州。重要的是，刘备每到一处，基本都能获得当地各种势力的支持，这对于出身卑微、实力不强的刘备来说，确实显得不太符合逻辑。他固然具备很高的人格魅力，但我猜想，投靠袁绍的举动让他得到了极多帮助，不能否认的是有些情况下人们主动亲近刘备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看袁绍的面子。
　　在荆州，这样的情况也大相径庭，名士们首先敬重卢植，因此敬重刘备，之后肯定刘备的魅力，因此大都折服，最后是看袁绍的面子，才予以接纳。这三方面是构成刘备初到荆州就备受追捧的主要因素。
　　卢植这个因素不用多说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而说到刘备的人格魅力，首先有必要说一下“士”。中国古代的“士”有很多种，武士也是其一，“士”代表一个身份或者叫社会地位，相当于游戏中的级别，这个级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是特别高的，仅仅比平民高一等，基本属于中下层。“士”和“大夫”后来混同，没什么区别，而这个阶层的人受到汉朝独尊儒术的影响，大都有一种忠君爱国的情结。前面提到过，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因此以读书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士大夫们最终目标都是做官。做官其实是为国家服务，于是那些以国家为重的的士大夫又被称为“国士”，国士们最终目标是什么呢？范仲淹总结的很精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论士大夫是否完全遵照这个准则去做的，至少他们都这样标榜自己。虽然汉末时期儒家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但毕竟它还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学说，玄学此时尚处萌芽阶段，还没有对儒学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因此，大部分荆州的名士们还在梦想着做官，做国士。而刘备的言行正是他们的榜样。
　　关于刘备批评许汜的那个故事现在普及很广了，许汜说徐州的陈登不懂待客之礼，他自己在楼上大床去睡，让许汜睡在楼下小床。刘备气愤的说：“国家处于危难，等着像你这样号称名士的人伸出援手，你却只顾自己是否睡的舒服！要是碰上我刘备这样的小人，恨不得自己睡在百尺高楼，把你晾在地上！还分什么大床小床！”这里面就表现出刘备极强的忧国情怀，也正是名士们所看重的。
　　在当时，诸侯林立，遍地狼烟。汉朝已经走在灭亡的边缘，人们心里都是拼命为自己盘算，如何能在乱世中不被吃掉，生存问题成了首位，对汉朝尽忠则逐渐边缘化。在这种社会普遍失去忠诚度的环境中，刘备一直保持着对汉朝的高度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士们的青睐。与此同时，刘备还拥有进取心，这是他与刘表不同的地方。刘表对汉室也很忠诚，但不知他是否受了庞德公等人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志向，这似乎也让荆州名士们打回故乡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
　　综上所述，刘备一到荆州，很快获得了当地士人的接纳，尤其以长沙为最。长沙太守吴巨是刘备的老相识，也是刘表的老朋友，猜测他们可能是当年在洛阳的时候有过接触。吴姓是长沙大姓，刘备初入荆州就跑到长沙看望了吴巨，而当地另一个大姓刘家的人也出面了，并把家里一个外甥送给刘备做了养子，也就是刘封。当时的场面有多隆重应该不难想象。
　　此外，岘山学宫的徐庶也刘备效力，司马徽与刘备的关系也很亲密。
　　正因为刘备在荆州把关系网铺的很开很快，所以刘表自然而然就感受到了压力，开始暗中提防和控制刘备。比如吴巨后来被调任苍梧太守，具体原因没有记载，但我猜测可能与刘备有一定关系，吴巨被调走，相当于刘备在长沙的影响力下降。后来江东也意图争夺交趾郡，吴巨死于双方冲突，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说起刘备在荆州的如鱼得水，当然必须要说到一代名相诸葛亮。
　　诸葛亮是岘山学宫的高材生，关于他的出山有很多争议，也有许多谜团。最简单的，《魏略》和《三国志》上对于诸葛亮出山的记载截然相反，《魏略》说诸葛亮是毛遂自荐，而《三国志》记载是刘备三顾茅庐，到底真相是什么？
