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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讹来一个“奸雄”:组织选拔机制错位下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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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5 10: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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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屡屡遭世人诟病,责难虽多,穷本究源,一言以蔽之,无外乎“乱世之奸雄”而已。不过,这个看似盖棺论定的评语,又确是曹操“咎由自取”而来,况且也实在是情有可原、事出有因——— 套用一个当代说法,曹操是被迫过度自我炒作,以至于一不留神就成了最大的负面教材。
当公司组织的选拔机制由理性设计变成非理性,个人的选择也被迫“异化”。曹操未入仕前即得来的“奸雄”称号即来自于流行于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拨模式———“月旦评”。
“赘阉遗丑”:不得不说的出身
有汉一代,一直存在着两大顽疾,其一是所谓“外戚干政”,肇始于西汉高皇后吕氏,再因武帝以霍光辅政幼子昭帝,而终至于王莽篡汉,东汉光武中兴以来,惩前毖后,但也矫枉过正。由是便导致了另一顽疾———“宦官专权”,尤以东汉末年最盛。由此,也导致了东汉一朝中的另外两个现象:一是“重名节”,二是“党锢之争”,后者在桓、灵二帝之间愈演愈烈,特别是桓、灵二弟将朝政委于阉宦,导致士人和阉宦水火不容,于是“清议”之风甚嚣尘上。
士林之间的“清议”、“清谈”与选举制度中的“察举”、“征辟”一旦暗合之后,又有几人能澹然视之?这与“唯成分论”如出一辙———当所有的“乡举里选”仅有“工农兵大学生”这座独木桥的时候,不幸沦为“黑五类”的曹操,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正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述,“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也许,曹操此语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因为于他而言,以当时之情形,最为致命者还是他不得不说的出身。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于是,曹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赘阉遗丑”(《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恰恰与世人,尤其是士林中鄙弃的阉宦有关。尽管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论述公允,“宦官亦有贤者”,而曹腾便是“汉宦官之贤者”,但是,在“党锢之祸”后崇尚名节的东汉末年,曹操家世又岂容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呢?
尽管曹操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但是,门第、出身却是其始终挥之不去的“先天性原罪”。所以,无论是“欲为一郡守”之际的“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乃至位极人臣之时“唯才是举”的“求贤令”,无不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他既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而此时尚处于幽微的曹操的首要之务却需要先“矫名入仕”,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所谓“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而融此三者于一炉之滥觞,则非许靖、许邵兄弟之“月旦评”莫属。
月旦评“矫名入仕”的必经之途
据《后汉书·许邵传》记载,“初,邵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其实,东汉以降,臧否人物在士林间颇为盛行,这一点仅从《世说新语》中诸多的章节标题,一如“识鉴”、“赏誉”、“品藻”等即可见一斑。而许靖、许邵兄弟堪称其中的翘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意见领袖”,以至于“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
曹操的胆识、智略和文采,自然均非凡品,但他要想出人头地也需要知名人士们的提携,而这一切都需要曹操自求多福,据《后汉书·桥玄传》载,“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桥)玄,玄见而异焉。”桥玄无疑是慧眼识曹操者(此桥玄非彼乔玄,所以,吴宇森《赤壁》中小乔与曹操之关系,显然缺乏史实根据),他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但是,仅有桥玄的赏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桥玄又给曹操指点迷津,开出了药方,“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
许子将究竟何许人也?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微博”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么,许邵(字子将)俨然就是东汉末年的“天下第一博主”,他通过自己无远弗届的名博———“月旦评”,牢牢地把持着臧否人物、毁誉天下的话语权,但凡能入其法眼者,一经他的品评,必然会被万千粉丝瞬间转发,从而,或扬名天下、登堂入室,也可能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而曹操则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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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正如笔者无法奢望“微博女王”姚晨肯不计利害地点评一下拙作并做转发一样,即便主动示好,曹操也不能奢望许邵会纡尊降贵地替自己的前程背书。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载:“(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史籍向来语焉不详,就曹操、许邵之间的这段幽曲公案,却仅着一个“固”字,就写尽了当时的情势。但对于“少机警,有权数”的曹操而言,这一字之间似乎又涵盖了太多的故事:威逼乎?抑或利诱乎?所以,“乱世之奸雄”这个自此就和曹操形影不离的坏名声,竟像是曹操刻意讹来的。“太祖(曹操)乃造子将……由是知名。”从“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却绝非沽名钓誉,因其背后关乎仕途,所以,“(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私议左右公权的集体非理性
    “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其实,以“月旦评”为标志的“清议”之风在东汉末年的士林,乃至仕途之上可谓举足轻重,“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所以,即便特立独行如曹操者,也概莫能外。当然,“月旦评”最初还流于民间,顶多算是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但曹丕称帝以来,经陈群首倡“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实本于“月旦评”),并经曹丕采纳之后,“私议”便上升为“官法”,从而,“人治”最终成为一种常态。
    当然,在客观化、标准化的科举制度尚未出炉之际,“九品中正制”最初作为一种将民间评议与官吏举荐相结合的选拔制度,无疑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理性设计,甚至具备了某种原始的民选特征,但当这种发端于先秦,原本从属于草根阶层“普遍民意”的“乡论”、“公论”,一旦操之于如许劭兄弟之类的少数精英,再与选拔用人制度媾和,从而上升为某种“官方说法”,且评议标准又逐渐集中于“家世”、“行状”、“品藻”之时,制度异化乃至于个人寻租行为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一种集体非理性便潜滋暗长。
    由名士、官吏把持着察举、选拔的生杀予夺,其直接结果便是,“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穷约守志以穷退见遗。”“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曹操无疑属于前者,但绝非个例,其实,毋庸置疑,恰恰是由“月旦评”肇始,再经“九品中正制”滥觞,于是乎,魏晋以降,士族、门阀政治便大行其道,而其遗毒之深,乃至于盛唐,一代诗仙李白也孜孜以求于投献名门。
    遍览《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无不经由名士推崇,名动天下,从而,出将入相,而其中的大多数人物也像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但一旦私议成风,甚至左右公权,各种矫言伪行、巧言令色便相处流行了。一个最著名的例证便是出自“四世三公”、簪缨之家的袁绍,据《后汉书·许劭传》载:“(袁绍)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显然,曹操由“月旦评‘而起于幽微,但他也深知其害,所以,一旦位极人臣,予取予求,便反其道而行之,不拘一格,发布’求贤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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