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南北朝人评三国之诸葛亮

三国文化博览

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些论文和学术性文字对此已有触及，但并不是专题性的讨论，尚不系统和全面。本文再进一步做些工作，试图使其能更深入一些。

　　二、对诸葛亮的评论
　　对诸葛亮，南北朝时人大都肯定其治国的才干、勤劬，以及对君主的忠贞不二，将其视为贤相。人们谈到当代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也常常将其与诸葛亮相比拟。东晋的陶侃也算得是领袖一时之人物。当时朝中的尚书梅陶对陶侃就非常推崇，其与亲属曹识的书信中，就认为陶侃“忠顺勤劳似孔明”。（《晋书·陶侃传》）又，王猛是前秦著名的政治家，在其治理下前秦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最强盛的国家。《南史·王镇恶传》载：“王猛之相苻坚也，北人以方诸葛亮”。
　　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史事在南北朝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对之赞扬不已，甚而至于景仰，有意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仿效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托孤于其弟彭城王元勰，就清晰可见刘葛托孤的影子。
　　据《魏书·彭城王勰传》载：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南朝太尉陈显达率军攻入北魏境内，同年三月孝文帝出师亲征，孝文帝之弟、时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的元勰也随军出征。征途中孝文帝“不豫”，于是元勰一面“侍疾禁中”，一面“总摄百揆”。有鉴于当时北魏皇室对权力的敏感，元勰感到集权于己身容易罹祸，曾经向孝文帝表示自己“侍疾无暇”，精力上顾不过来，要孝文帝“更请一王总当军要。”孝文帝则答道：
　　戎务、侍疾，皆凭于汝。牵疴如此，吾深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便请人，以违心寄。宗祏所赖，唯在于汝。诸葛孔明、霍子孟异姓受托，而况汝乎！
　　孝文帝不仅要元勰继续执掌军权，同时已表示要向其托孤之意向。孝文帝所举先代托孤成例，便是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辅佐刘禅、霍光受汉武帝之托辅佐汉昭帝，因孝文帝准备向自己的弟弟托孤，遂称诸葛亮、霍光为“异姓受托”。其后北魏军队在战事上十分顺利，但孝文帝的病情迅速恶化，遂向元勰托孤。元勰虽然答应并在后来也完成了辅助太子登基，但同时他也说服孝文帝并得到其遗旨，允许其在孝文帝死后“辞蝉舍冕”，辞去官职。事实证明元勰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史籍记载了孝文帝托孤时元勰的表现：
　　行次淯阳，高祖谓勰曰：“吾患转恶，汝其努力。”……高祖疾甚，谓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气力危惙，当成不济矣。虽败显达，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异姓受付，况汝亲贤，可不勉也!”勰泣曰:“士于布衣，犹为知己尽命，况臣托灵先皇，聊晖陛下，诚应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
　　面对孝文帝之托孤，元勰所言“诚应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云云，与诸葛亮当年回答刘备的话何其相似。按《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宫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从孝文帝与元勰围绕托孤的这些言行，可见他们对诸葛亮受遗托孤之史事景仰有加，境遇相似时便情不自禁地模仿起来。由此可见诸葛亮受遗托孤之史事对那时人们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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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两晋南北朝人对刘葛托孤一事的看法也有歧见。这主要是围绕刘备所说下面这番话的争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些人认为刘备是想用这番话来表明自己托孤的真诚，表明刘备为了“终定大事”即兴复汉室，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并欲以之统一蜀人的意志。陈寿在《三国志·刘先主传》卷末的“评曰”，就可以称为这种看法的代表：“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陈寿对此非常赞赏，认为刘备之托完全出于公心，盛赞刘葛堪为君臣关系的楷模。
　　另一种看法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刘备托孤时竟然有这样的话实在太糊涂。你如果相信所托者是忠贞不二的臣下，就用不着说什么“君可自取”之类的话；反之，所托者是位野心家，那你这话正好给人篡夺政权铺平了道路。所以刘备的这种做法“乱孰盛焉！”持这种论点当以孙盛为代表。孙盛在谈到刘备托孤时所讲的这番话时，指出：
　　备之命亮，乱孰盛焉！世或有谓（刘）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三国志·刘先主传》裴注引“孙盛曰”）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进而直接怀疑刘葛之间关系是否真诚。按《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曾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征询天下大计，当诸葛亮为刘备这种折节下士的虔诚所折服，答应出山帮助刘备逐鹿中原后，刘备曾慨叹为“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多数人也认定刘葛之间是这种鱼水般融洽的关系。但东晋时的一些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晋安帝元兴初（402年），“朝廷将讨桓玄，以牢之为前锋部督”。刘牢之多谋善断，对桓玄的威胁很大。于是桓玄派何穆去游说刘牢之。据《晋书·刘牢之传》载，何穆的游说辞是：“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自古君臣之间相互信任的典型有战国时的燕昭王和乐毅、刘备和诸葛亮，不过这两例都是功业并未完全成就时君主即已早逝，“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言下之意非常明白：朝廷现在信任你刘牢之，但你是否能永远得到信任呢？“狡兔死，走狗烹”，一旦叛晋武装被击溃，你刘牢之的灭顶之灾也就快来到了。
　　有趣的是，关于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是否恰当的争议，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了。几乎与今人相似，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诸葛亮应当同意魏延的建议，让魏延独立率领一只部队放手地干，没能这么做，恰恰就因诸葛亮自己无奇谋、奇计。如北魏的李苗即持这种论点。据《魏书·李苗传》载：
　　苗少有节操，志尚功名。每读《蜀书》，见魏延请出长安，诸葛不许，常叹息谓亮无奇计。及览《周瑜传》，未尝不咨嗟绝倒。
　　另一种论点与之相反，认为蜀汉时魏延是被当作主将使用的。魏延既非“宿旧”而被委以重任，脱颖而出，有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应当视作重用。如《晋书·张轨传附张重华传》载：
　　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张）重华曰：“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使以故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苴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
　　张眈认为乐毅、骑劫、司马穰苴、吕蒙、魏延等是不同朝代使用的主要将领，而“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不可随意任用。如同为燕国，任用乐毅则可战胜强敌，任用骑劫便大遭失败，所以任用主将务必慎重；同时，又必须避免另一种过于求稳的倾向，举荐将领时“多推宿旧”，只使用那些久已有威信、有信誉、有功勋、有功德者，因而能人奇才就难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韩信、司马穰苴、吕蒙、魏延等均非宿旧，他们都因为有才能而在不同的朝代被破格重用，应当视为敢于提拔和重用新人的典型。
　　关心诸葛亮的人们，自然也留意他的子孙。晋武帝司马炎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评价就很高：“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晋泰始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