　　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即诸葛亮并非在赤壁之战前27岁时才出山，具体他是什么时间开始辅佐刘备的尚无准确记载或定论，不过肯定在徐庶为刘备效力之后。而《魏略》的记载则有一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当时曹操刚刚平定河北，即公元207年白狼山之战后。但《魏略》之后记载是诸葛亮知道曹操下一步会打荆州的主意，所以主动去新野见刘备做毛遂自荐。不过刘备跟诸葛亮不熟，看诸葛亮年纪又轻，所以没在意，只是当做一般客人接待。众人走后刘备一个人扎牦牛尾，只有诸葛亮一个人留下，找话题跟刘备长谈了一次，终于打动刘备。
　　易中天教授说，其实《魏略》和《三国志》的记载不冲突，可以是诸葛亮先去毛遂自荐，但刘备没当回事，后来听很多人都说诸葛亮有大才，所以又去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尚可商榷。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说了“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所以，诸葛亮出山肯定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请的，这个没有争议。但他这个说法很可能有自谦成分，不能说明之前他们就没见过。
　　如果诸葛亮和刘备之前见过，那么刘备有可能对他不太搭理，甚至把诸葛亮晒在一边，自己闷头扎牦牛尾吗？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一因为刘备重礼，不会如此不懂待客之道；第二因为诸葛亮身份太复杂，刘备不可能对他不搭理。
　　刘备屈己待人是世所公认的，当年在平原时，刘备的待客之道居然让意图刺杀他的刺客深受感动，放弃刺杀计划。由此可见，刘备对上门拜访的客人是一律以诚相待，连仇恨他的刺客都被感动，那么前来倾心相交的友人肯定受到极大礼遇，不会发生刘备把客人晾在一边的事情。
　　另外，诸葛亮复杂的身份会让刘备对他另眼相看。诸葛亮受到司马徽赏识，更被庞德公称为“卧龙”，徐庶也向刘备大力举荐，因此他在“岘山学宫”的地位相当高。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与荆州统治阶层的关系错综复杂，他的大姐嫁进了荆州豪族之一的蒯家，二姐是“岘山学宫”领袖庞德公的儿媳妇，诸葛亮自己则娶了黄承彦的女儿，而黄承彦又是刘表的连襟，又是荆州士人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因此刘备即便不看黄承彦的面子，也要看“岘山学宫”的面子，不看岘山学宫的面子，也要看蒯家的面子，甚至还要看刘表的面子……
　　如此多的面子，刘备怎么可能一一无视。就看诸葛亮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他上门拜访，刘备必定不会爱答不理，所以《魏略》记载相当可疑。
　　但是，如果说刘备去三顾茅庐直接意图请诸葛亮出山，似乎也是不合常理的事情。还是因为诸葛亮的身份背景太复杂，刘备需要有顾虑。
　　诸葛亮跟刘表有姻亲关系，有事蒯家的小舅子，他与荆州统治层过从太密，而刘表对刘备是会暗中提防的，这点刘备自己肯定清楚。所以，如果刘备大大咧咧的一上来就跟诸葛亮和盘托出自己称王称霸的志向和计划，那么一旦诸葛亮告密，刘备在荆州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很可能遭到刘表的破坏，这个风险极高。
　　因此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刘备和诸葛亮之前应该有过一段时间接触，甚至并非一两次，而是通过岘山学宫这个平台有长期的交往，从而使他们之间有一个由陌生逐渐到熟悉、从不信任到信任的递进过程。
　　从这方面看，《魏略》的记载就不是完全没有可信之处，可能诸葛亮确实北上去见了刘备，刘备热情迎接，双方相处十分融洽，但只是当做朋友相处，并没确定主从关系。经过长达数月甚至几年的接触，刘备逐渐了解到诸葛亮的想法，于是才发生二人在三顾茅庐时的倾心交谈。还有句题外话，诸葛亮是徐州琅琊人，刘备在徐州的人脉基础既深且广，当年刘备在徐州的时候肯定清楚的知道当地这个豪族诸葛家，甚至还可能见过诸葛玄，没准还听说过诸葛家有个男孩叫做诸葛亮。诸葛亮最终决定出山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呢？
