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史真正的革命性转折：曹丕黄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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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之际，丧葬之决定性变革，因曹操声言薄葬，无金银珠玉，不封不树等言而产生误解。《晋书》卷二十《志第十礼中》：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决定是谁做的！这涉及怎么理解曹操的遗令，什么时候的有司？代汉前还是代汉后？有司的上奏违反曹操的遗令吗？是曹丕吗？曹操死后，其陵上依汉制建有寝殿，史有明证，无可置疑，若曹操《遗令》的本意是秘葬意图的话，则当时的有司绝对不敢擅建，既然建了，就说明没违反曹操的意思。有司的理解显然是曹操说不办的就不办，没说不办的就按制度来。
　　更大的问题在于两年之后，曹丕又把他爹高陵地面的寝殿全拆了。曹丕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异常的。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晋书·礼志中》：“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下诏，以“古不墓祭，皆设于朝”为由拆掉“高陵上殿屋”，令“车马还厩，衣服藏府”（《晋书·礼志》）。从此来看，该种祭殿属于寝殿，除朝拜、祭祀用的大殿外，尚有供奉死者灵魂起居的“寝”。曹丕提出两点理由：一、他爹节俭，临终嘱咐要丧事简办。他要孝顺，自然要听话。二、古代不到墓上去祭祀，都在庙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些理由当初就存在，并不是新冒出来的。这些玩意建造是谁批准的？你曹丕知道不知道？这两年你出国旅游了还是犯罪逃到什么地方藏起来了？都没有，你当初建造不知道孝顺问题吗？不知道“古不墓祭”吗？都知道。那么为何前后不一、颠三倒四？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判定曹丕所说的只是借口，自然要追寻曹丕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做这件事的真实原因。
　　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稗，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家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停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踪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赢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曹丕所言，“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目的在亡国后人们找不到。细节“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懦玉匣。”规定“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最后强调违背此诏的后果，灵魂在地下要严厉追究，让违背的人不得好死，不保佑，并让分存四处衙门互相监督。说出了他要废除陵寝制度的真正原因：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三国志·魏文帝纪》）。《宋书》中还特别指出，曹丕《终制》“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通典》卷七十九杜佑评价说“魏文此制，可谓达于事矣”。《宋书》“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即魏明帝“性虽崇奢”，但其丧礼依然采取“薄葬”“不封不树”，同样表明“不封不树”乃是“薄葬”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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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原因：这是一种借口，否则应该连老家谯陵的地面建筑也一并拆除，拆高陵而不拆谯陵可知其真实动机乃怕易代之后人们对曹操报复。主要的原因还是怕将来政权交替之后陵墓被发掘。而那个时代，还没有动不动就挖人祖坟的习惯和传统。这一习惯是在隋末唐初形成的。
　　现当代的研究者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脱离历史环境和人物想法乱下结论，对曹丕《终制》的评价就是如此。他的要求固然节约了社会成本，但我们毕竟要看他的初衷是怎么样的。他连自己亲爸爸的丧礼都不出席，连亲弟弟都可以肆意折磨的折磨、杀害的杀害，对于社会成本又会考虑多少？
　　当曹丕最终完成他们父子对社会心理和民意长达十几年多的“强奸”后，一个怪胎诞生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合法性严重不足，故而伴随着的是特务监视和“妖言”立斩等非常严厉的手段，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犯罪者底气不足时自然而然要采取的方式。事成之后，因着儒家特殊的君臣伦理，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开始对这个“犯罪者”尽忠，这是维持社会秩序运转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制度所要求的。但是，曹丕们并不如是想，他们比常人想得更复杂、更深远，他们想到了自己得来不正的国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就要亡国，亡国之后自己的尸首可能被暴尸荒野，为了减少盗掘诱因，他们宁可少带一些东西到另一个世界享用，那样或许可以让自己的魂魄安静些，这是曹丕大搞古代世界范畴里空前绝后的薄葬的心理动力，这是用犯罪心理学进行分析得来的结论。当司马氏照方抓药、如法炮制时，他们心理状态和曹丕差不多，虽然司马氏“伏膺儒教”、“传礼来久”，也是是不可能厚葬的。当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一次次被“强奸”、“蹂躏”，如同行尸走肉，自然也就麻木不仁了。承受文化道统的自然也就成为“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的状况。
