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贼”与“民贼”

三国文化博览

　　曹操是三国前期绝少的英雄人物，后世以“奸雄”诟病者，唯因其对汉献帝及东汉皇室不甚供奉的态度，幽闭伏皇后，鸩杀二皇子是最“奸”最残的一幕。诸葛亮更将其称为“汉贼”。如果剥落出“奸雄”中才能的内涵，就同“汉贼”没有了区别。其实，“奸雄”一词并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来之于一个预言。一次，曹操询问善相人的许子将对自己如何评价，许子将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见《异同杂语》）。将这两句评语翻译成白话文则是：“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候，你是辅佐皇室的能臣重臣；在皇室衰微社会发生大混乱时候，你不仅是收拾乱局的英雄，还是危胁皇室的大奸之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许老先生识人之能不仅达到了炉火纯青、入骨三分的程度，而且，他还具有难得的诚实品德，在强权者面前，绝不说假话隐瞒心迹，更不会阿谀奉承谋个人蝇头小利。
　　请注意，许先生在不说假话的时候，却不经意间说了错话。他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不自觉中，已在以帝王是非为是非，以汉献帝和东汉没落王朝的利益做标准评价人物。然而，历史是凹突镜折射出来的、放大的、虚幻的倒立图像，正因为这样，才成为唯心史观盘踞得最为顽固的堡垒。如果抽掉这面歪曲事物的凹突镜，颠倒的图像被重新颠倒之后，真面目就显露出来。汉献帝是个什么？并不是后世所称的天子，而是他父母亲真米实粬的儿子，依然是肉体凡胎。只是在家天下的社会里，沾了先祖刘邦、刘秀的光而已。而刘邦、刘秀等亦然是肉体凡胎，他们的登极称帝，不过是乘了农民大起义推翻暴秦统治和王莽倒行逆施统治的东风，是亿万民众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的结果。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道者居之”的思想。可惜这些先贤哲人受时代（亦即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不能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以民众为主体的唯物史观。
　　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汉桓帝是无道昏君，终于酿成党锢之祸，宦竖专政和黄巾农民大起义，从而造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汉献帝幼年登位，当然谈不上有道无道，只是一面拢络人心的旗帜，是一具举在前台的傀儡。傀儡是演戏的道具，是用立体的图像，把僵死的平面剧本生灵活现地展示给观众。这台戏的核心是幕后那位耍杆杆的人。戏唱完了，傀儡理所当然地要收进戏箱。“唯有道者居之”点中了历史变化的要害，东汉王朝的那出剧本已经唱完，汉献帝当然应躺进历史的戏箱，幕后人曹操走出戏台与观众见面，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须趋势。只是他考虑到民众思想深处的汉室情结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东汉王朝的遗老遗少（诸如伏完、孔融等）还会造谣滋事，所以宁是将皇袍当衬衣穿了十几年，并妥协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把历史倒像扶正之后，我们就已看清楚，“汉贼”与“忠君”的概念，都是十分陈腐的概念，是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社会进入近现代之后，当然属于文化垃圾，不该出现在现代人的词典里，不能把它当成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连参考价值都没有。前几十年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很多人十分厌恶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可是，历史研究中，根本无法回避阶级斗争，它同扩大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以剥夺民众基本人权为前提；封建帝王的奢侈无度，是建立在剥夺民脂民膏基础上的；它所代表的阶级，正是民众苦难的渊薮；它所向披靡的意志，正是对民众意愿的强奸！当时代已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凡是有良心的文化人，就不应该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和评价人物。
　　就是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人们也并不完全以帝王利益作价值尺度以决定取舍。所以，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合称为“汤武革命”。这种褒赞虽然有些夸大其辞，因为并没有发生社会制度的变革，不过是改朝换代，即由积极进取的政治军事集团，取代了没落腐朽的政治军事集团，这对社会稳定发展十分有利，符合广大民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愿望。
　　曹操自担任济南相开始，就以解除民众疾苦为已任，肩负了天地之命。之后，更以翦除割据称雄的军阀、统一华夏为目标。“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的政治智慧，“蓄士马以讨不庭”（讨伐割据自立的军阀），是他的政治目标，没理由要求他去做东汉没落王朝的愚忠之辈，“汉贼”二字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曹操迎立汉献帝入主许昌的时候，东汉王朝已输得净光，就连三宫六院都成了董卓的三陪小姐，曹操能偷它什么？已经是穷光蛋一个，它有什么可偷的？以“汉贼”罪名谴责曹操，实在无聊之极。相比较，董卓、李榷、袁术、袁绍、吕布、马超、韩遂、公孙瓒、刘备等，就成了陪衬伟人的侏儒，烘托英雄的小丑。这不是以成败作尺度的，是以对民众的态度，是以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衡量的。

