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亲子同治帝真是因梅毒病死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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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

　　同治帝19岁就病逝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是梅毒，还是天花？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一同治帝病逝经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患病。二十日懋勤殿传旨，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帝都不上课。有人说，他得的病是天花。其实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慈禧对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是十分注意的。如果同治帝不出宫，他们母子几乎是天天见面，并在一起进早膳的。而且，也有太监向慈禧报告同治帝的行动。同治帝自从十月二十日着凉发病后，一直带病视事，但是没有接见大臣。
　　而自十一月初一日至五日，同治帝把阅折权和批折权完全交给了李鸿藻和奕?，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同治帝的病看来不是短期内能治愈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慈禧不能再在后台，她不能坐视大权旁落。她要走到前台来，由她来重新掌握最高的皇权，也就是二次垂帘听政。
　　经过精心准备，十一月初八日，慈禧一手导演的戏出台了。两宫太后在同治帝御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翁同龢日记》记道：
　　巳正(8时)叫起，先至养心殿东暖阁。先于中间供佛处向上叩首，入见又三叩首，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悴，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
　　这是第一次召见。两宫皇太后有目的地让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细看在御榻上的同治帝。同治帝伸出胳膊，让大家看。大臣们目睹后得出的结论是，同治帝的病不是短期内可以治愈的。
　　瞻仰毕，诸臣退下。过了一会，两宫皇太后又传旨，请诸臣再入。这是第二次召见。《翁同龢日记》记道：
　　皇太后御中间宝座，南向。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同治帝)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
　　慈禧告诉诸臣，同治帝短时间内不能视事，关于奏折披览裁决，你们应该想个办法。《翁同龢日记》继续写道：“未退时诸王奏言，圣恭正值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退后同至枢廷拟折稿。”
　　这次召见，只有两宫太后在座。慈禧说，目前当务之急是奏折的“裁决披览”，同治帝不能亲自裁决，你们“当思办法，当有公论”。这是慈禧在暗示他们，应该劝谏两宫皇太后亲理政务，实行垂帘听政。王大臣明白了慈禧的本意，在退下前就奏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这就完全明朗化了。慈禧干脆命诸臣写折奏请。
　　王大臣退下后，根据慈禧的意思草拟折稿，并说明两宫皇太后应立刻垂帘听政，来年二月一日再由同治帝亲理朝政。
　　刚刚散去，两宫皇太后又第三次召见。《翁同龢日记》写道：
　　甫散，又传见。趋入，待齐，入见西暖阁。皇太后谕：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
　　本来这场戏是慈禧一手导演的，但为了演得逼真，命王大臣先奏报同治帝，不要把奏折直接送给她们。
　　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这次接见情形，《翁同龢日记》记载颇详：
　　同治帝载淳画像。这是一个不幸的短命皇帝，19岁就宾天了。
　　辰初一刻(7时15分)又叫起，与军机、御前同入，上起坐，气色颇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之。今当诸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粒极足。不胜喜跃而退。
　　这是说，同治帝明确宣谕“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而皇太后在一番扭捏作态后，表示“已允诸臣所请矣”。这就说明慈禧堂而皇之地取得了阅折批折权，也就是最高的皇权。
　　十一月初十日，同治帝颁发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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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望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同治帝明确表明把最高皇权交给了两宫太后，实则是交给了慈禧。
　　同治帝的病在前十天，好像有所好转。
　　翁同龢在初十日记道：“上(同治帝)今日脉气更好，见昨酉方，用枣仁、远志，少寐故也。见起居单，歇着时却不多，而饮食亦不少，(元宝汤进六碗，一昼夜九碗，又老米粥一碗。)可庆也。”
　　此后同治帝的病便趋于恶化。
　　二十日，“腰间肿痛作痈流脓(仍有筋挛字)。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
