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

三国文化博览

　　在中国古代法论着当中，所有关于艺术问题的陈述，或多或少都带有文学的痕迹，而其语言的表达方式，又往往与“文体”紧密相连。
　　在古代书论中的文体大致有“书势”、“铭”、“赞”、“赋”、“书评”、“序”、“尺牍”、“图谱”、“歌诀”等多种。下面，将以其中的“书评”为例，以点带面地阐述古代书论中的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的关系。
　　书评，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却有其相当稳定的语言风格，以及十分特别的文学意味。其传承久远，是传统书法批评的一枝奇葩，很值得研究。
　　自袁昂《古今书评》取形象喻说始，代有仿作。其评骘书家，皆以事理为喻，提示联想方向，使读者间接获取美感及褒贬寓意。其喻说提示，往往集中在审美对象的整体，或突出某一方面，以传神的手法进行概括或象征。其对批评者之文化、艺术思维能力和文学造诣等多方面极具挑战性，即使有所不，而人们仍孜孜不倦，勉力为继。惜时移境迁，今人多已不知所云，致使这部分宝贵的历史遗产，竟被尘封冷落。试看以下解析。
　　“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锐，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袁昂《古今书评》）河洛间少年，指汉代两京贵游子弟，英武洒脱，而车骑群游，令人不喜。借此史实风气，以喻王献之行草书逸气横霸，神勇过人，但体势牵连沓拖，是为瑕疵。
　　“韩择木书，龟开萍叶，鸟散芳洲。”（吕总《续书评》）萍叶龟状纹理，出自天然；群鸟散落芳洲，自由自在，亦能尽天然之美。韩择木八分中兴，备于古雅，妙合自然。
　　对书家的批评，褒贬容或有异，即使观点相同或近似，也会各循所想及语言习惯，做出不同的比况喻说。如：
　　“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米芾《续书评》）
　　“褚遂良书，善择纸笔而意有余。如高祖得张良，世祖得邓禹，皆谋议帷幄，决胜千里。”
　　“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包世臣《历下笔谭》）
　　其中米评谓褚书中节合律，心手相应，为“美女书”而别具风骨，堪称知音。宋评以张良佐刘邦、邓禹辅刘秀
　　而得天下为喻，言褚遂良书善于谋划，笔尽其美，意出法外，亦为的评。包取喻孔雀开屏，花鲜灿烂，而具法象，于褚书虽非实指，而亦能传其神意，且措辞典丽，文采胜于米、宋二家。
　　“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娘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唐人书评》）
　　此评从袁昂《古今书评》“卫恒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和“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中化出，以喻卫夫人书字势妍美，婀娜多姿，时为欹斜之状。用四种况说：美女登台，袅袅婷婷摇曳生姿；仙娥起舞婉转倩影，轻灵曼妙；红莲挺生，斜影入水，清新可人；碧沼浮翠，云霞光耀，一派生机。相形之下，前后均达模糊之妙，而后评更具韵致，彼此不可替代。但是这类批评数量不多，于文尤须巧思，对批评者而言，取喻重于明达书旨。
　　由于书评之撷取物象的自由广泛，可以摆脱任何形式上的束缚，甚至能突破语言的藩篱，以表达批评者的意向。有时候，批评者旨在表达感觉，揭示一种审美联想的途径，与文学中的“意在言外”，“象外之象”颇为相近。如果批评者所用之形象、事理过于奇巧或隐晦，或自溺于错觉、幻觉之中而误为真实，或以文学的藻饰喧宾夺主，则批评就会流于玄虚，失掉应有的意义。
　　通过对古代书论文体的考察，可以从中看到某些为文而文的倾向，或者说是较多地使用了文学语言，直接影响人们对艺术问题的把握。古人生活在同一文化气氛之中，有着相同的知识结构，在语言表达和理解接受之间，基本没有障碍，有时只要瞬间的意会，即可以完成从语言文学到书法艺术的转换。这在古代原本是十分自然而平常的事情，但在今天，已经变得十分艰巨，或者说是相当的奢侈。
　　由于文学、文体的介入使古代书论显得丰满瑰丽；对于后人和传统而言，书法审美得益于文学启蒙；另外，文人、书家是社会同一群体，在书法活动中，文论思想必然会渗透进来，甚至在某些方面，会引导书论的发展，如《书谱序》把书法的“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归之于“取会风骚之意”。在文人与书家、书论合一的背景下，文学给书法带来了许多审美、评论和阐释上的益助，也因此为其增加许多模糊感，经常使人们误把文学的感受当作书法的内容。总之，书法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如果要建立起真正属于现代人的书法理论与批评的框架体系，必须要理清书法文体与文学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对于当代书论家或是文学家的“字外功”都是严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