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元朝皇族们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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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亲拖雷逝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熟。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听别人讲述前代帝王的经历和业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刘秉忠、史天泽、董文用等人。这些着名文化人，不但为忽必烈灌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帮助他了解中原汉地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国家的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于这个幕僚班子。同时，在宗教文化选择方面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并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对元代及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始于驻哗六盘山时期
　　六盘山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前夜选定的行宫。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南渡黄河，接连攻占积石、临挑、河州、西宁之后，挥师进人宁夏南部固原。德顺军(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是成吉思汗进人宁夏南部的第一站。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六盘山行宫的地位，从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后人驻军六盘山并消夏的历史格局，也奠定了后来安西王府的历史地位。
　　蒙元攻灭南宋，经过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时期的经略，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前后历时40余年。蒙哥即位后发动了历时7年的第二次蒙宋战争。忽必烈平定吐蕃、亲征大理，是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
　　1252年夏，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为统帅，老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副统帅，率大军远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后，第一次承担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是成吉思汗既定的战略方针。同时，征服吐蕃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脑儿觑见大汗并受命专征。
　　因当时南宋没有统一，进兵云南的线路需取道于川藏地区。忽必烈率大军南下，在六盘山行宫驻哗。这期间，他派人到凉州请藏传佛教萨迎派的新教领袖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会面，咨询进兵云南时路经藏区的相关事宜。从此开始，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后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军进抵六盘山之后，请远在凉州的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议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显然与征大理国的用兵、线路和粮草供给有关。八思巴应邀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前来六盘山行宫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有关藏族的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之后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这样，双方心里都不高兴。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参谋和助手，忽必烈征大理的过程中，她随侍在军中。此刻，当她看到这种尴尬局面时，马上出来调合，并提出应将八思巴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忽必烈召见八思巴，主要是为了军事。在与忽必烈的接触过程中，八思巴逐渐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进军大理要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当八思巴与忽必烈达成共识后，八思巴通过对西藏宗教知识的灌输，对吐蕃、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对汉文典籍的了解和深入讲解，对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单纯利用藏传佛教转变到在利用的同时也崇拜西藏佛教。当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时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灌顶”，本来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了结缘灌顶。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这一年忽必烈38岁。从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师，被封为国师。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六盘山时，与八思巴应该还有过会面。
　　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蹿六盘山时期完成的。总体上，这些宗教活动与他进军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从宗教意义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筋，影响了整个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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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传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早在数年前，忽必烈在召见刘好礼时，刘就上言:“陕西地重，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创诸都城，宜给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觉得说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确安西王分治陕西和四川，遂建立开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视上都，号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为“秦王”，别赐金印。此时的安西王，实际上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日开城，皆视为王府。《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于京兆(长安)，夏徙居六盘山，每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开城安西王府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盘山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盘山行宫成了他的驻躁之地。当时元朝政治中心仍在开平，之后才开始迁人大都。在此前，开平、六盘山、四川三点一线，安西王居六盘山统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派往陕西、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王“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实际上是皇帝经营陕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权派遣官吏巡视和督战，调解内部纷争，可以奏报四川的战况，还可以因特殊情况发布特殊命令，称之为“教”，以别于天子的“救”，同样具有“圣旨”般的权威。可见安西王府当时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着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师，接受汉文化。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刺影响很大。1275年八月，国师八思巴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写《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广、中、略三种梁若及华严经的说明》;第二年七月，又为忙哥刺写《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这些都说明忙哥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安西王忙哥刺时期，正当他的父亲、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执政时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传佛教萨迎学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以藏传佛教作为全国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饭依了藏传佛教。历史远去了，但当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肃平凉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遗迹却传了下来。由《创修腔峋山宝庆寺记碑》(《峻恫山志》)，我们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离开大都前往王府时，作为统辖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亲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样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的信仰。