　　二十三日，“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
　　二十七日，“看昨方，按云脉滑缓无力，惟肾愈流注，脓汁虽稍见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余，恐伤元气云云”。“起坐时少，流汁极多，殊委顿也”。
　　以后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其间曾请一位治外症的民间名医89岁的祁仲来诊治，此人是荣禄推荐的。治疗过程翁同龢记道：
　　(二十九日)辰正(8时)见于东暖阁，上(同治帝)拥坐榻上(枕一中官)，两宫太后亦坐，命诸臣一一上前，天颜甚粹，目光炯然，痂犹有一半未落。谕今日何日？并谕及腊月应办事，枢臣奏无庸虑及。臣奏圣心宜静。上曰胸中觉热也。退至明间，太后立谕群臣，以现在流汁过多，精神委顿，问诸臣可有良法。圣虑焦劳，涕泗交下。臣因进曰，择医为上。臣荣禄曰有祁仲者，年八十九，治外证甚效，可传来诊视。太后颔之，语甚多，不悉记。退坐奏事处，有敕勿即散直。有顷传诸臣皆入，上(同治帝)侧卧，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稍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出至明间，太后又立谕数语，继以涕泪，群臣皆莫能仰视。午初(11时许)祁仲到，命诸臣随入殿。良久，祁仲与李德立等入，半时许视毕，宣召至西暖阁问状，余等未与，恭(恭亲王奕?)、醇(醇亲王奕)两王入。(恭邸五六刻始下，医者先出。)余等既退，则问荣君如何。曰祁仲言，此痘痈发处尚非肾俞穴，(在肾俞下。)冀可治，药用十全大补汤。俄而传闻令李德立仔细请脉。祁仲方未用，存案而已。
　　从这一记载不难看出，慈禧对同治帝的病是很关注的。但是，名医祁仲的药方却未被慈禧采纳，说明慈禧对同治帝得的是什么病心中是有数的。以后同治帝病情愈益加重，但奏事处太监却说“大有起色”，这也许是同治帝的回光返照，也许是太监怕担责任而说些吉利话吧！
　　翁同龢还是冷静的，每日同王大臣看方，且记日记。他对用药有一定知识。十二月初二日，他记道：“今日方匆匆一看，用酒连、葛根二钱也，不可解，不可解。”用这种药是什么目的，他闹不明白。事实上，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已经知道同治帝是治不好了。回天乏术，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同治帝终于死去了。《翁同龢日记》记道：
　　即入城小憩，未醒忽传急召，驰入内尚无一人也，时日方落。有顷，惇(惇亲王奕)、恭(恭亲王奕?)邸，宝(宝鋆、)、沈(沈桂芬)，英桂、崇纶、文锡同入见于西暖阁，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阳汤。彼云不能，只得用麦参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词。仓猝间御医称牙关不能下矣。诸臣起立，奔东暖阁，上扶坐瞑目，臣上前遽探视，弥留矣。天惊地坼，哭号良久，时内廷王大臣有续至者，入哭而退。惨读脉案，云六脉俱脱，酉刻崩逝。
　　这是关于同治帝病逝的最准确的记载。
　　同治帝登基时脚穿的小朝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死去，在位13年，死时19岁。
　　二同治帝死因四说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不得其解。
　　大体有四种说法，一是梅毒说，二是天花说，三是疥疮说，四是梅毒加天花说。
　　第一，同治帝死于梅毒说。《十叶野闻》记道：
　　与贝勒载澂(恭亲王之子)尤善，二人皆著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后忽病发，实染梅毒，故死时头发尽落也。
　　《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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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御医已经诊断出同治帝的病是梅毒，但他们不敢说，反而故意请命慈禧。慈禧也知道同治帝患上了梅毒。但是，她故意视而不见，把此病硬说成是天花。这样，同治帝的病就被慈禧定了调子。以上虽然都是野史记载，但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同治帝死于天花说。《翁同龢日记》认为是天花，在日记中反复陈说；《慈禧外纪》也认为得的是“痘症”，即天花；学者徐艺圃在其撰写的《同治帝之死》一文中，引用了清室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这里记载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时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死时止，前后共37天的脉案、处方及106帖服药记录，认为同治帝肯定死于天花无疑。
　　第三，同治帝死于疥疮说。《清朝野史大观》说同治帝死于梅毒，认为“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可见，有人认为是生疥疮致死的。
　　第四，同治帝死于梅毒加天花说。台湾高阳先生在《慈禧全传·玉座珠帘》里即用此说，说明其有所本。
　　以上四说，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同治帝应是死于梅毒。
　　野史记载同治帝出宫冶游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清朝祖制极为严格，但是作为皇帝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尤其是同治帝有一段时间，整天在关注重修圆明园。也许借视察圆明园工程为由，行寻欢作乐之实。
