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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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妇孺皆知，世人皆以为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惟恐功臣会学他的样子谋反作乱。于是借饮酒之际劝说武将放弃兵权，从而稳定了江山。根据史书记载，“杯酒释兵权”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两次。但是如果认为宋太祖通过这两次事件就成功解决了来自军队的威胁，那就大错特错了。
　　宋太祖即位之初，国家有两股军方势力。一是禁军势力，即由中央政府直属的主力部队（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总兵力不足20万人；二是藩镇势力，即由驻守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统领的军队，人数并不确定。经历过五代时期藩镇作乱，靠军队支持夺取政权的赵匡胤，深感军权旁落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和九月，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两个实力派藩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拥兵反叛。赵匡胤亲率精兵良将出征，至十一月方将叛乱平息。此后的一天，赵匡胤与心腹谋臣赵普有一段很著名的谈话。赵匡胤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姓，国家战火不熄，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要平息天下的兵火，为国家谋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应该怎样做？”赵普回答：“陛下考虑到这些，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根治，唯有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稍夺其权即逐渐剥夺藩镇的权力，制其钱粮即控制藩镇的经济命脉，收其精兵即收取藩镇的精兵良将，这三大方针成为宋朝解决藩镇问题的基本国策。
　　事实上，赵匡胤即位以后，便立即着手抑制武将势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多年，延续到宋太宗时期。大致有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移镇。移镇类似于现代的异地交流，命藩镇移镇以防止其原地做大，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是靠禁军将领的支持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初对禁军将领加官进爵，并依靠他们打击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那些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赵匡胤采取了传统的移镇措施。建隆元年（960年）击败李筠后不久，朝廷先后命令李继勋、袁彦、杨承信、张永德、杨廷璋等六个节度使移镇。第二年，又命功勋卓著的节度使王景、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移镇，同时免去慕容延钊、韩令坤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统帅的职务。通过频繁移镇，藩镇远离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失去了拥兵自重的资本。
　　第二，文臣代镇。即以文臣易武将，收州郡之权。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后，朝廷派文臣晷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原李筠的辖区），开州府文官代替藩镇武将（节度使）之先河。此后，凡节度使退休、死亡、迁徙、遥领的州府，皆以文臣治理，不再任命节度使。对比较大的州府重镇，往往派亲信重臣任职（类似于现代的高配）。如建隆四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后,任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今长沙），枢密直学士兼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今常德）；凤翔节度使王景死后，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镇国军节度使李崇矩免官，华州之地便不再设节度使，改派知州管理。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管辖若干州府，统领数州政务，其驻地之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藩镇大权独独揽，上马统军，下马治民，州、府、县级官员多由其亲信担任，形如独立王国。北宋开国，逐步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遣地方官，命藩镇辖区内的支郡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压缩藩镇的势力范围。如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府，将政事委任给牙校（低级军官）刘思遇处理，专恣不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为此，朝廷一次就向馆陶县、魏县、永济县、临济县派遣四名京官担任知县，将行政权收归朝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又下令节度使属下所有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藩镇辖区仅限本州府。同时以朝臣出任州府长官，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无法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了。
　　为了制衡藩镇在各州府一级政府的势力，乾德元年四月，朝廷开始在州府设置通判一职，专司对州府官员的监察。乾德元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推荐通判人选，一次就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五代以来，节度使大多派自己的亲随担任县一级政府的镇将，与县令分庭抗礼，效忠于藩镇。为此，朝廷在县级政府恢复设立县尉，负责司法、缉盗、民兵训练等事务，与县令一起对州府长官负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朝廷的文官系统很快渗透到藩镇的官吏系统之中，不断蚕食藩镇的势力范围，削弱藩镇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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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精选兵员，兵归禁军。建隆元年七月，赵匡胤诏命检阅京中禁军，挑选其中骁勇善战的兵士升为上军（提高待遇），老弱病残的作为“剩员”转为杂役或逐渐淘汰。同年，下令各州府长官选送精壮士卒输往京城，补充禁军兵员。又精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将他们派往各地依样征募，由地方政府对其训练之后编入禁军，以后遂成为常态。如此，各地精壮士卒几乎全都汇集到禁军，大大消弱了藩镇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收其精兵”的效果。大宋朝军队在扫平南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鲜有败绩，与精兵尽归禁军不无关系。
