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头,也是百官的靶子,权大责重,上得伺候老板(皇帝),下需应付政务,有点差迟,上下不讨好。历史上,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出来当替罪羊。在历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他们不仅不操心,而且难得糊涂,以糊涂相标榜。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表示了不满,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还要拉王导坐在一起。此老也是出了名地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王导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员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此人才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而且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中原涂炭却恢复无望,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中惟一有组织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作为政府官吏,往往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划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未必就比“不做”更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是胶西盖公的主意。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让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势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候,但他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残喘。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