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四年的汉灭齐之战：刘邦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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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

　　有关发生在汉四年的灭齐战役，包括汉人在内的传统看法都是韩信利用郦生对齐的成功游说，趁人不备时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如汉人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直指韩信、蒯通之遭遇为其对郦生不仁的结果。后人也多附会这一评价。如明人唐顺之曰：“信之杀郦生，实所以自杀也。贪一时之功，不顾违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含谗之口，而辄杀有功之人，是干天诛也。迨其夷族之后，人皆言汉高没淮阴之功。孰知淮阴已先没郦生之功也。人皆言汉高以无辜而戮淮阴，由知淮阴以无辜而烹郦生也。天道好还，岂偶然哉。吾于是而益信报复之不爽矣。当沛公过高阳时，陈留令何罪而生杀之。嗟嗟郦生，一自反焉。当亦无憾于地下矣。”明人丁奉也说：“郦生之说下齐也，高帝之命也，非郦生之擅为也。韩信妬郦生之功，独不畏高帝之命，而必齐之击，以致郦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为帝之所衔，则淮阴夷族，不待云梦之擒，而显蛔击齐之曰矣。”不难看出，这种因果报应说与刘向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刘向的结论又是来自《史记》，但司马迁对韩信结局的评价着眼点不在此，其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将郦生之死完全归之于韩信，只是后世的评论家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以此结论影响着后世对史实的评判。然而，考之于史，灭齐问题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韩信对齐的突然袭击，而是汉有预谋的一场会战。试论如下。
　　一、灭齐是当时战局发展的需要
　　从汉二年开始的楚汉战争，这时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战争开始后不久，即汉败彭城后，以刘邦为首的汉军主力就与项羽为首的楚军主力相持于荥阳一线。其间，以韩信为首的汉势力已陆续平定了北方。天下的大势是，楚汉相持荥阳依旧，但汉的后方已得到安定。魏、代、赵已为汉势力平定，燕国也表示臣服，汉可以一心一意与项羽对抗。
　　反观楚国，形势远非汉可比。楚最大的盟国九江虽然地倂入楚，但其王黥布加入了汉的阵营，被项羽击败后，得汉资助又在九江一带继续作战，牵制楚军。楚的另两个盟国衡山、临江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楚的侧翼有敌对的齐，尽管两国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但楚的戒心丝毫不能减轻。可以看出，楚这时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汉的势力在楚地，亦不容小觑，灌婴、靳歙的军队时常骚扰游击，此二人是汉军中战力最强者，给楚造成的麻烦估计不会小。彭越时附时叛，对楚的打击更大。应该说，楚国此时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改变荥阳对峙的态势。当时的战局正如时人娄敬所说：“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另有《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言汉王病创也。”估计这些创伤都是在楚汉相持荥阳时落下的。因此，汉阵营在楚地制造的麻烦，看来还不足以改变战场颓势。当此之际，开辟第二战场或曰其它战线就成了当务之急。从汉三年起，刘邦先采纳了袁生的建议，派黥布入宛叶间；继而又让刘贾率军助彭越击楚。黥、彭二人后世以为与韩信同功一体，其作战能力应该相当可观，但这两路人马取得的战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这两路人马都不是汉军的主体，充其量是友军。显然，在帮助刘邦达成目标的时，他们一定还有自己的打算。因此，他们在助汉的过程中，难免有所保留，不可能全力以赴。在这个背景下，刘邦亟需开辟一个以汉军为主体的第二战场。于是就是有了韩信击齐的战事。