　　做决定时曹丕正当壮年，刚刚开国两年就谈我的国家必然灭亡，这如果是一个步入暮年的沧桑老人还好理解。但曹丕当时恰恰三十六/七岁，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正应该是志得意满、扬眉吐气、大有作为的时刻，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中国现象。
　　为什么呢？曹丕从争当太子到当皇帝之间的深自磨砺，有可能使其心态不很健全，《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曹丕是一个不善于控制感情的人。当获悉自己被立为魏太子时，他竟然情不自禁地搂着一个大男人辛毗的脖子哈哈大笑，这与现代新派某大诗人听到胡适赞美两句就抱着他啃上两口反应的禀赋是一样的。在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曹丕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于是再次被他的臣子司马懿的弟弟、中庶子司马孚嫌弃：怎么能像一个普通老百姓呢。盖种种心灵煎熬太甚，故曹丕登基后，曹丕对曾经觊觎过最高权力的人及其羽翼，充满仇恨。不少行为乖张，他对曹植的折磨以及七步诗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臣松之案：文帝梦磨钱，欲使文灭而更愈明，以问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另外，《曹洪传》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于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魏略》曰：文帝收洪，时曹真在左右，请之曰：‘今诛洪，洪必以真为谮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会卞太后责怒帝，言‘梁、沛之间，非子廉无有今日’。诏乃释之。犹尚没入其财产。太后又以为言，后乃还之。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东宫，尝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三国志·陈思王传》“文帝卽王位，诛丁仪、丁廙幷其男口。”他因自己老婆甄妃怨望，派人赐死，临葬竟然以糠塞口，而后来的曹睿又用这个办法杀死他妈妈的情敌。斯宾诺莎认为“对于成为胜利者的人来说，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在于损毁对方”。其行为有可能需要归入变态心理学的范畴。曹丕怀着深深的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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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曹丕的身心状态有密切关系：关于他的身体情况，史书没有记载，三十刚过的曹丕《与吴质书》曰“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两年后，又在《短歌行》中吟到“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魏略》曰：“干一名良。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困，遗令语太子曰：‘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亲待，隆于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为阿翁，帝谓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为流涕。”他小弟弟喊曹丕为爹，说明其外形苍老。《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着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魏略》曰：“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此事的真与伪，但以理度之，以当时曹丕之地位、年龄而找来善于相面的江湖术士问能活多大，总归不是太正常。这对江湖术士考验很大，如果不是真的判断出曹丕身体不好的话，断不至于说“四十小苦”的话。问题在于，曹丕还真的就活到四十时一命呜呼、完了蛋了。其中是巧合，还是身体状况的必然，我们无从下一个精准判断。但个别史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曹丕的身体状况，他自己应该是心里有数，而且曹操驾崩之后，曹丕即王位之后，迅即改元延康。延康二字，也给人以联想。《世说新语》：“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曹操“正伏魄”时，曹丕就“悉取武帝宫人自侍”，搞到“病困”，病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病重、病危，卞太后去探视，“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以往颇为疑惑，曹操死而改元延康，延谁之康？看到《世说新语》这条材料才豁然开朗，原来曹丕的身体不是一般的差，这就证实了猜想。
　　《通典》“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过把瘾就死，恐怕就是他当时的心态，两年期间的来回奔波…，估计加重了他的…《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繇卽送之。…曹丕丧中向东吴求各种珍宝，遭吴臣讥讽，孙权看不起但还是给他了
