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刘蜀集团的生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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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以两大战役为转折点，为刘蜀集团的兴衰历程勾画出一条“马鞍型”生命曲线。其布局特点在于，突出表现一个态势、两次转折、三大段落及贯穿全篇的线索，显示出一种严整而流畅的结构艺术之美；在于情节因素与非情节因素的交织，“断”与“连”的更替，显示出一种灵动而巧妙的结构艺术之美。所有这些，体现出作者罗贯中较为先进的历史观，值得称道的美学思想和精深的艺术造诣。
　　通过宏伟严密的艺术布局，“陈述百年，该括万事”的《三国演义》实现了完整而统一的恢弘结构。它以洋洋洒洒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反映了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思想、伦理、外交斗争，刻画了近千个各具个性的人物，描写了近百年连绵不绝的战争。先写宦官擅权专政，奸臣篡权乱国，群雄并起割据，是为全书序曲；继而是曹操平定北方，孙权统一江左，刘备进取西川，以及魏蜀吴三国互相攻伐，谋成一统，是为全书主体；最后写司马氏篡夺曹魏，破蜀灭吴，统一天下，是为全书尾声。小说反映的时空相当广阔，其时间上自东汉之末的延熹年间，下迄西晋之初的咸宁年间；其空间东起东海之滨，西抵云贵边陲，南自长江以南，北达辽河岸畔。这部容量巨大的小说，可谓面广时长，头绪纷繁，矛盾交错，斗争复杂。不仅表现出罗贯中刻画人物、演绎情节的非凡才能，而且展示出作家统摄经纬、谋划篇章的宏大气魄。同时，他为刘蜀集团的兴衰历程勾画出一条优雅的“马鞍型”生命曲线。全书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结构艺术之美。
　　1刘蜀集团“马鞍型”生命曲线刍议
　　纵观《三国演义》所展示的矛盾斗争，可以发现曹魏、刘蜀、孙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的联盟或分解，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而战争的胜败，又往往直接关联着三者的分合之势。其中两场战役可以说是三国矛盾斗争的两大转折点，这就是作家工笔细描的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其中，前者是刘蜀集团由弱到强的转折点，后者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作家通过这两点勾画出刘蜀集团的“马鞍型”生命曲线。
　　当曹操平定北方，轻取荆州，顺江东下，大军压境之时，刘备尚无立足之地，孙权也感势单力薄。此时，孙曹矛盾急剧上升，而孙刘结盟成为可能，鲁肃劝说刘备“共破曹操”的主张与孔明的战略设想一拍即合。孙刘联盟形成之后，与曹军的力量对比就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三方在战争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此消彼长。孔明和周瑜共同看出曹军不习水战的弱点，三江口小试锋芒，群英会蒋干中计，庞士元巧设连环，再加上曹阿瞒误杀良将，终于使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在吴军发动火攻前后，又有孔明草船借箭，祭天借风，华容设伏，遂获赤壁全胜。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其后，曹操败回中原，刘备进取西川，孙权固守江左，由曹孟德一枝独秀演变为魏蜀吴三分天下，赤壁之战是个转折点。而彝陵之战则是刘蜀集团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魏蜀吴三足鼎立到三国归一的转折点。此战之前，关羽痛失荆州，夜走麦城，身败名裂；刘备不听劝告，为义驱使，以倾国之兵讨伐孙吴。吴蜀联盟瓦解，孙刘反目成仇。接着，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兵败退回白帝城。从此，蜀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彝陵之战虽然并未直接导致蜀亡，但从根本上削弱了蜀国的军事力量，成为蜀亡的重要因素。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前者是孙刘联盟，共破曹操，后者是孙刘反目，互相攻伐，这两个重大转折点紧密关联着三大政治军事集团结盟和分化的过程。
　　综观《三国演义》所展示的矛盾斗争，可以发现它大体由三大阶段组成。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把全篇二分为三：从桃园结义到赤壁之战是为第一阶段，从赤壁之战到彝陵之战是为第二阶段，从彝陵之战到晋王统一是为第三阶段。刘蜀集团的“马鞍型”生命曲线在这三个阶段分别呈现为上升、峰巅和下降的不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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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开篇之后，作家便沿着刘备、曹操、孙权三条主线和众多的副线，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引导读者走进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廊。自然，《三国演义》的落笔并不始自三国，它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宦官专权，滥杀无辜，民不聊生，黄巾起义写起，写到朝纲衰微，豪强并起，军阀混战，诸侯割据，此时头绪繁多，线索交错，征战不已，聚散无度。