　　二、灭齐是汉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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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何对待齐，汉方面曾有过非武力征服的策略。汉三年刘邦败出荥阳，就有袁生为其策划曰：“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此计为刘邦采纳。无独有偶，还是汉三年早些时候，赵降官李左车也为韩信设计了以武力威慑使燕齐归顺的计策。韩信采纳后，燕国顺从，但未提齐国归顺的事。那么，齐国是否有和平降服的可能呢。答案是，很小。从历史上看，齐国有较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其原因或可上溯到战国时齐愍王失国。齐愍王当时为东方霸主，曾助韩、魏击败强秦讨还失地；其前的齐宣王曾拯韩、赵免遭魏灭。然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对齐的围攻，导致齐的亡国。田单复国后，齐就一直采取孤立主义，坐视六国亡于秦而不予援助。汉三年的齐之当国者为田横，其兄田荣也是有明显孤立主义倾向的人，他始终不肯助诸侯击秦。田荣之前的田儋有过与诸侯协同作战的经历，但其所援助者为，弱小的魏（齐王田儋死于助魏）失势的赵（李良叛赵杀赵王武臣，继田儋而立的田假或遣田间等援赵）。而对于强大的楚，齐始终没有进行过战斗支持。田荣亡于楚，田横复国后，也未有与列国交往的记载。以齐之弱，夹于楚汉阵营间，它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保持中立，而这种中立与汉开辟第二战场的设想相去甚远。韩信击齐是受汉王之命的行动。受命时间为汉三年。据《高祖本纪》，汉三年，楚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汉兵复振的原因，是韩信的精锐尽归汉王所有，剩余者，老弱残兵也，且要分部分给张耳经营赵地。有《淮阴侯列传》为证：“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因为汉王得韩信军而复壮，则留下来的兵力只能是少数老弱残兵。如以此力量击齐，显然还要韩信再招募军队。尽管汉王让他做击齐的准备，但韩信作为军事家一定深知这个任务显然不是那些老弱残兵所能胜任的。但细考击齐汉军，显然不仅仅是那些老弱残兵及临时召募的部队。
　　现在认为韩信之击齐是在郦生说下齐后的自发行为，应该是受了蒯通说辞的误导。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这种看似有理的记载，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符合。首先，击齐非韩信个人之意，而是汉军事集团的重要决策。比如，韩信的主力部队，就非所谓的汉王未夺之在赵汉军。击齐战役战功最著者，当属曹参、灌婴。而曹参此前原已不属韩信，至此又以右丞相属韩信。灌婴也于此时“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此前曹参还曾与韩信共击代、魏，而灌婴则一直在大河以南作战，与韩信从无隶属关系，此时均调归韩信统辖，另有战力较强的傅宽也归韩信节制，足见汉解决齐之决心。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记载参加汉击齐击龙且战役的功臣战功来分析，击齐汉军并非只有韩信一支。不属于韩信的汉阵营击齐部队计有，陈武军，蔡寅军，丁复军，王周军，陈涓军，其中丁复明言是吕泽之部下。据载，陈武击齐历下军田既，陈武从反秦时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汉二年归汉后，未详所属，垓下会战时独立受刘邦统辖，估计击齐时也是独立行动。而王周、蔡寅都是以都尉破田横、龙且，未言所属，可能也是独立武装。而陈涓等以丞相身份击齐，似非韩信所辖。另有下相侯冷耳，“用兵从击破齐田解军”，此“从”不详为谁，或许是除韩信以外的上述诸人之一。汉以如此之规模击齐，显然并非如《淮阴侯列传》所说，仅让韩信以被刘邦劫去精华的残部击齐。是否可以这样说，正是因韩信以外另有汉军大量介入齐地，才造成齐的迅速崩溃。另外，综合各史料来看，有关在齐的楚系参战部队，有龙且部、周兰部、项佗部、留公部。留公部的实力不详，估计与当初击彭越之萧公部相当。因此，汉参战部队于韩信部之外再有几支，亦是情理之中。
