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心计：同治死于天花慈禧再次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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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皇太后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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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知道，在大清皇室家谱《玉牒》里面，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观之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另外六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死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可健壮的他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在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不治身亡。
　　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规定皇室成员“避痘”，也就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尽量回避与可能感染天花的人的接触。顺治八年，京城天花泛滥，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顺治帝以狩猎为名，携带着太后、皇后躲避于遵化的深山里。皇子出生以后，按照朝中规定是即刻抱出宫外，由保姆等人照顾，以“避痘”。如康熙帝出生以后就被保姆抱出皇宫，直到他两岁以后出过天花方才回到宫里。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顺治十七年，正在京城张灯结彩、准备春节的喜庆时间里，宫中却传出了消息：顺治帝感染了天花。虽然找来了最好的御医诊治，五天以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依然离开了人世。
　　因此，人们想尽办法防治天花。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
　　具体方法是：在还没有出过水痘的人鼻子里放置痘苗，就是把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疱浆植入还没有出过水痘人的鼻腔，或者将结痂碾碎后吹入鼻腔，所以又叫“吹苗法”，预防效果很好。公元1681年，康熙帝将江西种痘的民间医师朱纯嘏招至宫中，专门给皇室子孙和宫廷官员子孙种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推广种痘的开始。康熙皇帝为此很是得意，在其《庭训格言》中明示：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既然如此，慈禧为什么还如此惊慌？
　　因为宫中水痘得以控制以后，人们就渐渐地忽视了天花的威胁。嘉庆以后，阿哥种痘制度已形同虚设，同时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效。咸丰帝就曾出过天花，虽然生命无忧，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或“麻脸”。当慈禧听说儿子生病，尤其听人禀报：儿子皮肤上出现没有凸现的疹形红点时，慈禧失魂散魄，因为天花的感染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死神的光顾不分皇帝与平民。如果儿子真的感染天花，那是非死即伤。慈禧为儿子担心。
　　同治帝是否真的感染了天花？如果不是天花会是什么病？
　　二
　　当慈禧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知同治帝生病，且患病症状是发烧出疹，慈禧忧心如焚。经过一夜的观察，次日，同治帝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出疹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由此御医判断，同治帝感染了天花。
　　慈禧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御医全力诊治，一面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谨慎照做，惟恐出现疏忽和纰漏，对儿子闯过天花这一关不利。
  　首先，供送痘神。
　　慈禧命令将同治帝发病以来就供奉的痘神娘娘迎供到养心殿来，宫内到处铺上红地毯、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希望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
　　其次，祈求祖先神灵。
　　慈禧和慈安一起到供奉祖先的景山寿皇殿——这里从乾隆时期规定作为奉祀“神御”的殿堂，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后，同治帝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似乎一切正朝着慈禧期盼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同治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
　　至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帝“六脉已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
　　少年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过他二十岁的生日就死去了，虽然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但依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种种议论与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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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就是在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为什么此后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于是，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入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入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根据是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婚后，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根据是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梅毒而死。
　　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是时人笔记、稗史中的描写，事实上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问题是，可能感染梅毒的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十分缓慢，须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须得五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同治帝死于梅毒缺少确凿的证据，那么，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就可信吗？难道就不会出现慈禧为掩盖同治帝感染梅毒而篡改事实的情况吗？人们对此十分怀疑！
　　于是，在同治帝死后，人们为他的死因是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他的死因也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那么，同治帝究竟死于什么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究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这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从同治帝得病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帝病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处方以及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所誊抄汇辑成册。这是同治帝病情的完整记录，非常有价值。研究人员依据这个药底簿的记载，邀请中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认定药底簿所描写的病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药底簿记载同治帝发病之初连续发高烧七天，“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