曹操顺势而兴，渐趋强盛，东征西讨，官渡战后，头绪减少，线索分明，曹操基本上扫平北方。而当他轻取荆州，意气飞扬，横槊赋诗，欲吞孙刘之时，谁曾想到吴军火烧赤壁，强虏灰飞烟灭。赤壁之战粉碎了曹操的狂想，确立了三分天下的态势。这一阶段虽然几条主要线索不甚明显，更未充分展开，但它却展示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天下大乱，列强角逐的环境中显露头角，成长崛起的过程。人微位卑而胸怀大志的“乱世奸雄”曹操由一名作为县级次官的洛阳北都尉一跃而发展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并且控制了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关、张也是在烽烟四起，哀鸿遍野的乱世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而“桃园结义”，历经坎坷，饱尝忧患，甚至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竟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而孙权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也是在这一时期藉父兄之力，凭江河之险，划水而治，定于江东，难怪后人有歌赞曰：“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在这同时，其他许多独霸一方、貌似强大的军阀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版图上逐渐显示出三国的轮廓。书中描写的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纷繁杂多的头绪中逐渐拉出三条主线，为其后的三分天下的格局和三大集团的角逐进行充实的铺垫。作家首先为读者勾画出一幅“乱世出英雄”的画面。看似英雄辈出，豪杰林立，然而，正如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所议论的那样，许多所谓英雄豪杰随着星移斗转也便灰飞烟灭。到了赤壁战前，真正的英雄——曹操、刘备、孙权终于凸现于华夏大地上了。这一阶段，属于刘蜀集团“马鞍型”生命曲线的上升阶段。
　　全书的第二阶段所反映的时期处于两场大战即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之间。雄伟壮观的赤壁鏖兵，孙刘联盟大破曹兵，正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可是，相对弱小的吴蜀在赤壁大战之后却丢掉了联合抗魏的正确路线，以争夺荆州为焦点，大动干戈，互相征伐，直到彝陵大战之后，双方才重续旧盟，共拒曹魏。两场大战之间的这一段落，三条主线得到了充分显示，或者两国交兵，或者三方鏖战，并辅以他们各自拓展疆土，巩固势力范围的局部战争，于是，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串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总是力争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力争合二而谋一。因而，盟友总不是绝对的盟友，仇敌也不是绝对的仇敌。今日魏蜀交兵，吴国隔岸观火；明日吴蜀鏖战，魏国则坐收渔利；今日为了盟友可能会助一臂之力，明日为了实惠可能会趁火打劫。在战争中正人君子绝无仅有，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一切都是为了敌人的失败。仅以赤壁之战为例，且看吴蜀两方巧施了多少计谋：屈打黄盖，那是苦肉计；蒋干盗书，那是反间计；草船借箭，那是瞒天计；庞统献策，那是连环计；黄盖过江，那是诈降计……难怪后人概括出这样两句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大概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两部古典文学名着在人民群众中巨大影响的一种警戒心理，同时这也说明《三国演义》堪称一部“中国计谋大全”。聪敏的日本企业家早就把这部古书作为企业管理和商业竞争的必读书了。居于全书中部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三国这出大戏的“重头戏”和高潮。曹操虽败犹强，孙权得胜弥坚，而诸葛亮则辅佐刘备进占西南，建立蜀汉。作家在这一阶段充分展现了诸葛亮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和南征北战的军事艺术。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刘蜀集团处于“马鞍型”生命曲线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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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的第三阶段所反映的时期是从彝陵之战到三国归晋。这一时期，虽然依旧延续了三国对峙，相互牵制的格局，但是由于刘备败亡，吴蜀重归于好，魏蜀之间的征战又居于主要地位，而魏吴之间的斗争则相对处于低潮。刘备死后，孔明拥立刘禅为帝。始终以兴复汉室、统一华夏为己任的诸葛亮，这一时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七擒孟获，二是六出祁山。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同云贵边陲的土着首领孟获交战，以七擒七纵的义举感化了对方，使其自治。