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志演义》的插叙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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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演义》的插叙既有与历史叙事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总共有两种。其一是西方理论意义上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与史传插叙的时间顺序相同。它侧重于时间的倒错,往往于人物出场时插入该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侧重于空间的穿插,是指在主叙述进程中穿插一段当下时间里事关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与第一叙事是共时关系。二者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具有多种作用。
　　《三国志演义》时间意识插叙空间意识插叙
　　按照西方叙事理论,插叙是在第一叙事(主故事)进程中插入此前的另一段故事,以交待第一叙事发生的原因或对其中的人事进行解释,插入的故事称之为第二叙事。从时间序列看,插叙是一种时间的倒错。如《左传•鲁宣公二年》,赵盾被灵公设宴谋杀,被甲士围困,危在旦夕,叙述者紧接着插入此前翳桑饿人的故事,然后恢复第一叙事进程,继续叙述一个甲士(即当初之翳桑饿人)倒戈舍身相救,帮助赵盾免遭大难。这段插叙既交待了卫士挺身相救的缘起,又生动地点染了赵盾和翳桑饿人二人的形象。《史记》、《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的插叙屡见不鲜。据关四平统计,“《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共用‘初’字135次,平均每卷有五次之多。”总的来看,史传中的插叙,多是以“初”、“尝”、“始”等时间性词语领起,它一方面具有适时解释或预示主故事的功能,另一方面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主故事线索的清晰和单一,使文章叙事简练,重点突出,不会使线索过于繁杂。
　　《三国志演义》的插叙既有与历史叙事相似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总共有两种。其一是西方理论意义上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与史传插叙的时间顺序相同。它侧重于时间的倒错,往往于人物出场时插入该人物此前的一段小史。其二侧重于空间的穿插,是指在主叙述进程中穿插一段当下时间里事关他方的故事,插入的故事与第一叙事是共时关系。对于这两种插叙,以下分别论之。
　　一、基于时间意识的插叙
　　《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一般在需要登场的时候及时出现,直接进入叙事视野,接着多插入其一段小史简介其过去之生平经历,毛宗岗称之为“小传”。按照王平先生的观点,这些“小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叙述者讲述人物过去之事、小说中某人讲述他人之事和小说中人物讲述自己以前之事。从内容上看,这类插叙主要包括:姓甚名谁、籍贯乡里、主要性格、个人素质、命相评论等。按照重要性和人物主次的不同,插叙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主要人物介绍得详细,次要人物较为简略。如刘备、孙坚、孙权、曹丕、曹植等人物出场时,插入的内容就比较多。以刘备为例,不仅插叙其爱好、温厚的性格、帝室之胄的高贵血统,还叙述刘备居处附近“童童如小车盖”的高大桑树、相者李定对刘备未来的预言、幼年刘备的志向、叔父的评价等诸多内容。孙坚出场,叙述者惟妙惟肖地插叙其钱塘捉海贼的故事,并且历数其在诛杀黄巾军中的功绩。
　　在故事演进的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叙述者对其出场也给以高度重视。典韦凭借自己的勇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曹操一命,王粲在刘琮为是否投降曹操而犹豫不决的时刻挺身而出,促使其拿定了投降的主意。他们出场时的插叙也是叙述者笔墨详染之所在。而对叙事进程无甚大影响的人物的出场插叙,则相对简略一些,甚至略为零。如曹操的谋士郭嘉、荀彧,袁绍处的淳于琼、许攸等,多是几句话带过,交待其主要性格特征。而对于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众多露脸即逝的人物,则没有插叙笔墨。