　　以上只是猜测和推断，不是史实。正确的史学态度还应该以史书上不存争议的记载为准，即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而《魏略》的记载存疑。我的推断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增添更多话题而已。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一大批荆州士人倾向刘备，这让刘备实力大增。而此时对荆州迫不及待下手的还有江东孙权。当年孙坚杀了王睿，杀了张咨，自己后来却在岘山学宫的大门口遭到伏击身亡，这给了江东孙家足够的借口来荆州分一杯羹。不过当年孙坚连杀两个在荆州人缘不错的长官，可能给孙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孙策和孙权两代执政者对荆州的征伐，虽然多次都以军事获胜，但却都不选择占据土地。
　　孙家需要时间去缓解与荆州的紧张关系，他们需要荆州各阶层的人接纳自己，而不紧紧取得军事上的表面胜利。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了，曹操在用7年时间彻底平定袁氏余党后，决定发动对荆州的战争，精明的曹操不想给孙家太多时间，更不想给刘备更多时间，尽管他的大军在近10年时间内疲于迎战，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但刘备和孙权对荆州的蚕食迫使曹操匆忙开战。
　　这一次，荆州士人们终于看到了重返故土的希望，于是在刘表病亡之后，荆州响起了一片投降的声音，一场实力几乎相当的决战，竟在士人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变成了和平演变。
　　曹、孙、刘第一次互相之间的争夺，在荆州上演，而他们对荆州的控制程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整个中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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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犬牙交错的棋局
　　刘表去世后的荆州混乱异常，各种势力处于彷徨与不安，犹豫着选择新主人。在曹、孙、刘三股新来势力中，曹操和刘备在人心上平分秋色，而孙权由于屠过江夏，因此比较受排斥，是处于劣势的。而在军事层面上，曹操显然无法比肩；江东经过六年多的发展也具备了一定实力；刘备因为一直受到刘表的限制，所以军事实力最弱。
　　从统治角度上来说，军事实力虽是基础，但人心是长远发展的基石。正因如此，在各地都有大批支持者的刘备一直都遭到曹操的“特殊照顾”，曹操发动南征后也把刘备作为头号敌人，意图将其彻底消灭，清除自己站稳荆州的最大威胁，可惜他没能达成这个目标，尽管刘备一路溃逃狼狈不堪，曹操毕竟让他跑到了夏口，这下形势就不一样了，因为孙权在这里。
　　刘备在荆州虽有拥趸，但军事实力不济。孙权虽有一定实力，但在荆州不得人心。而曹操军事实力强大，又有很多当地士人支持。两弱对一强，不用想的，两弱必然联合。荆州就是其后整个中国的缩影。
　　这个问题在曹操那里成了争论的话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有自己的说法。两弱对一强的形势简单明了，可是曹操内部显然是过于轻敌了，大多数人认为孙权会迫于压力而帮曹操杀了刘备。仅有有两位重臣明确表达过反对继续开战的意见，程昱、贾诩。
　　程昱认为，孙权和刘备自己肯定都无法抵抗，必然联合，所以继续打下去有风险。
　　贾诩认为，曹操刚得荆州，应该先实行安抚以得民心，对各种不服从自己的势力进行和平演变，可以省掉军事行动。
　　程昱是很精明的，就当时形势来看，如果曹操选择不继续给两弱施加威胁，孙权和刘备真的有可能互掐起来。因为孙权与曹操有姻亲，关系还一直算比较不错，至少比跟刘备的关系好。在曹操无法撼动的前提下，江东很有可能先消灭刘备以扩大自己在荆州的利益，之后再想办法与曹操抗衡。那样的话，刘备真的岌岌可危了。
　　贾诩则在另一个层面提出拿下荆州的建议。由于刘备在荆州有很多支持者，所以放任刘备就相当于给自己留下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采取军事行动又有可能促成孙刘联合，那么只好采取“文火炖东西”的办法，用和平演变的方式瓦解刘备军心和人心，让其自己从内部崩溃，如同刘琮投降一样，毕竟荆州士人有着巨大的回归中原的愿望。