　　再来看郦生之死，也隐含着汉全面攻击的不可挽回。韩信击齐时，齐王要胁郦生，让郦生制止汉军进攻。齐王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而郦生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为什么“不更言”，耐人寻味。郦生说齐是奉了汉王之命，而此时的形势，已非汉遣郦生时的形势，汉军从四面八方进入齐境，显然不是郦生所能左右。值此之际，郦生也知道或猜到自己被汉所卖，他说什么“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之类，无非是一种光棍气慨，真实情况是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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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之于史，汉击已服之齐的行动更符合刘邦的行事作风。南阳守已同意投降，沛公军仍发动进攻，一举俘获秦南阳守；秦峣关守将已同意与沛公军连和，沛公仍出兵击破之；楚汉已约和，汉军仍然发动总攻。而击齐事，只不过为刘邦的作战风格又增添一个实例而已，与韩信何干？所以，齐王广要郦生制止汉军的进军，又岂是郦生所能办到的。所以，郦生的横死，不能归咎于韩信的贪功击齐。之所以会有韩信致郦生之死的记载，或者是汉在处死了韩信之后，为给韩信安置足够的罪名而制造出郦生因韩信冒功致死的舆论。郦生原本就是汉为破齐而有意舍弃的一粒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之大功臣韩信又成为汉政权舆论的牺牲品。
　　三、汉定齐的效应
　　由于汉成功开辟了以齐为基地的攻楚战线，也由于楚在齐丧失了大量精锐，楚强汉弱的情况一举得到改观。此后，在齐汉武装的击楚战况，《高祖本纪》只是笼统说：“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而汉击楚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主要记载在《樊郦滕灌列传》中：“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灌）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博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记载虽然少，楚之后路被抄，老巢被占，其窘困已显而易见。难怪项羽要派武涉前去说韩信采取中立立场，对楚汉两不相帮，及被韩信拒绝后，楚的失败就不可挽回了。
　　有关汉灭齐后的形势，古人有相当精彩的评论。《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全祖望曰：“鸿沟之约，因项王兵少食尽，韩信又进兵击之。项羽之兵少，由龙且二十万众之败；而食尽，则以彭越绝其粮道；皆有可考。韩信进兵，独不详其始末。盖项羽与汉争于荥阳、敖仓之间，虽兵少食尽，尚可支持。而韩信已王齐，故自淮北捣其国都。观《灌婴传》，则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广陵，纵横蹂躝，项王安得不议和乎。”清人郭嵩焘曰：“是时彭城已失，梁、楚之地皆不能为羽有，所谓鸿沟为界者，将以何为界也？当时必约还给西楚地，项羽所以解而东归，亦自度其力足以收取彭城与汉相持也。陆贾之说项王径以太公为请；侯公必多为长短之说以明得失之数，重以盟誓要约，项羽为所诱惑，急归其父母妻子，高祖所以匿不肯见者，诚有所讳也。史公着其事于《项羽本纪》，而《高祖本纪》载鸿沟分界事，竟若出自项羽之意者，盖亦为高祖讳耳。”又曰：“是时韩信已破龙且军，灌婴由淮北趋广陵，彭城根本之地，孤危已甚。项羽急欲东归，故因侯公之说遽还汉王父母妻子，亦阻于势使然也。”又曰：“《灌婴传》：从韩信攻龙且。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攻楚将公杲于鲁北。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项羽东归而兵才（力）骤弱者，以彭城失，根本已亡，人心涣散，无可自支之势也。史公于此等紧要关键，竟无一语及之，而分着之列传，以待后人之推求。”可以肯定，齐灭之后，楚汉相持的局面一下子就变得对楚不利，而灭齐的意义也就此显露出来了。
　　四、定齐事件的几点疑问
