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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震天下的袁绍为何在死后成了无能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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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5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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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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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永康”年间,吴兴郡的“永康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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