　　但令人遗憾的是，曹操没有听进去这两个相当有水平的建议，他匆忙决定开战，于是事情就理所当然的走向了两弱联合对一强。曹军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水战经验，加之连年作战疲惫不堪，过于骄傲轻视敌人，这些主观上不利因素碰上大规模瘟疫的客观不利条件，赤壁之战的结果其实不难预料，至少周瑜在战前分析的曹军必败理由几乎全部命中。
　　如果说赤壁之战对曹操来说还不是最致命的，那么紧随其后的江陵之役其实对曹操在荆州刚刚建立起来的基础几乎形成了摧毁性的打击，甚至撼动了他在邺城的根本，整个曹魏集团都为之一颤。
　　赤壁之战是自卫反击战，而江陵之役是真正的三家对荆州的瓜分战。
　　这一仗很惨烈，这是必然的。具体细节暂且不说，但在这一年时间里，曹魏一方是拼了老命。由于刚刚大败而回，因此曹操没有派遣“中央军”进行救援。孙权和刘备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尤其是孙权，在此期间还亲帅十万人围攻合肥，给荆州减压。
　　一翻混战之后，曹军退了。荆南四郡被刘备占据，军事要地南郡被孙权占据，曹操只剩下半个荆州。但他这半个荆州能不能保的住？所有人都关心这个问题。大战失利必然造成恐慌心理，而曹操此时面对的已经远不止军事上的麻烦，如何让各种不安定的势力重新认识到曹魏仍然强大到不可撼动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算他真的外强中干，也必须表现的无比强大，让各色人群继续支持自己。
　　于是曹操在对待一连串的反叛时表现的极其强硬，从不心慈手软，还进一步称公、称王，意图凸显自己的实力，震慑那些趁着大败之际而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不惜“害死”任劳任怨的荀彧，以及其他很多豪门出身的大臣。俗话说“越想表现什么，就越缺乏什么”，曹操这样歇斯底里的想展现实力，其实他此时最缺的也就是实力。
　　而在孙刘一方，拿下南郡显然不是最终目的，如同两个人合伙抢了一包金子，该如何分配呢？这是个大问题，关键是他们之前还没商量过。
　　黑吃黑的例子并不罕见，不过幸好此时曹操表现的很强硬，孙权和刘备时刻感受到曹操的压力，当然不可能干掉对方独吞好处。那么利益分配问题成了双方绞尽脑汁的事情。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肯定的。孙权已经占据最重要的南郡，他甜头最大。刘备占据荆南四郡，在这里避乱的士人超级多，所以单就这一次捞到的好处来说，刘备其实也不亏。不过问题是刘备可不打算一辈子窝在荆南四郡，他时刻想着打回中原，所以他需要四通八达的南郡。刘备的这个志向是双方的矛盾，刘备要争天下，孙权是其中一个要消灭的敌人，只不过眼下有曹操，所以暂时先不动孙权，但这不代表以后形势有变的时候刘备还跟孙权勾勾搭搭。那么如何限制刘备的发展，如何让刘备的目标一直针对曹操，这是孙权需要做的。
　　因此，孙权内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刘备还很弱小，需要帮他成长起来，以便于一起对付曹操，这是鲁肃的想法。另外一派认为不应继续帮刘备扩充实力，否则将会脱离控制，这是周瑜、吕范等人的想法。
　　说起来，逃逃觉得书上记载的周瑜稍微有点天真，他想着一直控制刘备，但刘备不是宠物，怎肯乖乖听话？一旦失去控制，江东面临的情况将一发不可收拾。而周瑜是官场油条并且久经战阵，他不应像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么天真。所以逃逃认为，周瑜的实际想法应该是彻底消灭刘备，不留后患，然后寻找其他盟友一起对抗曹操，而不是依靠刘备。——纯粹瞎猜。
　　当然，孙权不会同意的，或许孙权不是没有信心单独对抗曹操，而是孙权要缓解与荆州士人的关系，要巩固在荆州的统治，他就决不能碰刘备。这一点，如同当初曹操接纳从徐州逃难的刘备一样，由于刘备在当地拥有极多支持者，人脉太广，动刘备就相当于“杀鸡儆猴”，造成那些刘备的支持者恐慌，甚至情急之下会有人造反。所以当众人都建议杀刘备时，曹操没有那么做，而此时当有人建议对付刘备时，孙权也没有那么做。他们都是有顾忌，所谓投鼠忌器，就是这个道理。
　　刘备是少有的人才，孙权不敢动他，刘备却不可能这样轻易就放过孙权，他必须为自己打通一个发展的通道，即拿下南郡。在曹操大敌当前的大形势下，决不能动武，所以刘备只身来到京口见孙权，提出“借”，着实给孙权将了一军。借，养虎为患。不借，势单力孤。