　　闪回式人物生平插叙的叙事作用除了可以避免叙事的枝蔓外,还具有性格奠基作用和对后文的预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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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性格奠基作用。“小传”中的人物性格奠定了其人在全书中的主导性格,此后的内容就是对该性格特征不遗余力的层层渲染。叙述者通过大量的事例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地抓住一切机会强化这一特征,把人物这种性格特征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备出场插叙说他“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从叙述者对其性格特征的直接概括中不难看出,刘备是个胸怀大志,以礼待人,喜怒哀乐不随意显露的人,城府极深。这一总体性格特征的覆盖面极广,几乎为刘备在全书中的性格定下了基调,此后刘备行事的彬彬有礼在几乎所有的事件中都有所体现,他耐心求贤,每战必问,而三顾茅庐则把其礼下于人的一面写到了极致。而他的城府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赵云把阿斗完璧归赵交给刘备,竟被其“掷之于地”,并说“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他把真实的爱子之情深深的按捺住,一席话赢得赵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和众将“皆哭”的效果,可见其城府之深。不仅如此,后园学圃以避曹操谋害和青梅煮酒话英雄也可见其城府。尤其是青梅煮酒,曹操对刘备多有猜疑,刘备身处险境,如坐针毡,但他凭借超强的城府,沉着应答,让曹操疏忽大意,从而躲过一劫。再如孙坚出场插叙中,其钱塘捉海贼的魄力和胆识是叙述者着力刻画之所在。而这也正是后文叙事中孙坚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读者不会忘记,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愿为前部先锋直抵沂水关下打头阵的正是拥有胆识和魄力的孙坚其人。后来有仇必报,主动攻击刘表的也是孙坚。可见,其魄力和胆识是其后来行事的性格基础。
　　主要人物出场插叙只是先行描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并不能覆盖人物的全部性格。如刘备仁义的一面就无法从中看出,虚伪的一面更未曾提及。曹操出场插叙中只见其奸诈,其“雄”的一面则未显端倪。可见,通常认为《三国演义》人物出场就已经定型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人物出场插叙奠定了人物某方面性格特征,为其后该人物的活动提供某方面性格依据,则较为妥当。
　　次要人物出场插叙所显示的性格则基本能够与后文的叙事相符,基本覆盖了其人在全书中所呈现出的性格。这种人物出场插叙除了简要交代其生平和核心性格外,还交待其能力、特长或智慧。能力和智慧预示其未来成就事业的方向,性格优缺点隐隐埋下其或悲或喜的命运结局。如鲁肃将要出场,叙述者插叙周瑜对鲁肃的介绍,就指明其“胸怀韬略,腹隐机谋”的智慧。许褚的插叙着重叙述其两大事迹,一是聚集宗族数千人抵敌“黄巾贼”数万人,“亲自飞石击之,无不中,贼方退去。”二是用双手掣住两条牛的尾巴,“倒行百余步”,吓退“黄巾贼”。因此,许褚给我们的初始印象便是力大无比,有胆有识,无所畏惧,已具备“虎痴”行事风格的基本特征。后来大战马超时,许褚下战书单搦马超,恶战两百三十余合打个平手,并凭借其力大,“绝断枪杆”,此等胆识和勇力是从其出场插叙中便可见出端倪的。再如典韦出场是通过夏侯惇之口着重插叙其逐虎过涧、手刃张邈帐下十数人和“幼年与友人刘氏报仇,杀李永全家,提头直出闹市,数百人皆不敢近视”三件事迹。我们知道,典韦最着名的战绩是在曹操征伐张绣时创下的。当时张绣发动突袭,夜围操所住之营帐,典韦独自一人死拒寨门,杀死多人后大叫数声而亡,敌人吓得“半晌无一人敢从门前而入”,与插叙中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的次要人物只用三言两语概述其主要性格,点到为止。如淳于琼出场插叙道:“字仲简,平生好酒性刚,军士多畏之”,对许攸的出场插叙仅揭其短曰:“为人多傲,酷嗜财帛。”最终,淳死于“好酒性刚”,许死于“多傲”,插叙中点睛似的性格提示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叙述者以此为人物未来命运埋下了伏笔,似乎具有性格悲剧的朦胧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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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富贵命相预示。