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扰明朝边疆的倭寇是从何时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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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倭寇入侵，那真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还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正“天下一统”的时候，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盗们结伙每年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皆大肆烧杀抢掠，到元末的时候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四起，元王朝疲于应付，海防自然也顾不上，倭寇们每次打劫也就越发“占便宜”，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身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原住民”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能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又“风险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来。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被陆续调往内地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内地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又“风险性”低，倭寇就渐渐来得多了。《元史》上关于倭寇第一次侵扰台湾的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选，而台湾，却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了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台湾，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以至到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平定了福建割据势力方国珍后，大批逃难到台湾的乡民闻讯后纷纷返归大陆，见到明朝官吏后哭诉道：“我等渡海（去台湾）前遭兵祸，渡海后又遭倭祸，今终见太平也。”
　　可回来才知道，“太平”，还早着呢。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和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参与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而且却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偏偏他们又与倭寇们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后来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都可以说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见过大阵仗，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富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相当的有“国际主义精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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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恨的却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过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几乎都烂熟于心。后来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对明王朝自然是切齿仇恨，后来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的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于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每遭遇明军攻击，他更是坏招迭出，数次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皆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闵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间必然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争权事件，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汉奸”当到如此地步，实在是比较“敬业”。
　　“汉奸”玩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对倭寇，朱元璋自然深恶痛绝，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更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钱袋子”成天被倭寇动不动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是软硬办法用尽，朱元璋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陈友谅，张士诚，元王朝，一个个强大的对手统统干掉。区区倭寇岂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更可能造成国家混乱。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武将的反对朱元璋并不太理会，可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对照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的憋回去。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这时候日本内战暂停，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朱元璋治罪，“南朝”刚认栽，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窜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后，之后十二年，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广东广西的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又全是台湾岛。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直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
　　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二十年来明王朝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富强，早已飞建国初期可同日而语。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铸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
　　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装的兵，看你小鬼子进的来不？
　　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舰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的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明朝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寇，也多以失败居多。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条防线修的面面俱到，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貌似是无懈可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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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的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也“包”进去。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再来中国开工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的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这就麻烦大了，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哪有能力攻击倭寇？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你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人家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都困难，不说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单是来来回回的运粮食，这成本核算可就亏大了。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窜犯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的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直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方才扬长而去。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气的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闵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也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