这就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他腾出手来一次又一次地讨伐曹魏。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54岁的诸葛亮死前把自己的重任托付给他的继承人姜维。当然无论是孔明的“六出祁山”，还是姜维的“九伐中原”，均未取得成功，这是由于存在着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制约因素，但是，他们那种为着理想和信念而前仆后继、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却超出他们的生命和时代久远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有人评价这一历史事实，说诸葛亮和他的继任者不顾蜀汉相对弱小的实力而一味釆取攻势，实为不智之举。此论智则智矣，然而，大凡为人处世，不仅为利害得失所左右，而且受理想信念所影响。如果诸葛亮抱残守缺，偏安西南，那也就不成其诸葛亮了。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其实一次战役的胜败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历史的走向也是这样，三国为什么归晋？没有归魏，没有归蜀，也没有归吴，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由众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机遇相互作用的“合力”决定的。对于刘蜀集团来说，在第一阶段，由于头绪纷繁而不能着力表现；在第三阶段，由于旷日持久却大多简述略写。这两个阶段处于“马鞍型”曲线的两侧。而“马鞍”的顶端，则是作家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第二阶段。至此，刘蜀集团优雅的“马鞍型”生命曲线终于完整而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2《三国演义》严整而流畅的结构艺术之美
　　在布局谋篇方面，《三国演义》以鲜明的纵式结构表现出一种严整之美，以贯穿始终的线索表现出一种流畅之美。
　　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是一个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互相交织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要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基础，又要有文学色彩和文学手法。同时，它既不能像历史着作那样记述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又不能完全脱离史实去进行艺术虚构。历史小说作者的任务，是将历史和文学巧妙地熔于一炉。《三国演义》的作者，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全篇的序曲确定了一个“合久必分”的历史框架，在全篇的尾声确定了一个“分久必合”的历史框架，而在全篇的主体部分则确立了处于这两个框架之间的分合态势。东汉王朝的一统天下不可避免地演变成鼎足三分之势，而魏蜀吴三方又都抱有统一天下之志，最终却无可挽回地演变为西晋的一统天下。作者在书中重点描写的一种态势、两次转折和三大阶段这种前后相衔、次第有序的纵式结构，便是作者布局谋篇的基础，也是小说的结构艺术显示一种严整之美的基础。
　　《三国演义》结构艺术还显示出一种流畅之美。其原因主要在于它运用贯穿始终的线索把所有的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穿结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所谓线索，就是文章中穿结全部材料，推进内容发展的“筋节”。有了线索，文章才能做到上下衔接，前后呼应，主宾分明，次第清楚；才能做到叙事有头绪，描写有条理，说明有层次，议论有章法。其实，中国四大古典名着都讲究线索的运用。《西游记》是运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一情节线索穿结全篇的，《红楼梦》是运用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中心线索穿结全篇的。《水浒传》的线索则要复杂一些，它并没有一条中心线索，只说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有些好汉一个人就是一条线索，他们上梁山之前，每个人都有几番磨难，几场拼搏，几段故事，如果阮氏三雄作为一组，算是一条线索，解珍、解宝二兄弟也算一条线索，那么一百单八将起码也有几十条线索。他们最终都聚集在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之下了。就像条条江河流入大海，《水浒传》造就了一种百川归海式的结构形式。《三国演义》则是以魏蜀吴三国的代表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为主要人物线索，敷衍三国的兴亡盛衰。这三个人物，初则维系着三个政治军事集团，后则维系着三个鼎足而立的国家。这三条线索或单线独进，或并驾齐驱，或错综交叉，或隐显有序，把汉末晋初97年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网罗殆尽，构成一个严密的艺术整体。小说围绕着三国的兴亡铺展情节，而三国的盛衰则又紧紧地依附于曹操、刘备、孙权和他们的继承人。于是，全书的情节发展、事件推进、人物塑造及整体结构的排布，便都受到这三条线索的统御和制约。正是因为有了清晰而连贯的线索，才把三国时期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军事、思想、伦理、外交等各种斗争展示得波澜起伏，有条不紊。