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的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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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华，指华山一带的人群；夷，指带弓箭的人群，就是以牧猎为生的人群。春秋早中期的华夷之辨，重在区分华夷，强调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文明族类，周边的夷狄各族是野蛮族类。主张华夏各诸侯国共同筑起一条堤防，护卫华夏文明，阻止夷狄侵扰，所以也叫华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华夷之辨的重心转向文化，强调以文化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不单纯以地域或者血统来区分华夷。孔子还发挥出文化可变的观念，认为即便很僻陋的地区，只要把先进文化带到那里去，也可以变得文明起来。对于向慕华夏文明的夷狄各族要接纳，不应当拒绝。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华夷互变”的思想表现为“用华变夷”，具体就是学习华夏族的文化后“由夷变华”。《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陈良，楚产（即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良虽然是个楚人，但是通过学习“华文化”，是可以变为“华”的。 也有由“华”变化为“夷”的情况。《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伊川在西周初期曾经是甸服，但是到了后期，却因为与“戎”交往，成为了“夷”。 中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
“华夷之辨”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西周后期，以行周礼为文化标志的华夏族基本形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面对这种形势，“华夷之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热门话题，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公羊学派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还有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严华夷之别，华贵夷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华夷之辨”思想并不是以夷狄为敌，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荀子亦云：“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四海之内，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是一统关系，天子居中，华夏居内，夷狄居外。对于天子而言，华夏与夷狄的不同，主要是“内服”与“外服”之别。到战国后期，秦、楚、吴、越等各诸侯国，基本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过程。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后，便形成了华夏居内地、夷狄居边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秦汉王朝统治者秉承“天下观”，奉行“大一统”思想，开始建构塞外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在其过程中，体现了“华夷之辨”与“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羁縻制的基本特点是，天子一般不直接干涉四夷内务，由本族首领因本族旧俗管理本族事务，只需对皇朝称臣奉贡，接受边地郡县管理朝贡事务。“夷夏之辨”或称“夷夏之别”, 是儒家“天下观”对天下秩序的现实反映, 具体表现在不同族类在礼仪、风俗、服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层面的差异。因此, 夷夏之别不是源自血缘和地域之别, 而是基于文化差异或礼仪之别。

kingsliyue

大人，此事必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