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不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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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昭字子布，彭城（今徐州）人，自小好学，博览群书，尤专《左氏春秋》，并能写得一手精湛的隶书。还未成年，就被乡人举为孝廉，与当时名士王朗（曹魏时官至司徒），赵昱等成为密友，更受彭城才子陈琳（为袁绍撰写讨曹檄文者）的称赞。
　　张昭是位十分重视名节的知识分子。徐州剌史陶谦举其为茂才欲加的重用，但张昭因对方官声有亏而断然拒绝，布衣人反炒了封疆大吏的鱿鱼！一怒之下，陶谦将其下入狱中，多亏了好友赵昱倾身营救，才幸免于难。出狱后张昭南渡长江避祸于扬州（不是今天的扬州市，而是东汉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的苏中、苏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孙策敬重张昭的品德才能，待之以师友之礼，任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东吴的政治军事，全部交他一手处理，孙策当起了甩手东家。
　　张昭主事后，北方士大夫写信到东吴，一字不提主人孙策，倒将功劳、荣誉一概归之于他。张昭被夹在两难之中：告诉孙策吧，怕造成难以辩白的误会；不告诉吧，隐匿本身就是严重的罪责。在他进退两难中，孙策从侧面知道了，大度地笑道：“春秋时管仲相齐，这个也只说仲父（齐桓公称他为仲父），那个也只说仲父，而齐桓公（什么事情也不做），照样是周朝的霸主宗师。今天子布德才兼备，我能用之，你的功劳能不归在我的名下吗？”（见《三国志·张昭传》）看来，孙策的识人与豁达也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不幸地是，反对分裂立主华夏统一的孙策英年早逝。在弥留之际，他把张昭招到病榻前叮咛：“假如我弟弟孙权不是成事之人，您就取而代之。如不能在混乱中获得成功，可以从容地归附曹操，不要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同上原文为“若仲谋不任事者，君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绶步西归，无所虑。”由此可见孙策对张昭的依重。
　　孙策一死，刘备上奏章给汉献帝并获得批准，孙权被封为车骑将军，张昭并封为军师。在三国史上，这是唯一的军师。
　　孙策死时，孙权年仅十七岁，还是位少不更事的孩提，还十分任性和狂悖，正是在张昭的匡佑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路的，今举一例即可见一斑。孙权在武昌钓台饮酒大醉，命人用水浇群臣，并说道:“今天都必须开怀畅饮，只有醉倒在台上，才能罢休。”张昭见状，出来坐到自己的车上。被孙权召回责问时，张昭答道:“昔纣王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同上）
　　孙策主事日浅，民心还未曾归附，东南六郡随时都可能发生内乱。孙权弟承兄业任车骑将军后，多亏有张昭辅佐，内安抚黎庶百姓，外周旋军阀使节，使东吴局势渐趋于平稳。及孙权年长之后，每次率军出征，都是张昭坐镇后方，负责政务和支前。张昭还是位通晓军事的统帅人才，孙权出征合肥时，张昭督领诸将征讨叛逆匡琪，一直到攻破豫章今南昌市，并在豫章南城歼灭了匡琪部将周凤所部。豫章一战打出了张昭的威风，自此之后，他多次统兵出征，常常跟随在孙权身边，成为谋臣的楷模。
　　在张昭的主持下，东南抵定，民众也逐渐安居乐业，孙权野心也膨胀起来。鲁肃教唆孙权割地称雄时，张昭对此十分反感。他对孙权说：“鲁肃年轻，思虑粗浅而疏误太多，不能使用。（原文为：“肃年少，粗疏，未可用。”见《三国志·鲁肃传》，但孙权既已经怀有贼心，更因为周瑜曾告诉他：“鲁肃的才能，正可以匡佐时政，应广泛听取他的意见，以成就割据为王的功业，不能不录用。”原文为：“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同上）才使鲁肃找到了分裂华夏的平台。
　　由于鲁肃的加入，以周瑜为首的军界国家分裂主义在东吴占据上风。适在其时，曹操在不适当时机给孙权的私人信件，必然在东吴中集团中发生激烈争论。