　　其实，汉击齐事本身是不是能定位于汉四年也不能确定，据《秦楚之际月表》，韩信破龙且、杀齐王广为十一月，而破齐则可以肯定在十一月之前。问题在于韩信破齐的时间难言。因为《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就有几种说法。列传中，韩信破齐及龙且事均在四年前，《项羽本纪》楚破汉成皋、汉王夺韩信军时间均记为汉四年事，《高祖本纪》则记此二事以及韩信破齐、龙且均在汉四年之前。具体事件为，据《淮阴侯列传》，汉三年六月，汉王出成皋，夺韩信军，令其率赵兵之未发者击齐。赵与齐为邻，则其始击齐当在汉三年，只因为齐对汉有防备，其迟迟未发，或不确。《郦生陆贾列传》记郦生说齐为汉三年秋即四年之前不久，而其时韩信已得到汉击齐的命令。《田儋列传》记郦生说齐时间为“（田）横定齐三年”，田横于汉二年正月田荣死后反楚定齐，汉二年至汉四年，是谓三年。则郦生说齐的时间也不能肯定为汉三年秋。总之，在汉四年十一月之前，韩信破齐的时间也只有汉三年秋及汉四年冬十月两种，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合理。唯其存在一令人费解之处，即在韩信破齐后，发兵击楚，楚居然还能支撑一年多，此为其最不可解者。
　　另外，此年韩信破龙且之战或非信史。参战部队的情况已如前叙，楚军参战的情况则非《史记》所说的那样。《汉书》以项它为楚援齐主将，龙且为裨将，考当时项它为砀郡长，地近齐，以其为主将甚宜。班固所书，或另有所据。另齐王田广父田荣因与项羽战败而死，则齐与楚为雠，至齐遇汉攻击时，转而求援于楚，而楚则捐弃前嫌全力救齐。此例当视为战国遗风，且为楚命运所系，不得不为。由于此战关系到楚汉战争的结局，故楚汉双方均极为重视亦属情理之中。如果情况属实，则此年有客说龙且避战事就不确。因为楚主帅是项它。但其说在齐汉军立足未稳，汉军急待决战，则是实际情况。但战争的过程，是不应如史料所说那么简单。史载龙且覆灭与楚大司马曹咎覆灭如出一辙，这就无法解释《功臣表》所说各路汉军参与击龙且事。龙且为楚名将，以黥布之悍尚非其敌，其作战能力之强当非泛泛可比。以韩信之众，纵使挟胜齐之威，恐亦不能当齐、楚两国之合力，故汉派出其它部队参与会战，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所以，汉击灭龙且应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役，而非如史载决潍水半渡而击那么简单。其实，即使汉灭曹咎，亦有可能不是如史载那样半渡而击。因为其战不仅有燕军加入战斗，曹咎之死，二本纪均言为自刭，但《功臣表》将斩曹咎记在龙侯陈署名下。说这些题外话，旨在表明广为接受的史料未必能反映历史真实。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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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齐之后，汉军在楚后方又攻占了楚都彭城，而到了楚汉和约签订时，居然能以鸿沟为界，此协议表明，在楚之汉军应当退回鸿沟以东，对汉来说，吃亏太大。但也应该看到，此协议最初是得到遵守的，根据就是灌婴“与汉王会颐乡”。颐乡，《集解》以为在苦县，《中国历史地图册》同。在今河南鹿邑东。此举暗示，汉与楚媾和后，原本没有灭楚的打算。因而有召回在楚地的灌婴部之举。只因张良等进言，才决定再进兵。
　　蒯通说韩信击齐的记载，很可能是韩信冤狱的结果。韩信战功卓著，又无明显反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汉朝廷不给他加点罪名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了归郦生之死于他的做法。但蒯通说韩信事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众所周知，《战国策》就有蒯通创作的成分。但《战国策》的可信性不高。《史记》记载的蒯通言论共有三处。其一是为武臣说范令，其二为说韩信击齐，其三是说韩信叛汉。此三说以最后一说最可靠，因为有韩信的临终悔恨之言及刘邦的治罪之行为证。而第一说并不可靠。理由是，蒯通说范县令成功应该算是立了大功。按当时的做法，蒯通应该得到某种奖励。有奖励可寻的例证有，刘邦因陈恢说宛降而封千户，刘邦因侯公说项王归太公而封其为平国君，秦将董翳说章邯降楚而立为翟王。无奖励可寻的例证有，赵卒说燕将释赵王武臣。另《田儋列传赞》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此事表明，当时有授官奖励的通行做法。《战国策》中因说辞建功而得官者比比皆是，而蒯通说范阳令降武臣，竟只字未提授官得奖事，不可解。蒯通在《史记》中的出场共三次，是以范阳人、范阳辩士、齐人面目次第出现。范阳为赵地，蒯通为齐人，就不可能是范阳人。蒯通《汉书》有传，为齐人。如此，则蒯通以范阳辩士的身份说韩信，可信度不高。
　　综前所论，有关汉灭齐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因史料阙如，要真正弄清恐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