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知识分子为何喜欢空谈玄学

三国文化博览

　　王衍在西晋末年清谈老庄玄学，以虚浮之妙言为尚，最终导致西晋亡于石勒，自有其历史因缘关系。玄学是由东汉后期的清议发展而来，任何一种思潮在社会上泛滥成灾，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汉代人才的选拔是由察举制度而来，所谓察举，也就是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荐举人才。那么地方如何荐举当地的人才呢？那就得根据社会的舆论，由此对人物的品评便成为察举制度必然的伴生物，因而有名的人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有较多做官的机会。曹魏时，把人物品评制度化，就是各地设立九品中正来品评各地的人物。这个制度以地望为基础，为世族垄断仕途提供了条件，世家大族的政治在魏晋政治占据统治地位便是由此演化而来的。隋唐以后取士采取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人物的品评便由考卷的品评来代替了。过去我们考察和提拔干部是看履历和鉴定，现在是讲文凭学历，这些办法本质上都是把人们阶级和阶层关系固化。既然是靠文凭学历，而且与高考制度结合起来，那么势必有不少人输在起跑线上的问题。在古代靠名望选拔人才，很多时候也并不能取得真正的人才。这个办法当时人便认为流弊很多，魏明帝曹睿便说过选举莫取有名，如划地为饼，不可啖也。那时的卢毓，是主管朝廷人事的官员，便说过“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是从人事工作方面说的。
　　对人物的品评盛于东汉后期，如郭林宗与许劭便是那时品评人物的名家。许劭与其从兄许靖都是以品评人物著名于世的，他们“好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连曹操都要求他对自己的才能作评论，史载：“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同上）为什么曹操要求许劭给他品评，因为许劭是当时士族舆论的代表，只要他说一句好的评语，马上就能博得众人刮目相看。
　　然而，对一个人物的品评，是很复杂的问题。观察一个人过去的为人和性格，可以判断这个人未来的表现。但是决定一个人发展的原因还是很复杂的，既有他自己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时势造英雄说明外部的环境条件起决定作用。对于一个人的评定，有时盖棺也难以论定。民间有一句俗话“从小看看，到大一半”，说明一个人的某些性格和心理特征，是在童稚时期便已成型的，所以一个人童稚和青年时期的行为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他将来的前途。东汉末年，如郭林宗、许劭这样的人物在人物品评上，有他们独到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少是后人附益的。从当时的形势看，亦有士族借以互相标榜，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却往往是中央权力旁落，地方士族势力上升的一种标志。在具体人物品评上，只能说一些两可的话。为什么要说一些两可的话，因为议论人才优劣时，既要避免差失，又要不得罪于人，只能说一些玄虚莫测而又两可的话，这个人物品评在某种意义上与后世算命相面之术有相通之处。这样的话对人才的品评变成一种清议，逐渐走上神秘化的道路，在理论上老庄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必需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玄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历史因素。
　　魏晋之间玄学的兴起，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因素，那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欺侮孤儿寡妇篡窃曹魏政权不满。如阮籍与嵇康那样以空谈老庄之玄学和怪癖的名士脾气，对司马氏政权抱不合作态度，清谈之风亦由此而起。我们不妨以阮籍为例加以分析。《晋书·阮籍传》载：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
　　“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宣帝即司马懿，景帝即司马师，从上述记载，可见阮籍是司马氏政权极力想拉拢的士大夫中的代表性人物。到文帝司马昭执政时，也想拉拢阮籍为其服务。史传续称：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可见当时阮籍之放达，亦有其不得已之处，只能以醉酒来隐藏自己的意向，从而获免于难。史传续云：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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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的玄远，无非是让人捉摸不住。不臧否人物，那就把东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变成清谈，清谈的内容无非是老庄的玄学。司马氏强调以孝治天下，讲礼教，讲究礼仪的形式，即所谓世俗之士。阮籍并不反对孝，而反对那套虚伪骗人的礼俗，主张率性返真。他的母亲去世时，从表面上看他的行为放诞不羁，而骨子里，对母亲去世的悲哀是真诚地发自内心，是真实的孝心。史传续云：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阮籍有《大人先生传》一文，他以群虱喻礼俗之士，其云：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青白眼只是表现其对相关人士之好恶，礼俗之士在他眼中只是裤裆中的群虱而已，这是他对巴结司马晋的那些世俗之士的态度，他违反礼俗的那些行为，事实上是对晋王室虚伪礼俗的抗议。要知道晋武帝司马炎是当时特别注重礼仪形式的一个人，曾装模作样地服三年之丧，在阮籍看来这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阮籍并不反对子女孝顺父母，他反对的是虚伪做作和形式主义骗人的东西，主张率真返其自然。他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是背离礼教习俗的行为，他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是对母亲去世悲伤至极的真情流露。著名的曾为毛泽东引用过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便是出自阮籍之口，他是对着司马家族这些大人物而言的。魏晋之际那些士大夫背离世俗、带有乖僻的行为，是他们真情的表现，具有对现实批判的积极意义。东汉的名士，在行为上一般很少越出常规，而魏晋之际名士乖僻的行为方式，后来成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名士脾气了。这种余风，我还在复旦中文系的教授身上见过，他曾与我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我都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西晋末年，那些礼俗之士，如王衍之类，当他们成为上层统治集团掌权的关键人物，也效法竹林七贤那样空谈老庄，不理政事，并借以掩盖自己腐朽堕落、贪赃枉法的行为，那么受伤害的是这个权利结构自身。空谈所以亡国的关键是在王衍那样手握大权的人物身上。我讲的是中国古代魏晋之际空谈误国的来历，各个时代空谈的内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一样，都有其自身时代的烙印。今天的空谈也许带有舶来品的特色，它的特点就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加分析地一概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也许是讨论空谈误国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