　　第四、整顿禁军，权归皇帝。这是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登基前为殿前都点检（禁军殿前司统帅），其政变成功全赖禁军将领的支持。政变成功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来自禁军将领的危险。登基伊始，论功行赏，原禁军将领全部得到重用。而原本与赵匡胤职位不相上下的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位最高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被派往远离京城的外地带兵。经过一番调整，禁军兵权全部掌握在赵匡胤的亲信手中，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也在随后平定“二李”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赵匡胤认为，由自己的心腹带兵，政权已足够稳固。但是赵普却深以为虑，多次请求将他们外调。赵匡胤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有什么可疑虑的？”赵普答：“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但是我观察他们都不是统御之才，不能控制属下。万一他们的部下作乱，事情恐怕由不得他们自己。”于是建隆二年（962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诏石守信等人饮酒，酒酣之际言道：“没有你们我当不成皇帝，可是当皇帝也很难啊，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活，早晚连个好觉都睡不得。”石守信等忙问何故，赵匡胤说：“这不难理解，皇帝这位子谁不想坐。”石守信等叩首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赵匡胤回答：“你们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手下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情愿也不行啊。”石守信等流着眼泪求皇帝指一条生路，于是赵匡胤说出这样一番道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到大的行政区做节度使（出守大藩），买一些上好的田地，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我与你们结为亲戚，君臣无猜，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将领便称病请求辞去军职，赵匡胤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后来又与他们结为姻亲。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以大藩节度使的利益为诱饵，换回了禁军的指挥权。此后对禁军进行改造，将侍卫亲军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原来的殿前司合成“三司”（也称“三衙”）。三衙的指挥官（都指挥使）地位相同，互相牵制，禁军将领合谋作乱的威胁被基本解除了。
　　第五，收司法权，法归有司。建隆三年（962年）三月，赵匡胤对宰相说：“五代时期诸侯藩镇专横跋扈，经常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刑部的职权几乎废掉。自现在开始，凡是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抄录案卷奏明朝廷，交刑部复审。”这条规定相当于现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杜绝了藩镇铲除异己的行为。开宝六年，又下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处理地方刑狱，收回了一般案件的管辖权。
　　第六、设转运使司，利归中央。中唐以来藩镇割据，财赋收入尽入囊中，肥了藩镇，穷了朝廷。藩镇有了经济实力，又可以养兵对抗中央政府。宋初扫平南方之时，为了筹措、运输军需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朝廷开始设立转运使司，长官称转运使，派朝廷要员担任。赵普担任宰相以后，命各州府除计划内留用之外，其余赋税收入全部运送至京城，地方政府不得截留。此后，朝廷开始在各路、道（相当于省级行政区划）设立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专司地方财赋、物资的调集和运输。转运使司的设立，确保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控制了藩镇势力的经济命脉，这就是赵普所说的“制其钱粮”。
　　第七，裁撤藩镇。在以上措施逐步实施，藩镇势力得到极大抑制，已经无法为祸国家之后，赵匡胤开始第二次“杯酒释兵权”，这次他要裁撤的是藩镇。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在后花园宴请来京觐见的节度使，酒酣之际言道：“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长年在外操劳，这可不是我优待功臣的本意啊。”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明白赵匡胤的意思，马上说：“臣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蒙皇上恩宠已久。如今年老体弱，愿意告老还乡。”另几个节度使却很不甘心，纷纷陈述自己的战功履历。赵匡胤不满地说：“那都是前朝的事了，不值得一提。”转天，参加宴会的节度使全被撤销职务，改任闲职。这次事件距第一次“释兵权”有八年之久，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藩镇已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次“夺权”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中唐以来尾大不掉的藩镇势力从此终结。
　　以上措施，基本是宋太祖在位期间逐步推出的，在宋太宗朝趋于完善。赵匡胤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经过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宋初的版图竟然比三国时期曹魏政权还要小。北方的大辽和北汉政权虎视眈眈，南方八个地方政权长期割据，新兴的北宋政权可谓腹背受敌。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的决心，如果没有正确的策略，如果没有领导者过人的才智胆略，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的动荡格局不知要持续到哪一年。从这个角度来讲，赵匡胤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大英雄。他在稳固政权的同时，以杀罚很小的代价，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统一。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大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咎于宋太祖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却忽视了大宋朝将近300年基业，有充足的时间去革除弊政，富国强兵。如果国家像宋徽宗赵佶那般骄奢淫逸，像宋高宗赵构那般不思进取，即使再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也会在他们的导向之下走向没落。宋朝的灭亡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