　　这又是一个无论你选择哪个选项都可能铸就大错的选择题。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江东经由赤壁之战和江陵之役后，已经获得了一些荆州士人的接纳，比如周瑜在担任南郡太守期间就启用了“岘山学宫”的另一大明星庞统，他是庞德公的族子，看起来与周瑜关系极佳，周瑜去世后，就是庞统将棺椁送葬回江东的。对于庞统的加入，江东士人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在庞统来到江东后，江东士人争先恐后与庞统交谈，其景象蔚为壮观。也借着这次机会，庞统与江东士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尽管这不足以说明荆州大部分势力都已经接纳江东，但至少是个标志和符号，荆州与江东的关系正在缓解。
　　然而在周瑜死后，结好荆州的重要纽带断掉了。荆州势力错综复杂，有的真心，有的假装，如果不是像周瑜那样出身豪门且战功显赫的人，恐怕得不到荆州士人的好感，也镇不住他们。也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孙权同意将南郡借给刘备。既然自己拉不拢也镇不住，不如像鲁肃说的那样，寄希望于刘备，利用他深厚的人脉资源间接控制荆州，这不失为一个好想法，有风险但值得一试。
　　于是，孙刘联盟开始进入一个短暂却甜蜜的合作期。
　　刘备继续如鱼得水，在得到南郡后他实力大增，更多的荆州士人看到刘备崛起而把希望寄托于他，如襄阳马良、马谡兄弟，师事于荆州学术大明星宋忠的潘浚，司马徽的另一弟子向朗等等，先后投在刘备帐下。这是刘备的高速发展期，他储备了大批人才资源，为之后的争霸路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后来他入川也是以荆州士人为基础框架组建起来，可以说整个蜀汉就是荆州士人在支撑着，而随着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一批重要的荆州人去世后，蜀汉也迅速衰落，最终导致灭亡。
　　而曹操在退回北方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无力大规模南征，尤其是荆州，南方的各种势力已经逐渐与刘备融合，随着时间流转，曹操再难对南部荆州的势力产生影响，而军事入侵又无必胜把握，因此曹魏在荆州的经营相对停滞，在大部分曾经到荆州避难的荆州士人相继返回北方后，北部荆州成了曹魏的重要兵役和劳役来源地，据史料分析，襄阳与江陵一带的百姓经常被战争双方掳掠，后来形成一大片没有人烟的无人区，后来东吴向这片无人区引水制造了巨大的人工湖，用以阻挡曹魏的骑兵南下，曹魏甚至曾经一度放弃过襄阳城。而过去富庶一时的南阳郡则由于繁重的劳役而爆发叛乱。可以说，荆州内部的人心是向着刘备的，在拉拢荆州人心这一点上，刘备做的比曹操好。荆州对曹魏来说很有些鸡肋的感觉，如果不是为了许昌的安全，或许他们老早就放弃了没什么味道的北部荆州吧。
　　刘备的大发展为他带来的不止是荆州人心，甚至还有益州人心。荆州的大治让益州士人也十分艳羡，尽管他们寄希望于曹操，但赤壁之战及江陵之役使益州产生了动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曹操选择刘备。于是，在大部分益州士人的选择下，刘璋稍作抵抗之后投降。
　　刘备达成了横跨荆益的中期目标，然而他似乎忘了，当初红了眼也要在荆州分一杯羹的江东还仍然在荆州一无所有，他可能会放弃吗？可能会甘心做刘备的陪衬、发自肺腑的为刘备拍手叫好吗？
　　这个时候的刘备有两个选择：主动放弃一部分荆州利益，让江东尝点甜头，从而让江东继续成为自己的助力；或者干脆趁机彻底消灭江东，断了荆州这个威胁。
　　但最可怕的是，刘备什么都没做，也许是一连串胜利冲昏了蜀汉统治层的头脑。他们大张旗鼓的对曹魏发起进攻，几乎有点无视东吴威胁的存在。这致命的失误成了蜀汉发展的分水岭，东吴在鲁肃去世后策划多时的夺回荆州计划酝酿多时，等的就是蜀汉出现这样的失误。
　　任何人都不会只投资不求回报，哪怕打了水漂也得听个响，东吴在赤壁之战和江陵之役的巨大付出必须换来他们满意的报酬。又一次巨大变动造成了荆州的混乱，这个人人都想咬一口的肥肉可谓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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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江河日下的无奈
