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妃之死：在曹丕兄弟之间徘徊的爱情

　　十岁时，恰逢官府暴敛，灾连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皆变卖金银珠玉以求果腹。那时甄家巨富，家人顺势收买珠宝财物，甄洛虽年幼却颇有见地：乱世之中，匹夫无罪，怀璧惹罪，此时聚财，容易引来乱兵盗匪的垂涎，如今左右邻里皆饥乏，不如以谷粮赈济亲族邻里，广施恩惠。

　　也正是甄洛之语转变了家人聚财的想法，转而赈灾，既传下了美名，又避免了祸端。

　　当甄洛的富贵预言与贤德之名广为传开之际，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为次子袁熙求取甄洛为妻。袁家是四世三公的高门望族，而那时的袁绍也正处于意气风发的鼎盛时期，对于这位风华绝代又富贵难言的儿媳，袁绍十分满意，那场豪华奢侈的婚礼仿佛一支笔，挥洒着袁绍纵横天下的野心，勾勒着甄洛贵不可言的未来。

　　十七为君妇，芳华妙龄的甄洛内心只求良人，不求富贵，只愿与夫君平安一生，却不想幸福来得异常短暂。

　　甄洛的第一段婚姻说不上是幸福或是不幸，因为自嫁入袁家起，她与丈夫便聚少离多，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投入情感，这缘分便戛然而止。

　　袁熙是袁绍的次子，排位不上不下，粗通文武，才干中庸。不过，让甄洛觉得安心的是，袁熙性情平和，面对长兄袁谭与幼弟袁尚的争权夺势，他始终挂念这手足之情，持中立，不参与。只不过，许多事不是躲避便能解决的，家事、战事，事到临头，便只有身不由己。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在袁绍为儿子袁熙与甄洛办完婚事之后，他与身在徐州的刘备南北呼应，决定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决个高下。

　　然而，官渡一战，相持长达一年之久，原本有些无力支撑的曹操出奇制胜前往乌巢火烧了袁绍粮草，以两万兵力击溃了袁绍的十万大军，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也就此成为三国青史上的永恒印记，记录了袁绍的屈辱与曹操的得意。

　　当袁绍的雄心壮志被官渡之败重挫，纵然他依旧保有冀州之地，其内心却变得怯懦不已，因为心高气傲的人最经受不住的便是挫败感。待到建安六年，黄河渡口的仓亭一败，数十万袁兵惜败曹手，袁绍终于一气而病，一病不起。

　　官渡一役，袁绍的功败垂成与其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有必然的联系，这种狐疑犹豫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早早埋祸于家事中。因为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人才众多，但是其部属们却在袁家复杂的家事斗争中无所适从。

　　自甄洛嫁进袁家之后，便目睹了这纷繁错杂的家庭关系。

　　袁绍的夫人刘氏是继室，长子袁谭和甄洛的丈夫袁熙都是元配夫人所生，续弦刘氏则是三子袁尚的生母。儿子是自己的好，继室夫人的私心，让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为儿子谋求最大的权益。

　　袁绍鼎盛之时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有兵数十万，但他却在立嗣问题上酿下了祸端，在刘夫人的怂恿下，他外放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独留幼子袁尚在身边。他口头上说此举是为了考验诸子侄的才能，其实是为了小儿子而远放嫡子。

　　对此，其谋臣沮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权位之争，如同一只兔子奔至街口，许多人都会上前追逐，如果一人捕获了，那么其他人纵然心有贪念也会悉数而止。如今袁绍的做法，则恰恰是将兔子扔到儿子们面前，这争相竞逐的背后只怕便是分崩离析了。

　　的确，袁绍的扔兔举动，让冀、青、幽、并四州的部将们人心思变。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从外面杀，一时是杀不死的，但当内部开始紊乱时，灾祸便无可避免了。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病逝，临终遗命立袁尚为嗣子，然而当长子袁谭回冀州奔丧时，父亲的丧礼也成为了兄弟反目的开端。一个是自拥重兵的长子嫡兄，自称车骑将军；一个是尊父遗命的继室幼子，同样领大将军职。当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乘机北上的曹操则坐山观虎，收渔翁之利，将袁绍辛苦打下的领地收归囊中。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春，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际，由洹水直捣邺城，曹军猛烈攻城两月之久，最终曹操横下心来，决漳河之水灌城，洪水席卷，兵败城破，至此，袁氏数代创下的基业悉数摧毁，这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也终告没落。

　　常说红颜是祸水，此话在袁家倒是名副其实，因为袁绍的混乱家事便源于刘夫人的阵阵枕风，而这位刘夫人也便是日后一手促成甄洛与曹丕姻缘的始作俑者。在她的心里，与其说甄洛是儿媳，不如说她是自己保命的工具。

　　只可惜，袁家诸子没能像母亲一样幸运偷生，长子袁谭死于战乱，甄洛的丈夫袁熙则与弟弟袁尚一同逃亡辽西乌桓公孙康处。富有野心的小儿子凭一己之勇妄图夺取公孙康部众，不料被其识破。就在甄洛改嫁于曹丕的三年之后，她的前夫袁熙死于公孙康之手，其头颅被献于曹操请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