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一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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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蜀汉政权中，李严（字正方，后改名李平）的文韬武略均属麟角，这可由史实加以证明。他在荆州刘表处做事时候，就以过的人才干称著于世，所以历任诸县郡不辱使命。曹操接收荆州时，李严去益州投奔刘璋，先任成都令，后以才能升任为护军，并被派往绵竹抗击刘备，这是他第一次由行政长官转入高级将领直接领兵打仗的开始。李严到绵竹之后并没有分兵布防，而是开城归降了，在封建社会士大夫眼中，此举当然会遭到谴责，是朝秦暮楚的贰臣；在刘备眼中，李严与法正一样，正是他所需要的，既然要以益州做后方，就必须有益州籍或者准益州籍的头面人物辅佐自己，以便软化益州士族对外来者的排斥情绪，并把他们拢络在周围。李严原是南阳人，本该属于荆州籍，但他到益州已有十一年之久，同益州士族的渊源关系亦颇深厚；加之才干又十分突出，在益州上下很有威望，是典型的准益州籍，需加以延揽。李严投奔刘备后，先任命为裨将军，后又升为独当一面的键为太守，兴业将军。在任期间，马秦、高胜等率数万民众举行起义，并从妻（右边有软耳）县（今四川中江东南）向资中进攻，当时刘备在汉中无暇北顾，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李严得到情报后，没有向成都的诸葛亮或它郡求援，仅率本郡五千守备军前往征讨，并一举斩了农民军领袖马秦、高胜等，部众数万人随之星散。不久，越巂（今四川越西）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并包围了新道县，李严又率部众飞驰往救，将这次起义镇压了。姑且抛开这两次战争的阶级性，只从军事角度进行评估，李严的胆识和军事才能都十分杰出，对蜀汉政权的忠诚亦不容怀疑。正因如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仍由其领健为太守。
　　我在前边分析过，由于刘备的经历坎坷，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大体分为三个籍别，涿州籍（东汉时，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涿州仅是冀州的一个县份。但刘备发迹于涿州，故以此命名）：将领有关羽、张飞、魏延、刘琰、赵云等，刘封虽是荆州人，但被刘备收为义子，自然成为涿州籍；文官有糜竺、简雍、孙乾等。荆州籍；将领有冯习、张南、申耽、申仪等，文官有马良、伊籍、董和、刘巴、陈震、董允等，更有文武兼备的诸葛亮（虽籍贯山东，但从荆州入仕，且与荆州士族渊源颇深）、庞统、廖立等。益州籍：将领有吴壹、霍峻、黄权、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邓芝、张翼等，文官有许靖、张裔、杨洪等，更有文武兼备的法正与李严。
　　刘备主蜀时，考虑到复杂的派系关系，所以将政权搞成了三驾马车，以涿州籍将领驾辕驻守要地，以荆州籍左骖辅助政理，以益州籍右骖分辅军事及政务，刘备不仅是乘者还是御者。永安宫托孤时候，刘备是否真有让诸葛亮取代刘禅的意图姑且不论，但从安排看，仍然是三驾马车的构想。所不同的是，情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涿州籍的“铁哥儿”关羽、张飞、刘封、糜竹等已死，跟随入川的人员也逐渐凋零，儿子刘禅又是可为乘者却无能力成为御者的角色，所以将原先的三匹马卸下来重新换套，改由荆州籍驾辕，益州籍左骖，涿州籍右骖，所以定下了“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为副”的格局（益州籍代表人物法正在之前已经物故）。并遗诏于儿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见《三国志·先主传》）。值得重视的是，又以时为尚书令的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驻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李严成了蜀汉政权的兵马大元帅，掌握了最为重要的军权，并从外部实行监督。军政分理后，涿州籍的刘琰、魏延、赵云等居右侧平衡力量。即是说，由诸葛亮李严共同协助儿子担任御者。
　　诸葛亮既然想做皇帝，当然把李严视之为最大障碍；但是李严手握军权且羽翼丰满，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搬掉了，得一步步逐渐实施。