　　东吴军事入侵荆州的计划早就形成了定议，从后来得手后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东吴战前不仅在军事方面做了长期、全面、细致的准备，更在统治手段上下足了功夫，也由此可见，东吴对荆州的势在必得，可以说他们是牟足劲全力打出了这一拳。
　　战争细节几乎老幼皆知，便不再赘述。但战争过程有个小问题再稍微明确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说过好多次了：杀死关羽的不是吕蒙，而是孙权。因为整个这次军事入侵行动的总指挥是孙权本人，不是吕蒙也不是陆逊，他们只是入侵荆州的三路大军中的一路。作为两支先头部队，吕蒙和陆逊分别负责拿下江陵、公安两个军事重地，以及扫荡西部的夷陵一线，切断荆州与益州之间的联系。最后一路也就是入侵荆州的主力大部队由孙权本人亲自率领，他的目标简单且明确：擒杀关羽。孙权主力部队中的朱然和潘璋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入侵荆州计划圆满达成。
　　其实在作战计划还没有全部达成的时候，东吴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对江陵实行怀柔政策，拉拢人心。于孙权派人追击关羽的同时，吕蒙在江陵颁布法令，禁止部队骚扰当地百姓，还亲自慰问群众，送衣送药。此举获得了很多称赞和支持，算是与江陵当地人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陆逊在给孙权的信中则明确提出了应该大力提拔荆州士人。
　　而对于不服从管理的土豪劣绅，东吴毫不手软的给予打击。负责清扫西线的陆逊在先后击败一部分刘备残余部队后，对合兵叛乱的秭归豪族文布、邓凯进行清剿并取得胜利。不过军事层面的胜利显然不是东吴所看重的，陆逊随后对文布进行了劝诱，使本已降于蜀汉的文布等人投诚。这大概是东吴在战前就拟定好的策略，即对待荆州豪门、士人以拉拢为主，武力为辅。
　　另外，孙权还极其看重荆州名士，如另一个学术明星宋忠的高徒潘浚。他先后为刘表和刘备效力，在荆州沦陷以后拒不合作，整天号称有病不露面。孙权派人抬着床去他家，硬把他拽到床上抬走，潘浚脸朝下趴在床上，号啕痛哭，坚决不降。
　　孙权治国，打的是感情牌。他很少重用部下的子孙后代，他在前期也没能力向部下保证高官厚禄，所以孙权的办法是用真感情打动别人，让他们深受感动从而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这个做法，好听的说法是有手段，难听的说法是玩弄感情。
　　孙权对潘浚也动之以情，他说：“从前的丁父、彭仲爽曾经为周武王和周文王效力，他们都是你们荆州的前辈大贤。虽然他们被俘虏，但投降后受到重用，成为楚国的名臣。如今你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是觉得我不具备古人的肚量么？”说完，孙权坐在床上，亲自用手绢替潘浚擦眼泪。这个举动最终使潘浚感动，成为孙权的属下，后来他一路高升至太常，在荆州与陆逊共事多年，也成为了吴国的重臣。
　　当然，这不代表孙权很快就得到了荆州的广泛认可。在之后一段时间里，荆州时有叛乱发生，其中以武陵为最。由于武陵地区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称为“五溪蛮”，向来不服王化，因此成为荆州地区反叛者的主要拉拢对象。如一个叫做樊伷的豪族就依靠五溪蛮的力量进行反叛，后来被潘浚平定。
　　尽管东吴起用了潘浚等一些荆州士人，但总体来说东吴对荆州的统治并不如刘备时期，在吴国诸多大臣之中，出身荆州者屈指可数，除了最有名的潘浚外，还有南阳人赵咨，以及后期因为“哭竹”而闻名于世的江夏人孟宗。无论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孙吴时期的荆州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贡献更多人才，什么原因呢？逃逃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因素。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东吴实行相对“紧缩”的政策。