　　第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
　　第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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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患天花怎么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来看，同治帝所患之病确为天花。
　　同治帝《患天花进药档》然而，《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是敬事房的太监所记，有没有御医与太监为了掩盖皇帝的丑闻联袂编写假病历的可能呢？
　　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份重要的辅证材料，那就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自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确诊同治帝患天花，翁同龢就忠实地履行着监督御医的职责，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查看脉案与处方，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翁同龢日记》所记的同治帝生病状况与治疗过程，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是相符的。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确实是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
   　如果说同治死于梅毒，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宫中编造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那么，为了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所记内容相符，翁同龢也得事后改写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梅毒逐日造假。
　　但事实上，验之于《翁同龢日记》的原稿影印件以及翁同龢的秉性人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至今尚未有人指出《翁同龢日记》存在造假的痕迹和记录。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依目前发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判定同治帝死于天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傍晚，偌大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玄素之下，同治帝经历了三十六天的病痛折磨，带着满身疮痍，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悲痛的泪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公大臣们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被迅速尽行遮盖。从亲贵到大臣，从太监到宫女，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
　　不满二十岁的同治帝，拖着恶疾缠身的病体，早早地撒手人寰。古人云，“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不过皇帝的生死毕竟与芸芸众生大有区别，区别就在于百姓死了仅仅牵扯到一家人的感情，而在一个民族命运系于一人身上的时代，皇帝死了，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大统啊。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否则这个专制政权怎么维持得了？然而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晏驾了。这一突发事件又让刚刚退居幕后的慈禧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按照祖训，皇位继承应该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等老皇帝死后，依此颁布新皇帝的名单。这种方式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成为定制。但是秘密立储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1)秘密立储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一言九鼎，政由己出。即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皇位继承人。这才能够保证他秘密观察，择“贤”而立，避免选非其人，诸子纷争。如道光帝在秘密立储之前，以他手中所操纵的绝对的全权，对于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儿子进行充分的考察后，按照他自己所确立的标准，最终选定皇四子为皇位继承人，这一过程谁也不得插手。
　　(2)秘密立储为当朝皇帝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权，但他必须生有多个子嗣。如康熙帝生育了三十五个皇子，成年的有二十位，然后在符合条件的皇子中进行选拔。咸丰帝生了两个皇子，二子出生当日而卒，咸丰帝死于热河的时候，只有长子载淳一人可继承皇位，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也就没有了秘密立储的必要。
　　可在同治朝立储的问题上，秘密立储的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同治帝没有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作为保障。虽然他在位十三年，可亲政以前皇权一直操纵在母亲慈禧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母亲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政治傀儡罢了。即使在亲政的一年里，大政方针也依然必须遵循母亲的意志，他不会拥有全权去秘密立储。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把一儿半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失去了秘密立储的基本条件。
　　所以，秘密立储对于他而言，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秘密立储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这个方法受人推崇、令人瞩目。可同治帝死后，皇位继承没有了秘密立储作为保障，为慈禧在皇位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上玩弄权术、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历史再次被纳入慈禧意志的轨道，危险地滑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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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养心殿西暖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正(晚间8时)，慈禧便与慈安在养心殿西暖阁紧急召见各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等二十多人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会议的主题就是确定皇帝继承人。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主持这样一个会议，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自然，慈禧中年丧子的那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从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可见一斑：
