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个平乱致治的超世之杰

三国文化博览

东汉末年，皇室暗弱，宦官、外戚倾轧于朝中，军阀、豪强争战于四方，鲜卑、匈奴、乌丸、西羌等游牧民族连年侵扰于边境，黄巾、黑山等农民起义军揭竿于内地，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形势危殆。正是在这种极端险恶的时代背景下，曹操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才干，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南征北战30余年，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强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基本平定和统一了北方地区，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平乱致治的超世之杰。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是社会财富的集中表现，那么在小农经济社会，土地就是财富的集中表现。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尖锐地指出，东汉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述当时脚下无寸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曹操的《蒿里行》诗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可见老百姓的贫困惨状。豪强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大量流民，这种贫富两极分化是东汉未年社会剧烈动荡的根源。说曹操是一个平乱致治的超世之杰，一个主要理由是他顺应历史发展和民心，始终一贯地裁抑豪强。曹操在洛阳尉任内，“不避豪强”；在济南相任内，以裁革赃吏而著名；取得政权以后，仍继续不断的抑止豪强。曹操用国家机器矫正东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得上是态度果断，措施得力，效果显著。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称得上是雄才大略。

曹操与袁绍的战争——官渡之战，是曹操能否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一次决定性战争，这一场战争不仅是二支敌对军队的决战，亦是二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这场决战中，曹操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主张专制统一集权的一方，而袁绍代表东汉以来传统的门阀世族势力。袁绍的出身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世家大族，有“门生故吏遍天下”作政治上的凭借，在《魏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中，都说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所以袁绍是当时世族的领袖。袁绍在冀、青、幽、并四州的统治，是使“豪强擅态，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在《魏志》《王修传》亦称：“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

三国文化博览

    曹操是袁绍一个鲜明的对立面。曹操出身微贱，因而士族们好说他的坏话，喜欢批评他的作为。袁绍宽纵豪强，所以士族们都替他说好话；曹操严厉裁抑豪强，因而那些以孔融为代表的士族经常责难曹操的作为。曹操打平了袁绍集团以后，一反袁绍的做法，立即下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同时又藉没当地最大的强族“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曹操的这种做法，得到了“百姓的喜悦”。曹操平定袁绍的余部高干以后，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在并州先把豪右集中起来，加以管制，然后征发豪右的部曲，以为兵丁。满宠做汝南太守，是以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魏志》、《满宠传》)。这些渠帅都是袁绍之门生宾客，实质上便是当地的强宗豪族。

    曹操不仅裁抑新统治地区的豪强，而且对投奔他的豪强，也采取措置加以限制。如田畴领路帮助曹操击败乌丸以后，率宗人三百家居邺，曹操要封赏田畴，田畴几次不愿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呢?照田畴的说法是“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魏志》《田畴传》)田畴在徐无山卢龙塞的五千余家都被曹操所一口吞没了。又如许褚、任峻这些人投奔曹操以后，就不再是拥有宾客的强宗豪族了。而李典得到曹操褒奖，是因为他自愿徙“部曲宗族万三干余口居邺”(《魏志》《李典传》)。可见曹操在裁抑豪强这一点上，对内对外是完全一致的。

    曹操的兴举屯田，一方面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粮食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因此也是裁抑豪强集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通过农官和屯田组织来控制农民和流民，则土地和农民仍旧会流到豪强手中。卫觐曾向曹操建议在关中举办屯田：关中平定以后，有大批流民从荆州回来，如果不兴办屯田，则关中诸将便可能把这些流民引为家兵，如此则郡县弱，家兵强。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关中兴办屯田。而曹魏末年，世族门阀势力的重新发展，就是从屯田制度的破坏开始。可见屯田与裁抑豪强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曹魏政权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且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曹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在曹魏政权的支持推动下，蓬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处在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辉煌伟大。经过分久必合的雷鸣电闪的考验，中华文明被风雨刷洗得更加绚丽多姿。当云散天晴之时，在横跨长空的彩虹映照下的便是文明昌盛的隋唐时期。司马光评曹操“化乱为治”，陈寿赞曹操是“超世之杰”，并非无据，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