　　张昭、秦松从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主张顺应曹操，送儿子到许昌去做官（实际上成为人质），这是思虑弘远的正论，如真能这样，则国家至此就可以复归统一，刀兵入鞘，内战立止，上藩屏中央恢弘正气下，下保护生灵免遭涂炭，哪还有此后七十二年的天下三分和军阀混战！哪能使全国百姓仅留下十三分之一的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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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肃、周瑜则不同，在国难当头之日，他们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功名前程和封妻荫子，将普通民众的生死存亡置之脑后。为了能实行分裂，就将个人目的深深地掩藏起来，以貌似无私的超然去说服孙权，鲁肃道：“我可以顺应曹操，你则不可以。我顺应他，他能将我放到家乡去做官。以才能和现在的职务作参考，至少，也是个下曹从事，出门有牛车乘坐，有下属和护从跟随，可以和一批读书人成为朋友。在逐渐升迁中，当个州牧刺史或郡太守不在话下。你顺应曹操想有个什么安置呢？”（原文为：“今肃可迎曹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曹，曹当以肃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曹，欲安所归？”（见《三国志·鲁肃传》）这段谈话的潜台词则是，如果你顺应了曹操，其后果远不如我等，会死得十分难看！再没有比这段谈话更具教唆性了。孙权感慨地说道：“那些人（指张昭等）所持的意见，令我十分失望，你剖析出了大计方针，正附和我的主张，这是上天把你恩施给我呀！”（原文为：“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施我也”见《三国志·鲁肃传》）
　　孙权从一己私利出发，终接受了分裂国家，割据称雄的方针。唯一顾虑的是能否取胜？在信息十分闭塞的那个时候，曹操的“八十万水军”对孙权具有十分巨大的威慑力。众人都以为：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征讨四方，有极大的政治优势，顺者为忠，逆者为叛，别人难以违其意。到了四境已平，国家即将统一的时候，抗拒曹操在道理上更加不顺。更何况，东吴六郡所凭靠的是长江天堑，但是今天荆州已为曹操控制，刘表的水军及千艘舰船都为曹操所利用有，沿江又布署着众多步兵。如果他水陆俱下，长江天堑之利为敌我共用，但敌众我寡的悬殊性却无法相提并论。与其兵败被擒，莫若归顺服从。
　　在几乎舆论一边倒时候，孙权当然更加惶惑。戳破“八十万水军”这张纸的是周瑜、诸葛亮两人。周瑜在奉承了孙权一通之后，分析曹军说：今北方尚未完全平静，加之马超、韩遂在关西（潼关以西）为患，（故而有后顾之忧）。而舍弃鞍马，乘舟楫过江与我们作战，不是北方军队的长项；况又逢隆冬，马无干草；指挥北方步兵奔驰于江河湖海之间，又不服水土，必生疾病。此四条是兵法大忌，而曹操都触犯了，这次生擒他正是时候。但是此时的孙权在政治上已渐成熟，周瑜对曹操军队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但东吴动员六郡之力，尚难满足周瑜提出的五万之数，勉强只能以三万人拨付，而曹操“八十万水军”依然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巨石。
　　荆州为曹操所得时，诸葛亮就在那里，而且在当阳长板坡一带有战斗接触，对敌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当他为刘备出使东吴促成联合是，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三项任务：其一，使用激将法刺激孙权坚定抗拒曹军的勇气，即在掌握了孙权意欲分裂国家却底气不足的心里后，指出孙权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以下同）是非常危险的，劝他要当机立断。这一招果然有用，孙权表态道：“我不能放着东吴六郡地盘十万大军的力量不用，而爱他人所控制。我抗拒曹操的决心已下定了。”（原文为：“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而受制于人。吾计决矣！”）其二，亮出了刘备的底牌加以炫耀，以证明己方有与之联合的力量。当孙权担心刘备新败后难有作为之时，诸葛亮说：“刘备军队虽然在长板坡失败，但返回的溃散将士及关羽水军精锐还有一万人；刘备旧部和刘琦江夏郡将士加起来也不少与一万。”（原文为“豫州军虽败于长板，今战士还者及关于水军精甲万人。刘综合江夏战士亦不可下万人）。实力是联合抗拒曹操的基础，刘备的两万军队对缺兵少将的孙权来说，无异于从天上掉下了馅饼，他自始担心失败的紧张心情终有缓解。而且，即令失败了，刘备因为有投靠之后又反叛的不光彩历史，自然成为替罪羊，自己的处境会好一些。其三，诸葛亮精当地分析了曹军貌似强大，实则十分虚弱的形势。首先，以曹军五千轻骑跨过汉江追赶刘备逃军时，一日一夜只能跑三百多里的事实，证明曹军由于连年征战，已十分疲敝，战斗力已严重下降，并以“强弩之末，势不能射穿鲁缟”加以形容；其次指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的弱点；再次分析说：“荆州百姓表面上顺从了曹操，但不是心悦诚服，而是迫于曹军的压力”（原文为“荆州之民附曹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其四：为孙权指出了抗拒曹操的光明前途，“今天如能派猛将率领几万大军，与刘备用心协力，必然能打败曹军。曹操兵败后必然北归，这时候，荆州、东吴的势力已很强大，割据为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原文为：“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曹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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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此时候，孙权再没有犹豫之处，他立即下了决心，并付之行动，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见刘备），并力拒曹公。”