三国文化博览

　　曹操真正应该受到后世谴责的，是屠城，即残酷杀害无辜民众的一幕。曹操是一性格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考察其一生作为当不难发现，他不是东汉王朝的愚忠之辈，却总以忠臣自诩；他倾注了极大热情关注着最为普通的民众和社会稳定，但当个人利益受到重创时，又会把复仇的利剑，毫不顾及地剌向民众心窝，徐州屠城即是一例。
　　徐州屠城起源于其父曹嵩及家人被杀。按《世语》记载，曹嵩时居泰山华县，曹操命泰山太守应邵将家人送到兖州，同时也写信告知了父亲。徐州牧陶谦不知因什么原故，竟派遣数千骑兵去抓捕曹嵩及一家大小。凶兵到了门前时，曹嵩以为是应邵护送他们的人马到了，并不曾设防。在突发事变中，二儿子曹德被杀在大门里边，曹嵩及妾被杀于屋后茅厕，一家大小也同时被害。《吴书》记载则不同，说是曹操派人去华县迎接家人去兖州，曹家人众与装载行李细软的百余辆大车一同起程，陶谦为了巴结曹操，就派张闿率二百名军人前往护送，殊料都尉张闿见财眼黑，在华县与费县之间杀害了曹嵩一家后投奔袁术。后世已经没有必要也无法考察曹嵩一家被杀的真像，军阀混战的年代，除了在战场打杀、砍杀、戳杀的冤魂之外，广泛发生在民间的仇杀、情杀、财杀、冤杀及病杀、饿杀的更难计其数，谁能把之间的原委剖分清楚？连案底都查不到！曹嵩及被害的一家人是人，那么多的冤魂也是人。好在陶谦在这场凶杀中扮演的角色虽难分辨，并不影响后世对曹操凶残一面的认识。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然如此，陈寿依然在《武帝纪》中浓墨重笔写上了“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戳”。这段记载有三层内容：其一，交待了曹嵩的晚年经历和死因；其二，指出曹操东征徐州志在复仇的非义战性质；其三，特别强调了曹操性格中极为凶残的一面，即夺取了七座城市后滥杀无辜民众的罪恶。“所过多杀戳”是屠城的轻描淡写。陈寿是严肃的史家，只所以不用屠城二字，大概是因为七座城市抵抗程度的不同，因之城破后杀人多少就有区别。但可以肯定，打徐州有屠城发生，这从攻打壶关时所下的命令能推测得到。《三国志·曹仁传》有一段记载：“河北既定，从围壶关。太租令曰：‘城拔，皆坑之’”。壶关在山西东南太行山西麓，当时系袁绍外甥高干的地盘，高干与曹操只是政敌，并没有杀父之仇，即令如此，尚有屠城的命令，徐州七城无数生灵的命运，可以想见一斑了。
　　遗憾地是，陈寿有胆识彰显曹操罪恶于青史，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以及各类文化人却对屠城不肯提及，或者在难以回避时，也是轻轻地一笔带过，绝不肯多费笔墨。总是将一捧同情的眼泪，抛洒给汉献帝、伏皇后，以及孔融等这种没落文化人。在有关三国的传统戏剧中，有《白逼宫》、《吉平骂曹》等，都是为汉献帝打抱不平的，独没有为徐州城无辜民众打抱不平的戏剧。徐州屠城中，曹操扮演了十分凶残、十分丑恶的“民贼”角色，应该给以强烈的谴责。
　　我想，关于徐州屠城的民贼结论，是没有人愿意反对的，毕竟给相当多无辜民众带来了灾难。以此思维再向下推理，在中国复归统一的赤壁之战前，是谁把五六千万民众再次推入了六十八年内战灾难的深渊？这种人还不是三国史上最大的民贼吗！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吃着民众的、穿的民众的、拿着民众的，怎么一到说话的时候，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甘作民贼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