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虞姬双亡谁记录了《垓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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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在那个时候，或许是在一个叫什么半杯茶馆儿的地方，由他的后人跟司马迁活灵活现地讲：我祖父当年在“鸿门宴”现场他是如何如何。所以，司马迁笔下的那个樊哙就变成那样了，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对吧！比起刘邦、比起项羽，比起里边的任何一个人啊，他都显得更活色生香。

　　另外一个引起人们对于《史记》的史学价值和史学性的质疑的细节，就是“霸王别姬”，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项羽唱了《垓下歌》，然后虞姬自刎了，他带着八百子弟开始逃往江东。有人问了，在帐篷里面别姬的时候，只有姬和霸王两个人，一个自刎了，一个出来了，后来也自刎江东了，那霸王别姬的《垓下歌》是谁记录了呢？是谁听到了呢？身边还有人吗？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根据自己对项羽的理解，做了一个“补笔神功”；也可能是喜欢项羽的人喜欢这位霸王的豪情，在他自刎之后，模仿的写出来的，气壮山河呀！那项羽自刎江东这件事情又怎么样描述的比较生动呢？又是口述史的力量！这个都是有史载的、有史料的，刘邦部下率兵追项羽到江东的那个人，是韩信部下的将军叫杨喜，杨喜将军的后人——是第三代、第四代这个需要查——他的有一代后人做了司马迁的女婿。口述史的力量！我们又可以设想，这个女婿在家里面跟自己的老丈人讲：当年我的先人追项羽到那儿如何如何、如此这般这般……
　　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他为什么在前言里边一定要写这样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国内拍摄的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叫《汉武大帝》。有那样一个细节，你们是不是可以现在做一个追索回忆？汉武帝老了，司马迁跟他有个对话，汉武帝听到别人汇报说司马迁在写《史记》，而且《史记》里边把你写得很不好，汉武帝就把司马迁找来，跟司马迁讲，你把我写成那样儿，我很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帝王我容易嘛我！我要跟你讲讲我有我的不容易，怎么不容易……说得司马迁非常的无奈、甚至有点惭愧：“我怎么可以把您写得这么不好呢？那这样吧，我回去改一改。”汉武帝说：“算啦！不要改。那就是你的一家之言，那样得了。”
　　这个汉武帝是谁塑造的呢？是编剧塑造的，是编剧根据自己对汉武帝的理解书写的一个历史，而这个历史是影视的方式，好像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伟大，在这样一个多元复杂的、内心有种种的挣扎、煎熬、无奈的帝王面前变得渺小了，一个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变得高大起来。对于这位帝王的血腥也好、嗜血也好，宫廷里的云云总总也好，我们都似乎可以忽略不记了。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性化的汉武帝，让我们觉得温暖和亲切。“唉呀、这样的帝王太好啦！”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联系现实，觉得我们如果现在也有这样的帝王那该多好，有胸襟、有抱负、能征战，平掉北方的匈奴，然后对这个史学家有那么宽广的胸襟，你即便写我不好，没关系，那是你一家之言，不好就不好。这可能也是编剧的用意，这就是他的“当代史”嘛！他根据我们今天这个当代现场的历史时空，觉得需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让他说话，为今天的目的服务，这其实也是很多已成了历史叙事文本的一种目的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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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西方史学家在对历史的书写阅读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说法。首先，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和历史亲历者的口吻相一致。前面我已经说了很多关于细节的版本一二三、一二三，怎么能一致起来呢？不能相一致；其次，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历史神话的塑造，到底有没有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事实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所书写的这个可能有与没有的历史事件，如何为今天的目的服务。于是，我们看到的了很多具有现实感和现场感的历史，对吧？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心灵的震撼，可是我们要对这种震撼，心存一个疑，即要打一个问号儿。问一下这个震撼的来源，他是历史上真正有，还是没有过呢？这个简单回答不了，要下一番工夫，要挖掘历史、要深入历史、要触摸历史、要感知历史，才可能比较近地迫近历史的真相。关于老舍之死，我原来以为找一找叙述者，就可以把这个真相慢慢建立起来了，想法很简单。但我越来越发现，很难去逼近历史的真实。我曾经也有过困惑，但是通过读大量的史学书，通过更多的这种深入的采访，我的这个困惑释疑了，我发现这就是历史的原生态！历史又没有说，它就是那一个版本！它本身就是多元的复杂的，史学者也好、研究者也好，我们所做的工作，它如果有益、有价值的话，应该在于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历史的过程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多元地呈现出来，而不是一个结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