　　周瑜、诸葛亮两人对曹军的分析是十分精当入微的，比起张昭等人似高出很多。但是，二人所说的道理只是出于一己私利的小道理。张昭等人虽然对曹军战斗力缺乏正确分析，而他们所要主张的，则是国家的完整统一，民众的安居乐业。由是观之，张昭不是投降派而是国家统一派，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不是抗战派而是国家分裂派。一正一邪，已自见分晓。
　　由于张昭没有支持孙权的分裂活动，此后便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公元二二二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吴王，并宴会百官，酒席间，张昭出于礼节，正欲上前褒赞孙权大德时，孙权却冷冰冰说道：“假如当初听从您的意见，今天已经讨饭了。”（原文为：“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见《三国志·张昭传》注释、《江表传》）。热脸碰上了冷屁股，也只能自认倒霉。但张昭毕竟是张昭，自此之后就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辞去官职，在家中著述《〈春秋左传〉解》及《〈论语〉注》。老王在时恨老王，老王走了想老王，当张昭退隐之后，孙权才感到他的重要，不得不跪在地上请他回来。张昭遂借题发挥地说道：“当年太后和桓王（孙策）不是把我的托付于您，而是把您托付于我，是要我尽到臣子的责任，以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也使我百年之后，能为世人所称道。可惜的是，我眼光短浅，对您的宏图远略曾有顶撞。我也知道，像我这种人应下地狱，或者扔进大沟悬崖下边去，不再希望能被您招回，重新侍奉帷幄供您垂询。需要申明的是，我虽然愚蠢，只是从有益于国家思考，直到死了才作罢。要让我改变态度，从自己获得荣升或讨您高兴的私利出发，这做不到。”（原文为：“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灭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短浅，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见《三国志·张昭传》下同）。一个“愚心所以国事，志在忠益”，不仅申明了昔日主张归顺中央政府的出发点，也将孙权、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推上了道德法庭当众鞭挞。金玉肺腑，掷地有声！在张昭堂堂正正的抗争之下，孙权也不能不加以抚慰。
　　张昭虽被请出，但不公正待遇亦然存在。孙权称帝后，按汉时旧制，自然要设丞相一职。在东吴文官之中，丞相一职非张昭莫属，群臣也一致推荐。孙权基于对张昭曾反对分裂国家，割据自立的怨恨，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不肯任用：“现在事情非常繁杂，丞相的责任很重大，不是谁最优秀就让谁当。”（原文为：“方今事多，职流者责重，非所以优也。”言下之意，是要选一位能负重远行之人或年富力强者，于是以孙邵为丞相，而这位文官班头在《三国志》中竟没有列传！显然，孙邰在之前之后都没有值得记述的功劳政绩。孙邰死后，大臣再次推荐张昭，孙权又假惺惺说道：“我难道对张昭有私爱（不肯让他在丞相一职烦劳）？做丞相一职上事情太烦杂，而此公性格过于刚强，对所布置如有不从，就要发火或处理，因此，大家就会怨恨他，这与私与公都无益呀。（原文为：“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钦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怒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于是，又抛开张昭而任命了顾雍。
　　孙权两次不采纳大臣的推荐，所持理由又完全不同。第二次又是对第一次“职流者责重”的否定。只能说明他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在《江表传》有一段话：“只所以不任张昭做丞相，是因为当年张昭曾驳斥过周瑜、鲁肃等分裂国家的意见。”（原文为：“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此推测虽不曾加以论证，却值得后世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