　　同时，他还搞同性恋。他同翰林侍读王庆祺关系暧昧，有评说：“帝竟与王同卧起。”《李鸿藻年谱》评道：“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未及再祺，即以不起。”“与王同卧起”、“耽溺男宠”，即是同性恋之意。王庆祺曾和同治帝同看秘戏图即春宫画，“两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这个王庆祺，“顺天人，生长京师，世家子，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同治帝死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下联是“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这副对联嘲讽的正是同治帝平时的行止。
　　正由于此，所以在十二月十四日，即同治帝死后九天，御史陈彝上一奏章，称“查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又说“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风闻撤棘之后，公然微服冶游，汴省多有知之者。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也”。
　　这一奏折说得非常清楚，“行止之间，颇多物议”了，“公然微服冶游”了，“街谈巷议”了，这是在指斥王庆祺行为不端，也是在追究王庆祺导引同治帝走邪路的责任。
　　当天慈禧便发下上谕：“王庆祺著行革职，永不叙用，以肃官方。”对王庆祺的处分反证了民间传闻是事出有因的，也说明了王庆祺确与同治帝有染。
　　还有一个证据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管太监张得喜等发往黑龙江为奴；十二月二十六日，革内务府大臣文锡、贵宝职。而张得喜正是导引同治帝冶游的太监。文锡、贵宝亦如是。
　　李德立的曾孙李镇在《文史哲》撰文《同治究竟死于何病》，认为同治帝死于梅毒。他说他问过李德立的长子，也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回答说：“同治确是死于梅毒。”这是御医李德立传下的口碑资料，是可信的。
　　［附录］慈禧儿媳阿鲁特氏皇后死亡之谜
　　同治帝病逝不久，皇后阿鲁特氏即死去。她的死，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皇后阿鲁特氏之死同她和同治帝的婚姻很有关系。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酝酿撤掉垂帘，归政同治帝。但在归政之前，必须给时年17岁的同治帝完婚。不料，在为同治帝选择后妃的问题上，慈安和慈禧发生了争执。
　　有清一代满蒙人中惟一的状元崇绮，同治帝的岳父。
　　慈安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崇绮(？—1900)，字文山，原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同治三年(1864)，考中一甲一名状元。有清一代，满蒙人试汉文中状元者，只有崇绮一人。他“生平端雅”，“工诗，善画雁”。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他是一位汉文化造诣颇深的蒙族高级知识分子。阿鲁特氏，“幼时即淑静端慧。崇公每自课之，读书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时满洲、蒙古右族，皆知选婚时必正位中宫”。阿鲁特氏在其父亲的教育下，文化水平也很高。当时她19岁，正是好年华。慈安爱其“端庄谨默，动必以礼”，很想立她为后。
　　而慈禧却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她还是个小姑娘，才14岁，姿性敏慧，容仪婉丽。慈禧“欲立之”。
　　阿鲁特氏虽然容貌不如富察氏，然而“望而知为有德量者”。慈安、慈禧各有所属，“相持不决”。这时只好召同治帝自己选定。“帝择东后所拟定者为后”，即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这就大大地得罪了慈禧。她认为这是亲生儿子有意和自己作对。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她不便发作，只得暂时隐忍，便同意了立阿鲁特氏为皇后，但必须定富察氏为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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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为珣嫔。接着在二月十五日又发懿旨，大婚典礼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举行。在这之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纳采礼，八月十七日大征礼。同一日，恭亲王奕?上一奏折，奏请大婚礼成，应为慈安、慈禧加上徽号。两宫太后“俯如所请”。
　　时光荏苒，转眼大婚日期到了。九月十四日，同治帝身着礼服，亲御太和殿，遣惇亲王奕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为副使，持节奉册宝封富察氏为慧妃。九月十五日举行大婚典礼。这一天，皇后阿鲁特氏由自家邸第升凤舆，銮仪卫陈仪仗车辂，鼓乐前导，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同治帝身穿礼服，在坤宁宫外等候，行合卺礼。同治帝大婚便告成了。