　　“(咸丰帝)即宾天矣。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她恰恰又不是一般的母亲，悲痛之余，她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此事不决，天下大乱！
　　她所谓的“希望皆绝”，确是当时的实录。但其中的利害之计与感情纠葛孰重孰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而言之，此时的慈禧必须收敛痛苦，镇定和果断地确定立嗣大计，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有多年垂帘经验的慈禧，总衡内外，操持朝政，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早已锻炼成一个铁石心肠的“铁女人”了！眼下的政治危机与当年丈夫咸丰帝死后苦斗肃顺一党，夺权杀人的场面相比；与垂帘听政、打压奕?、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贴耳相比；与扫平洪水猛兽般的“长毛”、“捻匪”相比；与和咄咄逼人的“夷人”虚与委蛇、转祸为福相比，废立一个皇帝又何足挂齿！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既然自己绝了后，那谁当皇帝就更得由我说了算！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呢。
　　同治帝无后，自己不是更可以说了算吗！
　　三
　　其实，在同治帝痛苦的弥留之际，宗室亲贵就已经在私下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议论纷纷，当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1　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可以，但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都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从血缘上追究不能算是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
　　2　选“奕”字辈中的奕?继统
　　据恽宝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宫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传旨后，奕?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一说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的子孙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这种推测虽然流传甚广，但仔细推敲，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奕?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出任君位，那么将置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于何地？历史上很少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
　　其次，虽然奕?一直历练政务，为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且拥者如云，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争过程来看，奕?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翁同龢日记》)
　　如果说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的使用原则上却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他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的想法。
　　另外，由李鸿藻来起草传位奕?的诏书也不近史实。同治帝生病之初，曾让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但同治帝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于是在斥责奕?的当天，同治帝“拟求太后批答奏章，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翁同龢日记》)。自此，李鸿藻已经再无“草诏”的机会，这一让奕?继位的诏书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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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奕?之子载澂、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四
　　养心殿西暖阁里的御前会议依然在进行，而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们也被迅速召集到养心殿，等待处理同治帝的丧事与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他们将期待和狐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那里将决定至高无上权力的归属。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慈禧是怎样运筹帷幄，决定新君之位的，正史记载得很少，据亲自参加了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的消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西暖阁会议刚开始，慈禧并未提出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大出乎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
　　慈禧反驳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
　　在谜底揭开之前，慈禧先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对她即将做出的抉择来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的解释是，咸丰帝没有次子可以继立，而在“载”字辈中寻找年长的人继立，缺少早期储君教育，心有不愿，选幼小的人为皇帝，可以进行教育。于是，她适时地搬出了慈安以压服众人，“我二人同一心”，你们就敬听我们的安排吧。
　　这时，她才揭开谜底，“则即宣曰：醇亲王奕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人就是载湉。
　　慈禧选中载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完全出于她的政治需要。玩这种政治杂耍的人历史上所在多有，并不新鲜，这么做，无非为了一个“权”字，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来说，她的这种选择应该在意料之中，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人们一直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予以谴责，总觉得她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总觉得男人当国比女人当国强得多，这不是，晚清的烂摊子不都是慈禧搅和的吗？换了男人当皇帝也许中国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对此，我倒有另一种看法。
　　男人当国还是女人当国，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你慈禧当国之后打算干什么？是励精图治，革除积弊，放眼世界，重振华夏雄风；还是暗藏一己之私，抱残守缺，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如果是前者，这个“帘”“垂”得；这个“政”“听”得！　
　　君不见，在中国历史上，帝位之争曾上演过多少骨肉相残、流血火并的悲剧，引发多少次生灵涂炭的社会动荡。就清王朝而言，在乾隆帝即位前的几乎每一次皇嗣之争都伴随着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尤其是康熙末年，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虽然取得了皇位，但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不得不对诸兄弟及其党羽大开杀戒。如此的手足相残，势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其结果是内耗了自己的力量。如何才能避免这不必要的仇杀与对立？没有一个铁腕人物行吗？
　　而慈禧恰恰就是这个铁腕人物。
　　问题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就让人扼腕切齿了，因为她的“垂帘听政”将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她所以要“垂帘听政”，无非是要为所欲为，要过舒坦日子，仅此而已。