据商挺撰写的《创修岭酮山宝庆寺记碑》看，离京时有国师的叔父架里吉察揭兀相随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随，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从事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为安西王相。商挺何时饭依佛门，已没有资料来说明，但从他撰写的《创修峻蛔山宝庆寺记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商挺随安西王忙哥刺来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职权外，还肩负着宗教传播的任务。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诵，修作佛事。小心精进，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逊多礼，世子阿难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呐论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师事之为谨。商请居平凉之蝗恫山建设道场”囚。商挺虔诚信佛，诵经不懈，安西王与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师事之”。这与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样的。道场，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处，后泛指僧家诵经行道的场所。腔蛔山，为天下第一道山，在这里建寺礼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岭炯山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着名的僧人，也是宁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着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传佛教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设立总制院，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这是忽必烈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亲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样要按照这种宗教体制来实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来到六盘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这样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随在王府，是一种双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层人物都以商挺为师而在六盘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饭依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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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腔桐山宝庆寺上供拜祀，“周视规制，嘉靖其精敏，特授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释教统摄，仍刻银比三品界之。”此时的陕西、四川、西夏等路，都是安西王所辖的地域范围，当时的安西王和他的王相府，正是安西王历史上权力最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安西王将这些管理统辖宗教事务的人，授予三品银印，彰显的是安西王忙哥刺时期的特权。
　　1278年八月十八日商挺的这通碑记，记载了700多年前一桩鲜为人知的宗教文化盛事，也使我们看到了元代宗教及其在六盘山安西王府的影响。
　　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继承王位后却饭依伊斯兰教。而且他属下的蒙古军队有一部分也信仰了伊斯兰教。
　　由忽必烈到他的子孙，在数十年的经历中，他们的宗教文化走向是不一样的。研究他们三代人的宗教思想变化，对于元代宗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多元的体现。
　　三、皇孙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
　　从中外史料和元代人的文字看，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的宗教思想是多源的。
　　首先，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安西王府的建筑格局与建筑规模，如果已经遗失的《开城志》不能失而复得，可能就没有相关的史料来详尽说明它了。笔者曾用《元史·五行志》里的记载，试图印证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大德十年(1306)八月，固原曾发生过一次较强烈的地震，“开城地震，坏王宫及官民庐舍，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从地震伤亡的人数看，开城安西王府的建筑规模是很大的，此其一。其二，“延厘寺”是安西王府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厘寺的修建，“以都城软建诸寺为师而小之”，与北京皇家救建寺院一样，就是小一些而已。是安西王阿难答为纪念其祖父忽必烈和祖母察必皇后，于元贞二年(1296)报请成宗皇帝准允动工修建的。前后经过八年时间，始告峻工。姚隧为新落成的寺院题名并撰写“延厘寺”碑文。
　　姚隧(1238-1313)，号牧庵，是元代着名学者。收人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的《牧庵集》,就是以他的号冠名的。他的伯父姚枢是元代着名的理学家，被忽必烈邀人藩邸，提出过许多“救时之法”。忽必烈征大理时，他力主不妄杀人。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宣抚使、司农使。姚隧曾学于伯父姚枢，有家学渊源。姚隧撰“延厘寺”碑文时，正在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任上。“延厘寺”碑文，收人姚隧的文集—《牧庵集》，文字不是很长，大约不足1300字，但涵盖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记载了延厘寺的缘起及碑文撰写的前前后后。
　　延厘寺的名字是颇有些佛教文化内涵的。在姚隧看来，如果佛教亦视“忠勤”、“孝恭”者为“善”为“福”的话，那么，佛教与儒学在教化方面可谓殊途同归。缘此，在寺院的命名上，他将宗教与山脉连在一起思考:按传统礼数，诸侯只祭祀封地内的山川。在安西王封地内，华山为西岳之尊，为安西王封地内至尊之山。“揭而宣厘，则表寺之名，莫延厘寺为宜也。”“厘”字如果读“.‑xi，是“福”的意思，通“禧”，自然是取福、禧之意。即以华山作为标帜，寺门取华山之祠门，延及六盘山，是最为合适的，便有了“延厘寺”的名字。姚缝将安西王府的两处府邸(西安、固原)，用华山和六盘山连在一起，蕴意实在是深远。
　　延厘寺是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时期主持修建的。如果延厘寺的取名与佛教文化有关，那么，阿难答的宗教文化思想就是一种多元接受了，当然主要还是伊斯兰文化。过去国内外学者对阿难答的研究认为，信仰伊斯兰教，是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但依照“延厘寺”的取名，能够看出阿难答在对待宗教文化方面的宽容。从忽必烈到其父忙哥刺，藏传佛教文化的环境对阿难答的影响是不能排除的。再者，藏传佛教还是元代的国教。
　　其次，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是阿难答板依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横跨欧亚四大汗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伊斯兰化。这四大汗国在13世纪至14世纪初，都相继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由于他们的影响及其他原因，阿难答就成为信仰伊斯兰文化的典型。
　　成吉思汗及其之后的两次西征，来华的回回人已难以计数，他们被陆续安排在蒙古诸军队之中。因此，在安西王所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伊斯兰信仰者，这是伊斯兰文化生成的背景。至元十五年(1278)阿难答袭封王位。忽必烈之后，他的继承者元成宗把忽必烈时期给予忙哥刺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西夏)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这里说的安西王的那支军队，就是史籍里记载的“依附于他(阿难答)的十五万军队的大部分阪依于伊斯兰教”。阿难答便在他的领地上倡导和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史籍还记载了阿难答在饭依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与皇帝元成宗在对待伊斯兰文化及其认同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执。至于巧万军队的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问题，可能在界定上有出人，有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但不管怎样，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文化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总体上看，忽必烈祖孙三代的宗教思想在经历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虽然形成并确立了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思想，但****背景下其他宗教文化信仰相对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在阿难答身上就折射出了这样的影子，在阐释元代宗教文化的过程中，他应该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阿难答接受伊斯兰文化，是有其大背景的。蒙古民族进人中原之前，先一步到达的地区是中亚。在那里，蒙古民族接触到的是回回人、畏兀人的文化，这些文化本身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这就意味着蒙古民族在接受汉文化之前已经接触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此其一。其二，元朝建立后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是多种宗教接受和传播的态势。
　　成吉思汗时，就对宗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成吉思汗之后的继承者，虽因其本人对某些宗教的好恶而略有所差异外，基本上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元代出现宗教多元并存的繁荣局面。从这个意义看安西王阿难答饭依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