　　慈禧虽然容忍了慈安和同治帝的选择，但她对皇后阿鲁特氏是不喜欢的。据说，大婚当晚，皇后应对，颇讨同治帝欢心。同治帝让她背诵唐诗，她竟“无一字误”。同治帝对皇后愈加宠幸。他又见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更加敬重她。慈禧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很不是滋味。皇后见慈禧时，慈禧从不给她好脸色。慈禧对同治帝冷落慧妃，更是不满，对他说：“慧妃贤慧，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慈禧竟然以妨碍政务为理由不准同治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慧妃。同治帝不敢违背慈禧的旨意，因此就很少到皇后宫中去了。但他也不愿亲近慧妃。为此，他经常独宿在乾清宫。慈禧的干预使同治帝的婚后生活很不如意。
　　大婚的下一步便是同治帝亲政了。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已18岁了。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举行了同治帝亲政大典。
　　二月初八日，上谕两宫皇太后崇加徽号为“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以示尊崇。
　　同治帝死，光绪帝即位，两宫太后懿旨，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1875年3月27日)嘉顺皇后死去，年仅19岁。
　　崇绮之女、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关于她的死，当时便有传闻，有的说是吞金，有的说是绝食。《越缦堂国事日记》说：“后即服金屑，欲自杀以殉，救之而解。”《李鸿藻先生年谱》说：“其后之崩，盖绝食也。”《清代野史》言：“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愿一死以殉载淳者。故当时曾经谕旨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以表其殉夫之烈。’或曰，是特掩饰天下耳目之言，非实录也。”
　　阿鲁特氏之死确是一桩疑案。她死得很突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慈禧不喜欢阿鲁特氏，其“不得孝钦太后欢”。据说，慈禧爱看戏，阿鲁特氏陪侍左右，“演淫秽戏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阿鲁特氏身边的人劝她要同慈禧搞好关系，否则恐于己不利。阿鲁特氏说：“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有人将这个话密告慈禧，慈禧“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慈禧认为，阿鲁特氏是在讥讽自己不是由大清门迎入的，而是由贵人一步步升上来的。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以后慈禧对阿鲁特氏便百般挑剔。同治帝有病，皇后不敢去侍奉，慈禧就大骂她“妖婢无夫妇情”。同治帝弥留之际，皇后哭着前往探视，并且为同治帝擦拭脓血，慈禧又大骂：“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
　　慈禧为什么这么仇恨阿鲁特氏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慈禧在为同治帝选皇后时，就不喜欢她；另一方面，是因为皇后不善于逢迎。更主要的是未来的皇权之争，这是问题的实质。
　　对此野史有记载，可供我们参考。《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及帝弥留之际，后不待召，哭而往，问有遗旨否，且手为拭脓血。帝力疾书一纸与之。尚未阅竟，忽慈禧至，见后悲惨，手拭帝秽，大骂曰：“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皇帝与尔何物，可与我。”后不敢匿。慈禧阅迄。冷笑曰：“尔竟敢如此大胆！”立焚之。
　　又有记载说：
　　及上崩，德宗(光绪帝)立，毅皇后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毅皇后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
　　总之，这些记载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即几乎都是围绕一个皇权继承问题。慈禧与嘉顺之争，决不是一般的婆媳不和，而是更深层次的皇权归属之争。初出茅庐的阿鲁特氏，哪里是久经沙场的叶赫那拉氏的对手。光绪帝即位后，两宫以太后的身份垂帘，阿鲁特氏便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她本应是太后，但作不了太后。作皇后吧，将来光绪帝亲政后必然要立个皇后。因此，就把她逼上了死路。
　　其父崇绮入宫探视，分析了整个情况。他很有头脑，向慈禧上奏如何办，慈禧明确地说：“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据说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时，曾写一字条请命于崇绮，崇绮批了个“死”字。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她的死，《清史稿》记道：
　　(光绪)二年五月，御史潘孰俨因岁旱，上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悲伤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其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
　　这个御史胆量很大，但是慈禧绝对不允许有人攻诘自己，她降旨处分了这个胆大的潘御史：“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这就压下了不平的舆论。可以说，阿鲁特氏是自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