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畸形的选官制度：浅析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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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考人是国家设在全国省、市(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部长“中正”
　　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官员担任，这样既能上达天听，又能下通民情。不过中正经常在中央呆着，真正办事的是中正的属员“访问”，他们跟星探一样，负责做家访，考察人才，并报告给中正，中正负责写评语、定品级，上报中央复核后，录入中央组织部的储备干部数据库。以后当官的品级就跟中正评的品级挂钩，好比中正评定你可以当厅局级干部，那么以后厅局长职位，你就可以当。中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这也跟我们现在高考差不多，考分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不许查卷。
　　(2)中正给人才定品级的标准有三个：家世、道德、才能。
　　家世就是要看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在三个标准中，家世比较好评，可以量化比较，比如说，我爸爸是二品官，你爸爸是九品官，那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我这个人才就比你这个人才高级。
　　评价“道德、才能”，就比较难办，只能由中正概括写一写。比如曹魏时候，有一个叫吉茂的人，得到中正的评语是“德优能少”。
　　根据上面三个标准，中正把人才分为九品，一品人才是英明盖世的圣人之品，天下有一个孔圣人就够了，不需要年年都出圣人，因此这个品是虚品，空在那边。所以二品就是极品。一开始，二品人才还比较少，但是慢慢的，制度就出了问题：
　　1. 中正的评价越来越流于形式
　　中正本人不可能每天背着手在家乡走街串巷包打听，当时社会也形成所谓的“品题” 热潮，大家热衷于评人好坏，比如谢安评价时人褚爽说，如果褚爽长大后不能成才，我就再也不看人了。对于储备干部的评价，主要是通过手下的人道听途说汇总起来的，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古代职业品种有限，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样的部门，所以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人民的父母官，你把人考评太差，人家不能当官，就不容易发财，所谓“夺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挡人前途，自然招人忌恨，特别是那些“德少能优”没有道德、又能钻营的干部肯定会怀恨在心，对中正不利。此外，中正的评价，关系到人家前途，走后门的、说情的、关系户的，都免不了要做个顺水人情，不好把这些人的评语都写得太坏。
　　这么一来，久而久之，评语就越来越好，比如西晋时，孙楚被评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这就有点胡扯，孙楚当时还只是一个储备干部，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有基层锻炼，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这么牛？
　　2. 家世成了选拔人才的惟一依据，这有两个原因：
　　(1) 既然贵族子弟都能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最后就只能拼家世了。
　　无法量化的标准，其实就是没有标准，因为他受评委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不同的人，考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样会慢慢侵吞公信力，就没有人认真在这上面用功了，中正们都乐得当老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权有势的人顶着格，都成了“天材英博，亮拔不群”的二品人才，二品人才越来越多，使得二品以下就成了下品。这就跟高招保送制度一样，制度原意是保证优秀人才不至无学可上，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基本上是可以考上大学的，所以为了提高升学率，许多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就净把不太优秀的人才包装成优秀人才，保送上大学了。所以没有标准的制度，一定会成为排排坐、分果果的利益均沾制度。
　　到了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手里，直接简化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2) 制度设计者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规定评语不实的，推荐人要承担责任。制度运行之后，负面效果就出来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已的评语真实客观准确，所以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不相干的人，这就促使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有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为了防贪，要建立制度，追究当初提拔贪官的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
　　九品中正制发展下去，随着小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到南朝时期，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出身决定前途，官员选拔制度简化成了搜索引擎，惟一的功能就是查找族谱。而记载家族血统和姓族的家族谱牒就像电话黄页一样，不仅**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询。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成为一门畸型产业。
　　这样的制度，一方面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成为天生被统治民族，社会两极分化，对立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贵族子弟之间因为缺乏竞争，泥沙俱下，东晋末期，就没有什么突出人物了。到了隋唐，就被科举制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