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后期的对匈战争可以说是无一胜绩,与前期相比,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原因颇多,归纳起来的一般性原因有: 一、前四次战役和征南越、朝鲜、西南等导致国力消耗过大,财政困难,骑兵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关于骑兵的问题,后期也经常出动10万铁骑,用兵规模比卫、霍时更庞大,似乎不成立; 二、国内政局不稳,社会矛盾激化,比如,巫蛊之祸和各地蜂起的起义; 三、武帝骄傲轻敌。后期的武帝,权力高度集中,天下无人可一试其锋,变得骄傲轻敌,刚愎自用; 四、用人不当,比如,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大军奋战于前,却罪其妻于后,完全无法想象武帝何以做出这种荒唐的决策,且李本身能力有限,武帝后期的将领中,大多才能平庸,不堪重任。 这些一般的原因,放之于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场战争都适用。那些非一般性的原因又何在了? 我以为有二:一是骑兵作战半径的限制;二是军事教育的不完善、不完备。 骑兵作战半径的限制 河南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的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深入敌境数百里。根据多方对比,这个数百里的确数是700里,也就是说,骑兵作战半径的极限是700里,超过700里,一般来说,会吃败仗。秦时蒙恬逐匈奴七百里,卫青、霍去病大获成功的战役均为700里范围内的运动歼敌。 而后期的战役经常需要深入敌境1000余里,甚至2000余里,这非常容易孤军深入,各部队的相互协同异常困难,容易被匈奴各个击破。在古代通讯条件下,无法进行这样广阔战场上的协同作战。毛主席点评诸葛亮的《隆中对》,说始误于千里分兵,出发点即在于此。 特例是霍去病的河西之战,千里奔袭,将骑兵的作战范围推至2000余里。霍去病的成功是以下几点成就的: 首先得归功于霍去病的天才,没有霍去病天才的近乎于神一般的作战指挥艺术是无法实现的。在古代的战史上,还无人复制霍去病的成功。其天才的指挥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战场感觉良好。霍去病可以在公孙敖失道的情况下,领偏师完成预定的战役构想,始终能够在正确的时机、正确的地点、打击正确的敌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进行完全无后方深入敌境的作战。同期的李广,打了一辈子仗,一旦进入陌生的战场环境,就找不到方向,经常异道失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自己也累了个半死。二、独挡一面的天才指挥。纵横河西几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三、军政全面。河西地区斗争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霍去病能够分化瓦解,深得毛主席统一战线之精髓。四、战术水平高。霍去病班师途中遭遇数位于己的匈奴军队,能够以3000对数万,没有高超的战术水平是无法做到的。李广也号称名将,天下无双,但出雁门,1万对数万,身俘,出右北平,4000千对数万,损失过半。 其次,军队人数少,后勤补给相对简单,可以因食于敌,作战也更加灵活。 第三,匈奴当时在河西的力量较弱,并且河西部落众多,矛盾集中,比较容易分化瓦解,不像后期经常要面对匈奴的精锐主力。 即使这样,两次河西之战,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漠北决战则是举全国之力,练天魔吐血大法,可一不可再。 因此,一般意义上而言,武帝时期,骑兵作战半径的极限是700里,超过这个极限强行用兵,就会吃败仗,或者不会打胜仗。 恰恰后期的几次用兵,预定的作战半径都超过700里,达到了1000余里,甚至2000余里,并且从几路大军的出击地看,都是在一个宽大的正面,进行大纵深作战。即使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在纵深1000公里、正面宽1000公里的战场进行协同作战,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战役,只有二战时期的苏联成功地运用过。 军事教育的不完善 后期作战,基本上是几路并行突击,或者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帅。李广利其人,去卫、霍远甚。而跟随卫、霍成长起来的将领中只有公孙敖、赵破奴等廖廖几个。但这几个人的才能都有所局限,不堪大任。 如果说霍去病的才能殆天授,不可复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步成长为方面统帅的卫青辈,终武帝一朝也未出现,就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才缺乏、用人不当的问题,而是涉及根本的军事教育。 现代的军事教育大约分为:初级指挥、中级指挥、高级指挥,还有一些专门的教育,比如参谋,后勤。初级指挥对应的是连排级基本战术单位;中级指挥对应的是团一级的基本战役单位;高级指挥对应的是师军一级的方面作战。在这一级一级的培养中,逐步筛选出一批能够担当大任的高级将领。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能保证军官的素质。比如二战前德军以其完备的军事教育,军官素质冠绝当时,虽不战近20年,一旦开战,其将领的战役战术水平仍可比肩有实战经验的对手。 武帝时的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算得上半个士官学校,但这种士官学校,以现代军事教育观之,仅相当于初级指挥学院,培养的是一群连长,恐怕连团长都算不上。后期将领的才能,也的确止于团长水平。卫、霍从中脱颖而出,天授其材的成分更多。 古代,如现代一般完备的军事教育尚未见典籍。名将大多诞生于烽火之中,侥幸而成,土共开国的一批将领,估计是中国从农夫批量生产将军的最后一批。只要一进入太平时期,偃武修文,军队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有组织的暴力机关。中级指挥、高级指挥方面的军事教育,没有系统地培养教育。古代对中高级指挥人员的教育, 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的教育,主要不是通过专业的军官学校培训,看历代名将的履历,一是传统的军事典籍自学而成。只要是读过几天书者,几乎都能背两句“兵者,国之大事……”等兵书;二是统治者的超常规提拔,卫青、霍去病即如此;三是科举出身、又有用兵天赋的人被派往战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历史上这类人最多;四是通过残酷的优胜劣汰出来的实干将才,这一类往往具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五是传统的军事世家。 赵破奴作为卫、霍手下的校官,作战勇敢出色,但作为方面指挥官时,常常吃败仗。公孙敖更是极品,凡是独自带兵,不是失道,就是丧师,只要是跟随卫青作战,多立战功。 这突出说明了古代不重视军事教育,没有系统的军事培养体制,基本都是靠天收,或者依赖某个明君慧眼识珠。 历代王朝,治平之后,难出将帅之才,与军事教育的缺乏紧密相关。但以察举、科举逐步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文官培养体系,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谋略家,当然,也培养了海量的口水党。所以有美其名曰的“儒将”,古代中国经常非行伍出身之人领兵,无基层实战经验,全凭天赋。所以,历代王朝不乏治国良相,难见平乱良将,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当武帝罪己休养,任用赵过任搜粟都尉时,司马光就感慨地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对于武帝而言,更为特殊的在于,承治平之后,又有近四十年的对匈战争,却无法培养出合格的高级指挥将领,就不简单是用人不当或人才缺乏所能解释。 因此,与其说武帝后期人才缺乏或者简单地用人不当,不如说是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不成熟、不完备,再加上精英淘汰的治平官僚积弊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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