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南北朝人评三国之曹操

三国文化博览

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些论文和学术性文字对此已有触及，但并不是专题性的讨论，尚不系统和全面。本文再进一步做些工作，试图使其能更深入一些。

　　三、关于曹操
　　曹操当然也是两晋南北朝人格外关注的三国人物。其时人们对曹操的雄才大略都是肯定的。如《魏书·匈奴刘聪传》：载刘聪之父为刘渊准备乘晋室衰弱之时起兵建立一番事业，就曾自比为汉高和魏武：“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便五万，都于离石。渊谓宣等曰：‘帝王岂有常哉，当上为汉高，下为魏武。’”曹操在当时人心目中，是一位机敏干练，洞悉事物、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的政治家。如西晋的傅玄说：“武皇帝，至明也。”（《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又，东晋著名的大臣陶侃也被人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如也。”两晋南北朝人还认为曹操是一位英杰。如《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五）卷末“史臣曰”称：“（宋）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
　　两晋南北朝时也有人认为曹操尚缺少大政治家的度量。这主要是针对曹操之处理崔琰与毛阶等人，尤其是处理毛阶太过于严厉，明知有冤狱却并不纠正，或者纠正不力。毛阶原为曹操麾下“典选举”的官吏，“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检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毛阶传》）曹操曾感慨道，象毛阶这样用人时注意端肃世风，社会风气会淳直得天下人都可以自治了；曹操自己也认为毛阶是“我之周昌”，即象汉高祖的忠臣周昌那样的刚直敢言的部下。但后来曹操严惩崔琰等反对他代汉的部下，毛阶稍稍流露出了不满，曹操便借一个毫无事实根据的举报将毛阶交大理钟繇处理，虽经多人力辩其冤曲，毛阶因能幸免于罪，然曹操终将其弃而不用。孙盛等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曹操的度量远远比不上汉高祖刘邦。“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阶之一责，永见摒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看法与此相近的西晋傅玄也认为：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
　　傅玄认为崔琰等人被诛的根本原因，是丁仪之类小人离间的结果，无视曹操惩处政敌时手段的严厉、冷酷。这种论点与事实相去较远，甚为偏颇，有失公允。
　　当然对于汉王朝而言，平定汉末大乱的功臣曹操，同时也是篡汉的权臣。两晋南北朝人非常清楚曹操在利用“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渐平定北方的过程中，也逐渐将朝中大权集中在手中，虽然最终完成代汉、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是其子曹丕，但窃取汉朝廷大权在曹操时代实际上都已基本完成，不过只差禅让这一步而已。如北魏的大臣崔浩在评论“近世”的历史人物时，就把曹操作为篡取朝权的代名词。《魏书·崔浩传》载，崔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崔浩认为前秦的王猛辅佐苻坚，犹如春秋时的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尽心尽力；前燕的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慕容暐，象西汉时霍光辅佐汉昭帝似的鞠躬尽瘁；而东晋末年的刘裕的确也东征西讨，削平反晋武装和割据势力，武功赫赫，同时刘裕也象曹操那样将东晋朝廷的朝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终于取而代之建立了刘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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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代汉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禅代之风盛行，且愈演愈烈。因而讨论曹魏之代汉，在南北朝时期的人群中亦颇流行。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就简单讨论过这种禅代之风形成。他以为汉朝历时四百年，立国时间之长可与兴盛繁荣的周代相比；至汉末虽天下大乱，而百姓仍心系汉朝，并无盼望改朝换代之心。曹操靠着他在几十年征战生涯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朝臣和百姓，因而能完成他改朝换代、代汉而立的目的。不过百姓并未心服，“民未忘汉”，所以司马氏借着手中掌握的“宰辅之柄”，乘曹氏的衰微而大玩权术，建立起司马氏的强大势力，终于完成了代魏建晋。司马氏能如此顺利，很大程度就在于人心并不向魏，曹氏靠武力而非靠德行完成了代汉的“禅让”，当然无法征服百姓之心，司马氏照着曹氏的“禅让”再来一遍也就很容易了。（《宋书·武帝纪下》卷末“史臣曰”）
　　两晋南北朝人也喜欢议论曹操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令人们羡慕的是，三曹能文能武，既有卓世独立的赫赫武功，又有堪为千古绝唱的诗文传世。于是三曹似的文武全才，也就成为后代志趣高尚者的追求。如《南齐书·垣荣祖传》载：
　　（垣）荣祖少学骑马及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
　　“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既有冲锋陷阵的豪情和胆略，又有纵论天下、横槊赋诗的潇洒和书卷气，这便是垣荣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但曹丕、曹植之间为了争当继承人而兄弟阋墙，曹丕登基后更是把这种争斗变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迫害，于是有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七步作诗的故事。北魏孝文帝元宏与其弟彭城王元勰之间感情甚好，但元勰仍时时以曹植的遭遇来提醒自己。事见《魏书·彭城王勰传》载：
　　高祖南讨汉阳，假勰中军大将军，加鼓吹一部。勰以宠受频繁，乃面陈曰：“臣闻建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陈思求之而不得，愚臣不请而得。岂但古今云殊，遇否大异，非独曹植远羡于臣，是亦陛下践魏文而不顾。”高祖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汝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
　　孝文帝认为“二曹才名相忌”，不确。陈思王曹植在魏文帝、魏明帝两朝的遭遇，岂是“才名相忌”便可解释的。此乃封建时代的千百年里，反复演出的皇室内亲人之间围绕皇权而敌对仇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