　　荆州由于之前跟孙家产生过矛盾，加之它无可比拟的军事地位，所以孙权对荆州的平稳一直很看重。驻扎荆州的都是吴国一等一的人才，最能打的通常都是在荆州驻扎。在东吴的荆州防御体系中，是四个点形成一个面，分层次进行驻军。这四个点分别是夏口（武昌）、江陵、西陵、公侒。这在军事上给予了保障，不但确保荆州不会被敌军入侵，也防止内部爆发叛乱。而政治上，孙权在拿下荆州的第二年便把都城迁到武昌，也就是荆州的江夏郡，他把江夏郡的几个县以及柴桑郡的几个县合并成一个武昌郡，意图在这里长期扎根。另外，孙权任命诸葛瑾担任南郡太守，率兵驻扎在公侒。这一系列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巩固统治。他亲自来到荆州镇住局面，而派遣诸葛亮的亲兄弟执掌南郡，想法当然很明确，也就是借助诸葛亮的关系拉拢当地士人，让他们服从管理。更重要的是，孙权在荆州的文武部署中，除太常潘浚外，没有其他荆州人担任要职，基本都是他本人嫡系的江东将领或文臣，如陆逊、朱然、步骘等等。因此，可以说孙权对荆州的要求是：稳定为首，安全第一。他没有大力扶持当地士人，这或许与江东士族尾大不掉有一定关系，总之荆州的情况日渐衰弱，有东吴故意扼制的因素。（这个衰弱不是指军事实力，东吴在荆州常驻部队有八万人，相对通常边境只有几千人驻守的曹魏来说，孙权对荆州的军事布防可谓绞尽脑汁。）
　　第二个因素，是人才流失。
　　荆州在赤壁之战后经历了一个长达15年左右的频繁战乱期，在刘表时期拥有10年平静生活的士人们不得不选择逃亡，有些北方人甚至选择二次逃亡，荆州不再是安乐所，而可供他们选择的目的地很少，由于北方战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此去北方很恐怖；江东不安全，凉州很乱套。所以，南头的交州和西南的益州成了荆州士人的选择。如李严、董和、刘巴等等。除了战争外，荆州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多次大规模瘟疫，在江陵——巴丘一线，疫病似乎从未消失过，尤其以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后爆发的瘟疫最严重，不但成为曹操大军在赤壁之中败北的一个因素，而且可能还导致周瑜、曹冲等很多名人死于这场特大疾病。曹植在诗里说当时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有的甚至****。名医张仲景曾经描述过，他的家族是豪门世家，而这场瘟疫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家一个晚上就死200多人。当然，不能说这场瘟疫的源头就在荆州，或者就发生在建安十三年，但可以肯定的是荆州疫情极为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迫使百姓逃亡。如此一来，荆州这块大蛋糕，先被曹操切去一大块，之后刘备切去一大块，东吴送给刘备一大块，战争和瘟疫又弄坏一大块，最后剩给东吴的就实在没有多少了。我想这也是荆州有所衰落的原因。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既然荆州这个曾经的肥肉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没什么油水了，曹魏为什么还要几次入侵荆州？而西晋为什么还执意要打荆州呢？
　　这个话题需要稍微延伸一下，曹魏内部是不希望发动战争的，这个问题以前多次提到过。在赤壁之战后，曹魏几乎每次发动战争，都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而反对者的数量和官职则随着时间而呈上升趋势，一开始是校尉或主簿之类的小官委婉的进行建议，后来是三公明目张胆的指责，甚至还迫使曹丕给三公写过一个“认错书”，并且低三下气的保证以后决不再犯同样“错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国中后期，魏国对吴蜀两国的主动入侵十分罕见。
　　反过来看，吴蜀两国一直在主动打魏国，尤其是蜀汉，常年发动战争，其中有几次差点动摇了统治者的国本，如姜维的洮水大捷，就发生在司马师废曹芳的紧要关头。当时姜维没有继续进军，而是抢了点百姓就退回去，如果他选择乘胜追击，司马师肯定一个头两个大，如果他下令雍凉驻军迎敌，那么他不敢保证雍凉驻军会不会掉准枪头打自己，毕竟擅自废立这件事是肯定会招致不满的，既然毋丘俭敢造反，那么雍凉驻军就也可能出现哪个想给曹家打抱不平的将军，届时司马师就是内外交困、腹背受敌。