　　所以，朱元璋再次“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
　　当然，不止朱元璋这么想，此时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皇太孙”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时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正中朱元璋“农民思维”下怀。
　　说中了就办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当然，身为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的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还算是日子过得去了。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这个整个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边民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放弃台湾”，台湾当地的“原住民”高山族，诸多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纪录过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明朝永乐时期，日本“北朝”大将军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里被一休耍弄的那位）就曾遣使招抚台湾基隆原住民首领，非但未能成功，当地原住民更是向明王朝汇报此事，永乐皇帝朱棣也曾为此遣使申斥日本，虽是孤悬海外，但台湾“原住民”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可谓赤心不改。
　　“被搬家”初期貌似很有效，台湾岛“被搬家”的次年，明朝福建“备倭军”就打了一个打胜仗，在福州歼灭倭寇数百人。之后，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日本方面开始主动禁绝本国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甚至数次主动派兵抓捕倭寇送给明朝治罪，倭寇之祸，暂且收敛。台湾“被搬家”的效果，看似立竿见影。
　　确实是立竿见影，只不过，是反着的……
　　有关台湾“被搬家”的恶果，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看的非常清楚，他在《天下郡国利弊书》里就曾感叹：台湾被搬家的结果，就是白白让出了这块倭寇往来必经的战略要地。这道理很简单：台湾地理位置特殊，是倭寇入侵广东，福建地区的必经之说，岛上有人在他要来，没人在他照样也要来。你驻兵他会来，你撤了他更来。不止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盗，逃犯，也纷纷把“禁区”的台湾岛当成了避难所，犯了事就只管朝这跑，明朝海军来回巡逻跑断腿，却一样是防不胜防。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台湾问题”上，却干了一件恁傻的事。
　　当然，“恁傻”的还有那位跟着瞎出主意的黄子澄，他后来辅佐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面对燕王朱棣的叛乱，身为兵部尚书的他却傻主意不断，虽然尽心竭力却总是帮倒忙，害得朱允炆最后活活丢了江山。傻人，放到哪里总逃不过一个“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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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台湾方面，明王朝的“傻主意”也很快遭报应了----在朱元璋过世仅一年后。
　　明朝建文二年，即公元1401年，正忙于和四叔朱棣争皇位的明惠帝朱允炆，背后却遭了日本人的刀子-----是年八月，大批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对明朝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再次展开大规模侵扰，此时明王朝东南地区大批军队正调往北方参加对朱棣的作战，沿海防务空虚，倭寇背靠台湾岛，来来回回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兵至倭退，兵退倭兵复又来”，整整两个月，倭寇连续袭扰明朝东南沿海宁波，温州，泉州，惠州，海口五大城市，在中国东南沿海轻轻松松的搞起了“自驾游”，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记录倭寇入侵时承认，当时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有两个重要的落脚点，一个是今天毗邻韩国的对马岛，倭寇以此为基地，窜犯朝鲜半岛以及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台湾岛。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这位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明王朝的综合国力较朱元璋时代又大大增强，对倭寇问题，朱棣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对日本展开“外交攻势”，用“朝贡贸易”继续笼络日本上层，一方面也采取强硬措施，全力绞杀窜犯中国沿海的倭寇，特别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望海窝全歼了入侵的两千倭寇，导致日本倭寇元气大伤，因此他在位时，日本方面极少有倭寇窜犯，只能夹起尾巴与明朝做生意。
　　对台湾岛，朱棣也没忘了惦记着，永乐时代震惊世界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五次都曾在台湾岛停留，郑和舰队不但在岛上补充淡水食物，更接见当地部落首领，宣示明王朝主权。朱棣更通过日本使者转告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义满，声称“澎湖，小流求（台湾岛）之民，皆朕子民，不可欺也。”总之这段时间，慑于明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外加日本此时“北朝”平灭“南朝”，国家短暂统一政治暂时稳定，一时未敢造次，多是老老实实与明王朝做生意。
　　老老实实了没几年，日本人做生意也不老实了。
　　强硬的永乐皇帝朱棣过世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是个守成之君，不到一年即过世，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个不愿多生世的人，加上此时明朝海疆承平日久，所谓的倭寇入侵，也就不像早年那般感冒了。明朝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日本人却渐渐开始得寸进尺，早在宣德四年（1429年），日本朝贡使团就在南京发生了打死中国商人的事件，朱瞻基“襟怀宽广”，下诏从宽处理，仅让日本凶手赔偿了一百两白银了事。两年以后，日本贸易使团竟然公然在山东劫掠商队，杀死商队成员抢劫货物，朱瞻基也一样赦免不办。明朝“宽容”，日本人却越发蹬鼻子上脸，本来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对日本商队的规模，人数，携带武器，都有严格的限定，朱棣在世时，日本人老老实实守规矩，半个“不”字都没有，朱棣过世后，日本人就开始“违禁”，经常是大批船队携带武器来中国“做买卖”，开了价不许你还价，价格谈不拢就直接犯抢，明朝官员稍有抗议，日本人随即就把脸一板，扬言要带大批倭寇来华抢掠。连霸道带吓唬，每次都能逼的明朝方面忍气吞声，当年制约日本的“朝贡贸易”，搞到明朝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反成了明朝人自己的作茧自缚。当然，强买强卖的日本人同样不老实，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就有一支日本商队打着“朝贡贸易”的名义，突袭浙江沿海。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城。一路杀掠无数。而原本就是倭寇侵华“中转站”的台湾岛，更成了日本人这一时期的工具。
　　朝贡贸易时期，地理位置特殊的台湾岛对于日本人着实重要，日本本国各类史料都记录，日本大批武装船队来华“贸易”时，其大部队多停靠在台湾，澎湖列岛观望，先派小股船队至南京“贸易”，若发现明军防备不严，则大部分随后跟进，对中国沿海伺机进行劫掠。而一旦倭寇遭到明军沉重打击，甚至面临遭围歼的灭顶之灾时，一样还是在澎湖，台湾“望风”的倭寇船队前来增援，帮助同伙突出重围。台湾岛上虽有忠心耿耿的“原住民”，但岛上地广人稀，原住民多是原始部落，实在不是倭寇的对手，对于倭寇的窜犯，也多只好坚守自保了。倭寇在明朝成化十三年，弘治十二年两次对浙江，苏南发动的两次大规模袭扰，都是在明军即将歼灭敌人的情况下，遭到来自台湾岛的倭寇舰队袭击，最终功亏一篑。对此，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7年）的福建巡抚林俊就曾在给明孝宗的奏折里痛陈：澎湖周遭，今海贼倭寇聚集，来去进退多凭依也，故倭寇屡剿屡不平，实因此也。”
　　明朝立国早期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台湾早期遭到倭寇侵扰的历史，无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还是在后代史家的各种记录中，都没有被当成一件大事。倭寇侵扰？不过是几个毛贼作乱而已。被搬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明朝历史上不算稀罕事。比如台湾“被搬家”的同时，明王朝还曾迁移江南，湖广地区的大批人口到北方屯垦，南宋时期人丁繁茂的湖北，湖南地区，一度竟成了“无人区”。明朝建国后的历史风云变幻，大明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台湾貌似只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点，倭寇侵扰，对于大明朝的国土来说也不过是挠痒痒，对比看来，确实小的很。
　　如果说历史也是一部电影，那么这时期的台湾，确实只是一个龙套，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中，连个特写镜头都捞不到几个。但历史却同样是一个高超的编剧，前面故事情节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影响剧情的大人物，甚至是一段故事情节的主角。跑了上千年龙套的台湾，在中国历史的这部大戏中，伴着零零星星的战火，轻描淡写的故事情节，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主角。因为与他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东南海防问题，更不止是几个打家劫舍的倭寇，而是牵连着一个中国从未经历的新时代，它是一个细细的线头，在未来的历史中，牵起这个时代，牵动整个中华的变局。
　　这个新时代的名字，就是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