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

　　《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