三国之主出场的插叙中多含有命相预叙的内容,他们生来就有大富大贵的帝王福相,叙述者或写其容貌形体,或录其儿时特异之语,或记其周围人物的预言,或描绘其出生时的神秘现象,叙述者以此兆示他们有朝一日将飞黄腾达,问鼎权利富贵的巅峰。且看刘备出场插叙。幼年刘备自己发为异言:“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相者李定以旁观者身份依门前楼桑算定“此家必出贵人。”叔父刘元起认定其“宗中有此人,非常人也。”凡此种种,都不约而同地预示着刘备终将成为九五之尊。再如,孙策新亡,孙权开始打理军马大事,叙述者插叙道:“权生得方头大口,碧眼紫髯。昔日有汉使刘琬入吴,见孙氏昆仲曰:‘吾遍观孙家弟兄,虽各才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孙仲谋形貌奇伟,骨体非常,必有大贵之表,而又享高寿。众皆所不能及也。’”按照相书,“方头大口,碧眼紫髯”是长寿的相貌,孙权薨于太和二年,在位二十四年,寿止于七十一岁,这在古代绝对可以算作长寿的了。而且刘琬根据形貌骨相断定其必将“高寿”和“大贵”,也是暗示着孙权以后的帝王之尊。
　　人物出场插叙以回忆的姿态,把人物以前的履历和典型事迹浓缩为一篇“小传”或一句性格概述,填补了出场前的叙事空白,规划了人物的未来性格和富贵命运,在述往事中示未来。华莱士•马丁就认为,“记忆的闪回,如果不是提示性的,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手段,用以圆满我们的人物画面。但是,如卡勒所暗示,提示的最重要的用处是在过去之中寻找意义的起源。”
　　二、基于空间意识的插叙
　　用“细作报说”、“飞报”等方式插入的叙事,从时间上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且一般和第一叙事共时发生,可以称之为共时性插叙。这种插叙很好地解决了故事空间的多维性和叙事时间的单线条性的矛盾。同一段历史时间内发生了无数个故事,要想通过单线条的叙事过程把这些同一时间内的故事都呈现出来,就必然有先后主次之分。在叙述主要故事的过程中把其它居于次要地位各方的事件插入叙述,既可以把同一时间内另一空间的事件展现出来,又可以用插入的事件推进主故事。因为在战事频繁、互相兼并的三国时代,获得敌方情报是己方做进一步战略安排的依据,有了情报之后,就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这是连锁反应的过程。如卷三“曹操定陶破吕布”。当时曹操斩了黄巾首领何仪、黄劭,班师山东。一个叙事段落已经结束,此时曹仁教夏侯惇接见,言:‘近日细作报说,兖州薛兰、李封军士,皆出掳掠,城邑空虚,可引得胜之兵,速攻兖州,一鼓可下。’曹操接下来立即奔袭兖州和濮阳大战吕布。显然,正是细作的情报使得濒临“枯竭”的叙事获得接续下去的“补给”材料,生发出新的情节。还有的是获得情报后的被动布置。如斩颜良后,曹操正封关羽“寿亭侯”时,“忽闻人报袁绍又使大将文丑渡黄河,已据延津之上。”于是曹操“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操自领兵迎之。”这是被动的迎战,引出了延津诛文丑的情节。
　　还有一种共时性插叙,它虽然和第一叙事共时发生,但并不用“细作报说”、“飞报”等方式简单插入,而是在第一叙事的适当位置完整详细的插叙出来。如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一气周公瑾”至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这七回书所叙述的主干情节是“三气周瑜”,核心人物是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和鲁肃,主要的叙事空间则集中在荆州城及附近地区。其间多次使用“横云断山”之法,插入孙权大战张辽、曹操大宴铜雀台等事件,将叙事空间从荆州一带扩张至合淝、邺郡等地。所插之事都是和三气周瑜这一主干情节同时但发生在另一空间的事情。
　　上述共时性插叙可以避免文章的平铺直叙,增加叙事的灵活性,使一段过长的叙事不至于显得繁冗拖沓。其效果如毛宗岗所言:“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适当的共时性插叙可像调味品一样,纵笔荡开而后回归主干情节,宛然有味。而其更重要的叙事功能是,插叙空间既为与其共时的主干情节创造隐含条件,又对未来的主干情节产生催化作用,可谓“一石二鸟”。孙权大战张辽就是典型例子,合淝战场作为插叙空间,与荆州战场是同一时间中的不同空间,合淝战场分散了孙权极大的兵力,减轻了刘备荆州战场的压力,否则刘备取四郡焉能如此轻松!而孙权在合淝战场的失败又直接导致其加速讨还荆州的行动,紧接着刘琦死亡鲁肃即刻讨还荆州,又推动了主干情节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