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前后连贯，脉络鲜明；人物塑造各显风采，前后有序，相互映衬；章回之间前有伏笔，后有照应，衔接紧凑；而综观全篇，则疏密有致，详略有别，首尾贯通。全书自然形成“合－分－合”的布局方式，从东汉末年的风雨飘摇的“合”，经过群雄并起、动荡不安的“分”，再到西晋初年的腥风血雨的“合”。前后两个“合”是全书的序曲和尾声，而中间的“分”则是全书的主体。而曹操、刘备、孙权及其继承人作为人物线索则是贯穿始终的。同时，全书还分别描述了曹魏、刘蜀、孙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从发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演变历程，着重展示了其中的刘蜀集团由弱而强，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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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国演义》灵动而巧妙的结构艺术之美
　　在布局谋篇方面，《三国演义》以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的交织，以“断”与“连”的更替，表现出一种灵动而巧妙的美感。
　　《三国演义》的所谓纵式结构，是仅仅就情节推进这一角度而言的。可是，一篇小说除了情节因素之外还包括许多非情节因素，例如人物肖像的刻画，活动环境的描写，当事各方的交待，相关问题的说明等等，这些都属于非情节因素。所有有关这些方面的文字，都不属于纵贯式的推进，而是属于横断式的展示。情节固然是小说艺术结构的主体，但它并不是全部；非情节因素在全篇中固然是次要的，然而也不是不必要的。
　　俗话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并不能一味地平铺直叙，并不能只注重某种孤立的因素。小说的精妙之处是在于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的交织，在于“断”与“连”的更替。非情节因素的展示当然意味着情节的纵贯式推进的中断，这种“中断”，即便撇开它的种种必要性不谈，而只从“断”与“连”的辨证关系上进行考察，也能发现某种美感价值。文章绝不可从头到尾只有纵贯式推进。那样未免过于沉闷。应是该断则断，宜连则连。所谓“断”，并不仅仅指中断所叙之事而插叙他事，也包括中断所叙之事而展示非情节因素的情况。例如，开篇第一回对刘备其人的介绍：“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了了数语便勾画出其枭雄本色。又如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区区10字便概括了曹操的才干和奸诈。再如第三十八回写“刘玄德三顾茅庐”，作者饱蘸浓郁的理想色彩抒写环境和人物，无论是对古朴清幽的卧龙冈的描绘，还是对诸葛亮高洁的亲朋和幼稚的书童的勾勒，都使人感到不同凡响。这不仅与当时战乱频仍的大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是对尚未露面的卧龙先生所进行的烘托和渲染。所有这些文字均属非情节因素，它们在文章中出现均属横断式展示。由此可知，《三国演义》既有纵贯式推进，也有横断式展示，这是一种纵横错杂、经纬交织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把千头万绪的事件和缤纷多姿的人物编织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全书以写战争为主，同时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伦理斗争和外交斗争，极大地开拓和延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那里就借皇权以发矫诏；今天改换此门庭，明日便投靠彼主子；表面上的盟友信誓旦旦，背地里的夙敌磨刀霍霍；血腥的战争檄文中透着文采，潇洒的外交辞令里闪着剑影；频繁的征战讨伐，无尽的奇谋良策……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使得全书显得斑斓多姿，使人读后感到余味无穷。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的交织，“断”与“连”的更替，给人以灵动而巧妙的结构艺术之美。
　　总之，作家是站在他的时代的前列，以较为先进的历史观、值得称道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分析和概括三国时代的历史事实，选择并处理历史题材，规划布局，组织结构，达到历史生活之真与文学艺术之美的统一。其中，既有包罗万象的宏阔，又有精雕细刻的玲珑；既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又有妙笔生花的艺术功力。作者从容叙说近百年大小事变，信笔刻画近千个主次人物，给人以群星闪烁、朗月当空之感，亦给人以群山起伏连绵、主峰峥嵘嵯峨之感。作家把构成那一段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有机地组合起来，铸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严整体系，不仅为刘蜀集团勾画出一条优雅的“马鞍型”生命曲线，而且造就出令人叹服的结构艺术之美。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材料剪辑、主题深化、结构调度、语言表达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令我们仰视。
　　说不尽的“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