　　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必须消灭蜀汉，否则不会有安定。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东吴。东吴对曹魏的主动入侵次数比蜀汉多，但大多数规模不大，基本是抢点人就跑。不过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曹魏不能容忍的，东吴对淮南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由于司马家族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不满，因此先后爆发过三次淮南地区的重将掀起的叛乱，史称“淮南三叛”。而在这三次大规模叛乱中，吴国参与了后两次，也就是毋丘俭叛乱和诸葛诞叛乱。这是对司马家族统治的极大威胁。淮南地区水路纵横，魏国骑兵不易发挥优势，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在光荣制作的三国志游戏中，寿春城被玩家称为“绞肉机”。而淮南地区对司马家族有着反叛的“光荣传统”，所以要保证淮南地区的稳定，必须切断外部势力给予淮南地区的支援和帮助，让淮南即便有心也无力反叛，其结果就是：必须消灭东吴。而消灭东吴的唯一办法就是打荆州，然后顺江而下。
　　荆州的灭亡其实是注定了的。孙皓实行暴政，而羊祜在荆州则美名传扬，陆抗说“我专为暴，彼专为德，无求细利”。另外，羊祜很可能把“岘山学宫”这个招牌延续了下去，根据《晋书·羊祜传》的记载，在镇守襄阳期间他最喜欢与人一起登岘山，喝酒写文章。而羊祜在荆州期间最重视的就是兴办学校，所以荆州的文化精神在羊祜这里有了一定传承，也才有后来鹿门山的文化“圣山”。而东吴却变本加厉的对荆州进行盘剥，进一步实行高压统治，导致反叛的将领不胜枚举。连统军的高官都无法忍受，那么荆州本地士人和百姓的情况更可以猜到了。对荆州统治这一正一反的差距，加上孙皓对荆州军事部署的忽视，使双方战争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
　　在荆州这数十年的故事中，我们仍然可以明确了解到那个真理：得人心者得天下。
　　刘表得人心，所以他能够单马入宜城，可以安稳的统治荆州10年。
　　曹操得人心，所以他的南征能够兵不血刃，抬手一挥，荆州闻风而降。
　　刘备得人心，所以他能够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最终以荆州为框架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王国。
　　孙坚不得人心，所以他儿子孙策、孙权虽然对荆州垂涎欲滴，却迟迟不敢动手，还得通过刘备来缓和关系。
　　在很多人热衷于讨论战争时，其实背后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却是政治。如何收买人心，如何拉拢士人，决定军事行动能否得到预期的收益，甚至决定军事行动的胜负。
　　俗话说“文治武功”，其实武功没什么可向往或吹捧的，若文治的好，根本用不到武功。出现武功即意味着文治的失败。《孙子兵法》说“上兵伐交，其次伐谋”，发动军事战争是无奈之举。在曹魏统治者几次想发动战争时，总会有人用“舜舞干戚”来反对。
　　干戚的本意是两种作战工具，“干”是盾牌，“戚”是斧子，据说是炎帝的敌人刑天曾经用过。舜帝时期，有苗人不服管理，发动叛乱，而舜帝没有发动战争，他拿着“干戚”跳起舞蹈，以显示自己的国家很强大。之后舜帝实行以德服人的政策，最终使苗人归顺。
　　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随着魏、蜀、吴相继蔑亡，中国再次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而伴随统一的，是荆州文化开始向全国蔓延，士人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在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互相融合也互相借鉴，魏晋风流的欣欣向荣留香至今。而这个百家争鸣、魅力无限的时代种子，是在荆州种下的。当年覆巢之下的完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让它茁壮成长。荆州虽然数度易手，看上去积弱不堪，但荆州却通过文化，“征服”了整个中国。荆州，到底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
　　由此，我们可以说，和平是发展的基石，发展以文化为载体。珍惜已经拥有的，展望未来，愿世界永无战乱，愿世人永远幸福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