　　为了达到拔除李严的目的，诸葛亮采取了三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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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夺取军权。建兴元年，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不久又担任了益州牧。蜀汉政权仅局限于益州一地，州牧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了；更加之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威决于亮”就成为必然。皇帝得有军权作保证，否则便流于傀儡以至于死囚，这一点诸葛亮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掌兵刘备夷陵失败后，南面的益州地方势力雍凯首先发动叛乱，割据称雄；接着少数民族在高定率领下发动了起义；再之后，又有牂牁太守朱褒发动叛变。按常规，由李严领兵镇压最为合适：他是兵马大元帅，职责是当；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多次取胜和以少胜多的经验；叛乱发生在南方，距巴州较近（巴州即重庆，在成都东南六百四十里处，南征必须走成渝之间的栈道），从这里出兵省时省费。但是诸葛亮借口“诸将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见《三国志·王连传》）。当王连劝阻他“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时，诸葛亮确曾动摇了，故“停留者久之”（即久久不出兵）。宁可不讨伐叛乱以安邦国，也不让李严出兵，显然是出于一已私利的原因。在踌蹰了近三年时间之后，终于作出了亲自领兵的决断，遂将军权收揽过来。当年秋南征回来后，再没有还权于李严。当移驻汉中准备北伐时，遂调李严到江州，再之后，命其率二万人入驻汉中，做了北伐军的后勤部长。
　　第二是虚衔抚慰。为了麻痹李严的惊惕，诸葛亮在爵位上给了他很多甜头：建兴元年封其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建兴四年又封为前将军。然而此时前将军只是虚衔，不能同关羽的前将军相提并论。而且，又封魏延为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属县侯，高于乡侯一个等级）、凉州刺史等，这虽然也是虚衔虚职，却也压李严了一个头，但是这勉强能解释得通，魏延毕竟是刘备勋旧，功劳殊多，而且还得利用他的军事才能，所以李严亦难提出不同意见。
　　第三是坚决摘除李严的羈绊。刘备设计的新三驾马车，是以儿子刘禅作乘者的，诸葛亮既然怀有取而代之的念头，当然要将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加以改变。相比较，涿州籍势力最弱，一时半时还难以构成威胁，而且其代表人物刘琰已被虚悬，已“不预国政，但领兵千人，随丞相讽议而已”（见《三国志·刘琰传》）；赵云虽也是刘备勋旧，然能力有限，缺乏号召力；魏延虽成为涿州籍代表人物，可又是纠纠武夫，与政治一窍不通；且在性格上有制命弱点，即善待士卒而傲于士大夫，故难当代表人物的重任。荆州籍李严就不同了，在诸葛亮眼中，这是位“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处理事务如行云流水，十分得当，该取则取，该舍则舍从不迟疑）的人物，有杀罚决断；他是荆州人，但入川较早，同这两州官员都有渊源，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白帝城托孤虽处于副贰地位，但掌握着兵权，这是一柄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既然这是位威胁自己登上九五皇位的代表人物，当然要加以剪除。当诸葛亮独揽政务，自任益州牧并开府治事后，李严请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并由他任州刺史；并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为谈话由头，启发诸葛亮准许他开府治事。诸葛亮把这些请求都视为不怀好意，是向自己公然挑战，当然要严词拒绝。但为了麻痹对方，也做出一定的妥协，既任李严儿子李丰主督江州，算是不菲的安慰了。
　　再从李严的角度考察其似乎极为“卑劣”的要求。永安宫托孤时候，他是副贰。表面上看，是让他协助诸葛亮。稍一思索则大谬不然，刘备的用意，是让他协助诸葛亮辅佐新皇刘禅的！又让他以中都护身份“统内外诸军事”，且驻节江州。这种安排当然含有更为深刻的用意：军、政分开，不要混淆，便于他自成独立体系，以维护新三驾马车的正常运行；驻节江州是作为王室的藩屏使用，可对皇室变生时腋起牵制作用。中都护不符合汉时官制，是刘备的发明创造，官名本身已经赋与李严以特殊使命——保护皇室及都城。看到皇权被架空，三驾马车被摘套，李严当然有反对的充分理由。请示划五郡由自己担任刺史，启发诸葛亮批准自己开府治事等，不是要分皇室权力，而是分已被诸葛亮独揽的权力，是完成刘备寄与的监督与制约使命，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显然，不是李严挑衅了什么原则，而是李严触犯了诸葛亮砸碎三驾马车的意图。