　　她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新皇帝继任以后她依然可以操纵皇权。
　　剩下的问题就是选谁当未来的皇帝对自己最有利了。
　　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如果选择“溥”字辈的人，姑且不虑血缘稍远的问题，仅仅对于慈禧而言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一旦“溥”字辈的人继承同治帝的皇位，慈禧将成为太皇太后，而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就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嗜权如命的慈禧，怎么可能把权力拱手相让给他人？
　　如果选择“载”字辈中年龄接近成年的载澂、载滢，那么伴随着他们继承皇位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可亲政。慈禧不仅无从再行垂帘，况且其父奕?也可为之出谋划策，更加有利于摆脱慈禧的控制。慈禧必须放弃对这兄弟两人的选择。
　　慈禧最后把目光聚到载湉的身上。
　　其一，载湉以咸丰帝儿子的名义继承大统，而他所继承的只是皇位，慈禧依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名义把持皇权，只有四岁的载湉离亲政还需有十余年的光景，慈禧依旧可以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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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载湉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从血缘亲情上看，在诸候选人中无人能比。
　　所以，慈禧只能选择他，而且必须选择他。
　　慈禧的决定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
　　五
　　对于慈禧出人意料的决定，参加西暖阁御前会议的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而醇亲王奕的失常反应，又使在场的人于惊诧之中平添了几许慌乱。
　　奕恭候召见时
　　所用的红头签
　　《翁同龢日记》载：
　　“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醇亲王奕近乎夸张的表现，是他惊悉自己的儿子已成为大清皇帝瞬间的真实反应，他复杂的心情人们很难准确理解，更是语言难以确切描述的。在当时复杂的心境中，喜与忧的成分是最主要的。
　　首先，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致所在，更是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倾心关注与竭力争夺的焦点。而慈禧的决定对于奕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自己的儿子顷刻之间就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眼前的一切亦真亦幻，他怎能不被这无比的幸运给砸晕呢？
　　其次，与此同时，奕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决定对自己而言也许是“祸从中生”。从此，他深爱的儿子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庇护与关爱，像同治帝一样成为慈禧操纵权柄的工具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自己虽为皇父，却不得不与儿子执守君臣之礼。更为可畏的是，他的言行将被万人瞩目，慈禧也会高度关注，自己将如何而为？
　　因此，手足无措的他自然是难以自持。
　　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抚卷沉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西暖阁御前会议仅仅是为我们记录了一段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历史过程吗？
　　其实，透过西暖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　这一时期，慈禧所代表的“后权”力量甚嚣尘上
　　虽然慈禧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集了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亲王权贵来商议新皇帝的人选，但我们看到慈禧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机会，她以自己的强势力量公布了人选，亲王权贵只有服从的义务。而在后权上升的同时是皇权的日渐衰落。此前，清王朝长期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死后颁布，储君继承皇位。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虽然同治帝的死非常特殊，匆匆而去，且没有留下皇嗣。但皇权在握的他，对于后事的安排，包括继承人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全权决定的能力。而慈禧也根本不想听取皇帝的意见。
　　2　慈禧采用了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相分离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皇位的传承也就是皇权的传承，皇帝得到了皇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最高统治权，比如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皇位的同时，也就拥有了皇权。如果皇位继承人尚在幼年，势必出现皇位与皇权的分离，即由母后与大臣代行皇权。如顺治初年，由叔父多尔衮代行皇权，皇位与皇权暂时分离，这是为了确保皇权连续发展的权宜之计。然而，在同治帝死后，强烈的权力欲望使慈禧在决定嗣君人选的时候，不是考虑谁更合适继承皇位，而是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的分离，以操控皇权。新帝只是慈禧行使皇权的傀儡而已。其性质已大为不同。
　　面对慈禧强悍的决定，参加西暖阁会议的“诸王不敢抗后(慈禧)旨”(《翁同龢日记》)，加上奕突然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们把奕扶上轿子回府准备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的时候，西暖阁会议便草草结束了。在慈禧的指挥下，一部分大臣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一部分大臣准备仪仗迎接新皇帝入宫即位。
　　《慈禧外纪》载：
　　檀香木“光绪之宝”“此时已过九点，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但慈禧于紧要时机，不肯片刻耽延，立即派兵一队，往西城醇王府，随从黄轿一乘，用八人抬之，迎接幼帝入宫。”
　　不足四岁的载湉在睡梦中被唤醒，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他哭着喊着被永远带离了自己熟悉的王府，离开了无限关爱自己的父母。长长的路，长长的夜，一路急匆匆的人马在寒风中直奔紫禁城而去。
　　《翁同龢日记》载：
　　“寅正(清晨四时)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支入自门矣。余等通夜不卧，五鼓出。”
　　当新皇帝被接入养心殿以后，人们揭开轿帘，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翁同龢日记》)。
　　在举朝都为同治帝置办丧事和为新皇帝登基大典做准备的时候，慈禧也在加紧自编自导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九日，宣布以明年(1875)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寓意是：“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光绪元年(1875)一月二十日，光绪帝举行登基大典。就这样，载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为什么是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因为载湉虽然在同治之后继承皇位，但他是以载淳弟弟的身份继承咸丰帝皇位，因此第十代就有了同治帝与他两位皇帝。
　　至此，慈禧精心设计、苦苦经营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徐徐拉开了大幕。相比第一次垂帘听政初期的不谙朝政、处处摸索而言，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可谓游刃有余。她再不必手捧看图说话学习帝王治国之道，她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小皇帝打造成处处惟她是听的傀儡，确保她久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