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三国演义》毫无争议的男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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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武功，吕布是《三国演义》中毫无争议的男一号；论长相，吕布堪称帅哥，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他也并非没做过任何好事，比如杀董卓客观上为大家除了一害，“辕门射戟”化解了刘备的危机。但吕布绝非作者歌颂的英雄。

　　曹操以其“奸雄”形象成为小说中的一号反派，他的“奸”和“暴”与刘备的“忠”与“仁”形成对比。那么作品中二号反派是谁呢？愚以为不是董卓、不是袁绍袁术、不是司马懿司马昭，更不是孙权，而正是武术冠军吕奉先！这是因为，《三国演义》固然看重人物的武功智谋，但更看重人品：它把关羽作为“武圣”渲染，把诸葛亮作为理想贤臣突出，除了其武略文韬，也是因他们的“忠”和“义”。与关羽义薄云天形成对比，吕布一出场就给人“见利忘义”的深刻印象：他保丁原，为了董卓派人送来的赤兔马和金珠玉带而杀了丁原；他保董卓，为了美女貂蝉又杀了董卓；与曹军作战兵败，来徐州投奔刘备，刘备拿州牧大印虚让试探，他一个穷途末路之人居然真的好意思去接；刘备让他驻军小沛，他却趁刘备不在袭取徐州，反客为主。这样毫无做人底线的人，谁都不敢再相信他：从长安被赶出欲投袁术，袁术不接受；欲投袁绍，袁绍派人追杀；最后白门楼被俘，表示要归顺曹操，曹操何如人也，怎能轻许？就故意让刘备提及其“前科”，遂使这次投靠连同他的小命一同作罢。
　　吕布以武功冠军而兵败身死，固然与其“有勇无谋”相关，但其为人应是根本因素。
　　要说“有勇无谋”，马超与他有些类似，但小马结局与吕布迥异。要论“谋”，吕布也不是一点没有：他出手“辕门射戟”化解刘备与袁术冲突，真正动机就是出于战略考虑。但他“打工”时对主人不忠，自己“当老板”对属下无义，平辈交往对朋友不信。因此，当他走运时，人们慑于其武力顺从他，而一旦失势，必然众叛亲离。真正能坐稳“主公”位置的，没有一个不是凭其凝聚力和感召力。这种凝聚力和感召力特殊时刻胜过权势压迫，每每能使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备孙权如此，即使“奸雄”曹操，也有一帮关键时刻能以性命相托的铁杆心腹。
　　《三国》中真正信任吕布的，除了丁原、董卓，就是陈宫（王允对吕只是利用）。丁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情有可原：看吕布小伙挺精神，武力超群，又甘愿拜自己为义父，自己没有为之换尿褯子喂奶粉交学费，凭空得这么好一大胖小，谁能抵得住诱惑？董卓信任吕布，就有些愚昧了。他也不想想，丁原做吕布义父，被这不义的义子砍了头，他认吕布做义子，这吕布就会变得“义”起来吗？大概老董觉得自己是例外，世界上的任何规律到自己这里都得变。他凭什么认为自己例外？主要是觉得自己势力太大，谁也不可能反叛！他想不到，自己不能总走运。而自己一旦走背，这“义子”就会成为身边最危险的人！
　　陈宫信任吕布，更显得匪夷所思，就连曹操最终也没弄明白。陈宫兵败被俘时曹操追问：“我就纳了闷了，你当初嫌我心术不正弃我而去，那你为什么单单选择吕布？”（那意思是说：凭什么你就觉得吕布心术正？）陈宫的回答是：“他不像你那么诡诈奸险。”看来老陈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更喜欢直来直去的真小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因他只看重吕布的武力，用了简单的加法：以为吕布冠军的武力加上自己的智谋，就会无敌，而忽略了人格因素的重要性。而曹操呢，他尽管提倡“唯才是举”，不强调道德因素，但对人的“忠”与“信”还是看重的。他尊重关羽正缘于此。
　　像吕布这样见利忘义，甚至头脑中只有“利”没有“义”的人，当年不在少数，而于今尤多。所以，“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本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话，如今被大量用于人际关系。
　　吕布之所以成为仅次于曹操的《三国演义》二号反派，是因他在所有“真小人”中能量最大。
　　在全书中，如果说曹操是刘备的反衬，那么吕布就是关羽的反衬。而马超、赵云则从另一个侧面与吕布形成对比，显示了作者对属于“德”的“仁”、“义”、“信”等与属于“能”的“勇”与“智”等范畴之间关系的看法。
　　在董卓事件中，还有几位吕布一类的人得到了表演机会。他们是李肃、牛辅和胡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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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肃是吕布同乡，正是他主动向董卓提出游说吕布杀丁原的。他是吕布“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的游说确实精彩，也很成功。但只因董卓没给他升官（老董也是，这事怎么能忘呢？），他就立刻背叛董卓，“义”无反顾地加入刺董行列，并亲手割下董卓首级。吕布要杀董卓亲信李儒，李肃也第一个报名要求前往。李肃与吕布这两个毫无信义的人在一起，遵循的完全是动物世界的丛林规则。这不，李肃与牛辅对阵先胜后败，吕布一怒就把他杀了，还“悬头军门”，全不念他先胜一阵，更不顾他是自己的同乡和引路人，又是刺董主要助手。
　　牛辅是董卓的女婿。董卓被杀，他举兵要为老丈人报仇，显示出点义气。但他加入李傕等人联军后，发现敌不过吕布，就接受“心腹”胡赤儿挑唆，私下收拾金珠，不辞而别。而正是这“心腹”，又为了那金珠，半路杀死了牛辅，把牛辅的头献给吕布。胡赤儿的做法使人联想到后世“皖南事变”中杀项英的刘厚忠。见“学生”这般做为，就连吕布这“师傅”也看不过去，一怒又把胡赤儿杀了。
　　与上述人物形成对比的，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他也知道董卓是奸臣逆贼，也知道国家大义，但仅为了感念董卓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哭祭万众唾弃、无人收尸的董卓，以致引来杀身之祸。他在“大义”与“小义”之间的取舍固有失当，但在普遍见利忘义的环境中实属难得。
　　司徒王允也是个复杂人物。他锄奸有功，但对蔡邕处置的严厉，又像雨果《九三年》里的西穆尔登。他不肯赦免李郭张樊，又显得不智。王允最后的慷慨赴死虽然惨烈，却属咎由自取。
　　《三国》中有两位在后来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也在董卓事件中登场。我这里指的是袁绍与曹操。
　　此二人在全书中总体上虽非正面形象，此时却是以敢于抗暴的侠义姿态出现，预示了二人后来将有不凡做为。袁曹此时的行为，又使人联想到早年刺杀清摄政王的汪精卫。小说复杂。历史复杂。人性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