　　李严被废为庶民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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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究李严传，不难发现他在与诸葛亮相处之中，犯下了三个制命的错误：其一，轻而易举地交出了兵权。南征讨伐叛乱时，李严应当仁不让地领兵出师，但是因软骨病困扰，当诸葛亮以“诸将才能不及已”为借口欲自己领兵出师时，李严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当诸葛亮迟疑不敢出兵时，自己更没有主动请缨。军权交出去之后，自己就已成为砧上鱼肉，被杀被剁只是个时间的选择。其二，不该书写“劝进表”。当他发现诸葛亮欲做皇帝的意图后，本应该据理力争，或干脆退身隐居。这虽然无补于事，也维护了自己的清正名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为投诸葛亮所好，公然写信去，“戒以勿拘之道”（不必遵守臣子忠君的名节），劝“亮宜受九锡，进爵为王”。劝进表一出，就失去辅臣的身份和形象，是公开卖身投靠。卖身投靠并不能打消对方的戒心，只能以失去荆、益士族的支持做代价。其三，调到汉中担任北伐军后勤部长后，更名李平耐人寻味。自古至今，成功者考虑到姓名中积淀了太多的政治资本，所以罕见更名者，除非有特殊原因，如避讳。李严是在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情况下更名的，严字有严厉、严肃等含意，进而有坚持大节不随世流俗的延伸。更名可以理解为想痛改性格中过于严厉的弱点，但他没有这个弱点。从更名时间上观察，更像一封效忠信！表示他能放弃原则决不信守刘备的嘱托，不再坚持忠于刘禅的立场，心如止水，不生波澜，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拥护诸葛亮取而代之的举措。也许，这一分析不符合李严更名的本意，但已经准确无疑地传达了以上的信息。更名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是低三下四地恳求诸葛亮信任自己。然而在诸葛亮看来，李严为刘璋驻守绵竹时，就曾变节投降了刘备；如令又变节。如此反复无常的小人岂能使用！向以忠顺作为选才第一标准的诸葛亮，当然十分厌恶这类人了。然而李严是大才，己不用必为人用，定会对自己构成巨大的威胁，当然是废除为好了。
　　弹劾李严的理由不过是“欲加之罪”。
　　诸葛亮是在准备不足情况下进行第四次北伐的，粮草并没有先行，而是随后不断给甘南输送。时值秋夏之际的霖雨天气，又是妇女、儿童推着所谓的木牛即四轮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一辆木牛装四、五百斤粮食，群行时，一天只能走二十里路程，即令有油布之类遮挡大雨，但在崎岖不平的栈道上行走，特别是上下台阶时得卸上卸下地不断折腾，粮食肯定会淋雨霉坏。而且，运送者衣食及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李严派人请诸葛亮退军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李严患有软骨病，更怕诸葛亮乘机杀他，所以见面后又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这个表演太拙劣也太低级，倒持干戈的结果，只能是授人以柄！已经犯下了语无伦次的错误，更不该再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大概是为了拍马逢迎诸葛亮，又写表章给刘禅：“军伪退，欲以诱敌与战。”对诸葛亮来说，这是除掉李严的大好时机，哪里能轻易地放过！他当然不领李严为已开脱的人情，遂拿出他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书信奏疏，并向刘禅详细奏明了事件本末。证据一摆，李严除认罪之外，当然没有可说的理由。
　　倒是刘禅还有头脑，对诸葛亮罢黜李严的奏章并没有朱批。读者自然要反问：“有依据吗？”有。否则，不会有诸葛亮与刘琰、魏延、袁琳、邓芝等二十三人弹劾李严的第二份奏章，诸葛亮这次拉着其他二十二人联合俱奏的目的，是在向刘禅施压，造成一个非罢黜不可的态势。
　　在第二份奏章送达之后，刘禅不得不依着诸葛亮意见，将李严“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流放到梓橦郡去做庶民。
　　怕是李严至死也没有想到他被废黜的真正原因，所以闻知诸葛亮死讯之后，竟失望的激愤而死。
　　细读李严传，观其前半生时候，不失轰轰烈烈的大丈夫形象；现其后半段，又显得媚态百生，极其猥琐，其悲剧也就成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