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晋书·刑法志》

温县司马懿

       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痡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虐，与夫《甘棠》流咏，未或同归。


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
彝是常理，法理的意思，化蔑彝伦估计是轻蔑不恪守伦理道德。睽是乖离的意思。
这句话翻译为：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


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痡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虐
夏癸也就是桀，虔刘是劫掠，杀戮的意思。商辛即纣。卫鞅即商鞅，无所自容说的应该是他的结局。
这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身之地，韩非的暴虐让人无法忍受。
这里把夏桀、商纣、商鞅和韩非放在一起，共同点大概就是治民严苛。


与夫《甘棠》流咏，未或同归。
与那《甘棠》诗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

甘棠是诗经国风中的一首：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这首诗的主旨是怀念和赞扬召公德政教化，也就不难理解说上面四人的行为违背了这首诗所咏唱的了。

温县司马懿

      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抽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

《汉书·刑法志》:“韩任申子 ,秦用商鞅 ,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
参夷之诛指的是诛灭三族的酷刑，自秦文公开始。
抽协：古代酷刑之一。抽去其肋骨致死。
牢狱里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



              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交泰。
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欢悦，感到交了好运气。
刑厝：置刑法而不用 《汉书·文帝纪赞》：“断狱数百，几致刑措。”

温县司马懿

     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衣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
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随着心意变动，在宫阙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后宫妃也走在出逃的蜀路上，像孔子倒掉肉酱那样悲痛，身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入狱。
犴是监狱，引申为狱讼之事
青衣：古代帝王、后妃的春服《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王。”郑玄注：“皆所以顺时气也。”
覆醢：《礼记.檀弓上》:"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日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
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里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

    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
而即将灭亡的国家，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汉桓帝、灵帝那个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吗！
刊章：删去告发人姓名的捕人文书。《后汉书·党锢传·张俭》：“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於是刊章讨捕。” 李贤注：“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这里应该就是削去法典中的一些条文。

温县司马懿

      魏明帝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魏明帝时，宫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

      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
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 但是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乱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

将为仓卒，全译翻译成百姓会做出叛乱的事情来。
但是三国志中王肃上书中有"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一句，也许只是说百姓不知内情会以为皇帝的处治草率？所以王肃让明帝交给官吏决定并且公布他们的罪行。

      均其死也，不污宫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
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弄脏宫廷，不会引起官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



             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孟子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这句话没找到出处，倒是荀子有一句话很相似——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王肃劝诫，三国志中有记载：
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肃以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畜积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诚原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馀，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馀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原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汙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於为己，而轻於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

温县司马懿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制定法律。

              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
当时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新法，国家统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适。  

              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
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筒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


这说的是泰始三年，司马炎颁布晋律，共10篇，又称《泰始律》。
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温县司马懿

      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流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到了晋室南迁以后，一百零二年见，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流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


      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惛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

孝武帝时期，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党羽，卖官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乱了套。

温县司马懿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禁”，则《书》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人民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
画象：画衣冠。指上古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惩诫上古的五刑也就是墨,劓,剕,宫,大辟


      然则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屡，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
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衣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宫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衣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

黥：即墨刑，就是在犯罪人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炭，表示犯罪的标志
劓：割掉鼻子的一种酷刑
膑：剔掉膝盖骨的酷刑
宫：毁坏生殖器的酷刑
大辟：死刑


      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
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焉流放各有处所，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


      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
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

      殷因于夏，有所损益。
殷商沿袭夏朝的刑法，有增有减。

      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
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国家，用辞听、色听、气听、 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

      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于是设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问群臣，二刺是问群吏，三刺是问万民；一有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

     《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乱嫡庶顺序的要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汉文帝废除肉刑，以肉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逐渐消失。曹魏恢复五刑之名，刑罚体系为：其死刑者有三，髠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留，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外律首。晋代以“死、徙、笞、罚金，赎刑当古之五刑。

温县司马懿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

         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奸宄弘多，乱离斯永，则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者也。
到了周昭王前往征讨，周穆王昏乱，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乱总是出现，这就是所谓“夏有乱政而创制《禹刑》，商有乱政而创制《汤刑》，周有乱政而创制《九刑》”。

         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
古时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

         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武皇帝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国家，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这说的是司马炎命贾充制定律法的事。贾充时任车骑将军、守尚书令，封鲁郡公。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泰始律》

温县司马懿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乱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  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  当时刚好在离乱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


    梁统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乱。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
    高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乱，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灭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 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乱。因此，五帝时有流放和诛杀逭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祸乱。因此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言辞，禁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

高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碱省肉刑，除去相坐约刑法，其它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强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国家，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日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强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
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乱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根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问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足以瞭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交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办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官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高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革。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土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阳各种诉讼。明帝天性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奸邪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温县司马懿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     “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
      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
      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
        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禁绝钻鑽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流放的分别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  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  


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官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  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  


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


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  后来又诏令有关官员，禁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邪恶的禁令，消灭舞文弄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