　　这不，拆完他爹的陵上建筑，就又闹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终制》，又过了还不到一年，他把兄弟中最有打仗天分的弟弟曹彰从封地招到首都，照他自己的严格规定“诸王非经传诏不得谒京师”、“诸王不得私自来往”，让人意外的是，这曹彰到了以后，就莫名其妙地驾了崩，正式术语称之为“薨”，这年，曹丕三十七、曹植三十二，曹彰的岁数在他们之间。很多人都怀疑是曹丕干的。《通典》卷第三十一《王侯总叙》曹魏翦弱藩戚，未几覆亡。《文帝纪第二》委婉批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曹魏王朝的国祚不能久长，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就有两个女子给出预言，从曹丕搂着辛毗的脖子大笑就已经现出端倪，辛的女儿辛宪英由此就判断这个政权必然短命。《后妃传》：“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事实竟然不幸被这两个有先见之明的奇女子而言中。而后见之明（或者说总结历史）的士大夫（或说是书呆子）东晋孙盛曰：“‘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诗》云：‘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其此之谓乎！”《后妃传》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舆辇。及即帝立，以为贵嫔。太和元年，立为皇后。后父嘉…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騃，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见爱幸，拜为夫人。孙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于《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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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氏家族之另类在史上皇族中是少见的。曹操之祖曹腾是人类史上唯一的宦官皇帝，虽然是追封的。曹操父子三人天赋异秉，文采卓绝，曹睿的也不太差；曹操的老婆是史上罕见的歌伎（三陪小姐）皇后。曹丕曹睿之正式皇后(文德郭后、明悼毛后、明元郭后)皆以贱民奴隶出身，也是史上皇室的异数，此即曹芳所言魏氏立爱，明帝初娶正妃的大族虞氏不能立为皇后，虞氏遂绌还邺宫。明帝即位，常以生母死于非命而怨恨，竟惨杀嫡母郭太后，其毛皇后宠衰爱驰，竟因一句戏言赐死。“帝之幸郭元后也，后爱宠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见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赐后死，然犹加谥，葬愍陵。”人性如此缺失，国祚如何能久长。曹操之酷虐残暴鲜有其比，满洲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或可与之颉颃，而其罪孽过之，然而其对待子侄亲属还难说有多大毛病，其末年的继嗣之争使家族及统治集团分裂，心理上的伤痕终难愈合。得胜的曹丕心理几陷之于病态，即位后首开王朝酷虐宗室、自毁干城之门；卷二十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曹睿自己生不了儿子，从不知哪里弄来了个儿子养起来继承皇位，也是异数；他们父子间死后都不埋在一地，其皇陵分散程度，史上少见，从此就可以看出其家族内部凝聚力很有问题，他们父子间的感情都不笃厚，曹丕不知是内疚还是身体正好不适，没有出席曹操的葬礼，曹睿，父死以天太热为由没有出席。
　　以中国传统标准而言，这是一个特异的家族、一个病态的家族，一个无视传统文化精神的家族，直白说就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乱行，想干什么干什么，陈寿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曹髦“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竟然帅老弱残兵以卵击石。所以曹奂临终前，如有异常之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奇怪了。陈寅恪先生指出：“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金明馆丛稿初编》41）两相比较，曹魏皇族无法长期盘持于中国社会最高端，而为世家大族取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只有曹丕这样心态的人才可能做的那么决绝、做出革命性变革的决定。以下是《三国志》记载的例子，可见其明显的影响：卷三引《魏略》曰：“郝昭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卷二十三《沐并传》：“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裴潜：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卷二十四《韩暨传》：“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而宗庙主祏皆在邺都。暨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洛阳庙，四时蒸尝，亲奉粢盛。崇明正礼，废去淫祀，多所匡正。…景初二年春，诏曰：‘太中大夫韩暨，澡身浴德，志节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景初薨，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卷二十五《高堂隆传》：“高堂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卷二十七《徐邈传》：“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王基：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卷二十八《王凌传》引干宝《晋纪》曰：“兖州武吏东平马隆，托为愚家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钟会：会母“会前后赐钱帛数百万计，悉送供公家之用，一无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诏，命大将军高都侯厚加赗赠，丧事无巨细，一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