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荆州”的过程与是非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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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荆州，孙权攘外先安内

孙权夺取荆州，可谓迟到一步。我们得先搞清楚，孙权为何会“迟到”，这首先得从他继位之时说起。

演义上把孙权继任吴主之位说成是“坐领江东”，但实际上，孙权真的是“坐领”吗？

对历史有起码常识的人，都会对此作出否定。即便对东吴政权有偏见的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也将孙权继位一章的题目定为“孙权领众据江东”，强调孙权的主导作用，他是领着江东众多文武人才来管理吴国的，带有“临危受命”的性质，而不是所谓的“坐享其成”。然而后来那个极度尊刘贬曹抑孙的毛宗岗，却将题目篡改为“碧眼儿坐领江东”，文字中所显露的歧视之深不必多言。

孙权继任时所领到的，其实是一块烫手山竽，孙策突然死亡所带来的冲击力绝不在刘备之下，这让刚建立不久的东吴政权几乎崩溃，孙权将要面临的麻烦远远地超过后来诸葛亮领蜀。李术等人叛吴，群臣欲离，再加上令人头痛的山越问题，以及江东地区复杂的派系斗争、北方新移民的政治要求与南方原住民的利益冲突（请参见国X党与某岛原住民的矛盾）等等等等。孙权可谓“受任于危难之时”。

对此孙策显然是知晓的。当时吴国内有两个最佳的继承人选，一个是孙权，一个是孙翊。孙策选择了前者，恐怕不仅仅是孙权的年纪稍大点。他临终前曾对孙权说到：“率领江东将士，征杀疆场，贤弟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保卫江东，我不如贤弟。现在大任已经落到你的肩上，你自己好好努力吧。”可见孙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此时急需要的是由具有政治才能的孙权来平定这些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在内部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盲目开疆拓土，后者的危害性，可参照东晋时的苻秦，根基不稳，无论领土再大，君主再能征善战，也无济于事，苻秦的强大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孙策的远见在此得见一番。

不要小看了山越与汉人的矛盾，这个涉及到长达数百年的文化历史，本文无法多作解释，只能简略地说明一下，直到隋唐时代，山越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尽管在三国之前，南方地带就有过一些“臣服”于当局的诸侯国，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把势力拓展到海南地区的独立政权，还是从孙氏兄弟开始，由于文化和思维多方面的不同，汉人与山越的冲突进一步显露出来，故这个难题不是孙权一时半载就能搞定的。

至于派系问题，孙氏政权对当地人而言，说到底还是“外来”的，别看王朗、许贡、严白虎等人被孙策KO了，但这些地方势力的影响可并未减弱（也“不可能”会减弱），从孙策被许贡的人暗杀这一事例，就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孙策和孙权后期都有大开杀戒的举动，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的“昏聩”，更大的程度上是孙氏政权对于地方世家过于壮大的担忧，尤其孙权意在将四大家族排挤出政治中心（这种情况魏蜀两国也有，我写过一篇《三国君主与地方豪强的矛盾》发表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这种特殊的君臣矛盾，到了三国之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东晋时期这种现象特别严重，正如百度百科上所说的，东晋时期“整个世家大族都不忠心于司马氏，同时各士族之间常为了争权而北伐，这是政治上特点。”

孙权花了好几年，才勉强“解决”了以上种种难题。东吴成功地暂时脱离困境，没有因为孙策之死而土崩瓦解。但也正因此而延缓了进军荆州的时机（况且实际上，刘表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菜，想将其地盘攻克的难度绝不在袁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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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歌颂诸葛亮领巴蜀，却歧视孙权领江东。很滑稽的是，不少吴派三国迷竟也有这种自卑得可以的观念，其小家子气实在有够可以，相比之下魏派的气度就要大多了。吴派的人数本来就比魏蜀来得少，既没有蜀派的“先天优势”，也没有魏派的大气，却整天搞窝里斗，如此一来，又怎能把吴系话题给振兴起来呢？吴派怨天怨地怨老罗，其实最该反省的，还是自己。呵呵～

    在此顺便发表一下笔者对孙策遗言的看法。很多人根据孙策的这几句话，就将兄弟俩给定性了。历来有不少文章书籍视孙策为“一介武夫”，视孙权“拙于军事”，不少三国游戏孙策的智力和孙权的战斗力都偏低，从这里就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普遍认识了。然而这纯属将“不如”和“不会”给等同起来。史书上记载孙策“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张昭等人纷纷前来依附，可见孙策也是懂得用人之道的。孙权虽然不善于冲锋陷阵，但却善于布置战局，在一场战役中，该安排哪个将领去把守哪个位置，每一次都安排得很恰当。也只有懂军事的人，才会懂得把武将任命到最为正确的位置上，相反的例子有很多，如战国时的长平之战，赵王错用赵括导致兵败，与其说赵括不会打仗，不如说赵王把他放在了错误的位置。历史上手下名将如云，但在战场上顷刻间挥霍一空、以奸代贤、以拙代能、众叛亲离的君主，又何止一个两个？

    二：争荆州，是非曲直在南郡

    孙权有没有借地给刘备？借出了多少地？《江表传》上的记载是不是“孤证”？

    对于这个问题，最早引起笔者思考的，倒不是网络上的各种口水战，而是某日笔者在翻阅《三国志·黄盖传》的时候，发现黄盖等人的活动地点很可疑，而这却是笔者过去所没有注意到的。后来在网上看到了燕京晓林写的《刘备借荆州的真相(2007版)》，该文分析得远比笔者更为详细，不这这篇文章在随后也引起了争议，主要还是写得不够详细，说服力还不够强，于是燕京晓林后来将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补充，重新整编成几篇文章，分别是：《赤壁战后头两年刘备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困难》、《刘备借荆州确有其事，并非东吴方面的自美之词》、《刘备收复南方四郡后并不能实际拥有之》、《赤壁战后孙权实际掌控着武陵、桂阳、长沙等郡》、《诸葛亮督三郡调赋税不代表刘备拥有三郡控制权》、《赤壁之战前刘备放弃夏口逃到了东吴的地盘：樊口》。（以上几篇，全部收录在《赤壁之战新解》一书里）

    笔者不想班门弄斧，在本文过多重复燕京晓林的看法，只简单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更多的内容，就请各位去阅读燕京晓林的论文吧。

    关于“借荆州”，存在以下几种说法：

    1：吴人自美说。吴国人认为自己在赤壁之战中出了大力，不能劳而无得，应该享有对荆州的统治权，这与荆州的实际占有者刘备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持这种观点的，有张作耀的《孙权传》。

    2：南郡说。吴国并没有掌握住整个荆州，但荆州地带最重要的南郡却在吴人手里，它直接影响着对荆州各地的统治，故刘备不惜冒险向孙权求之。持这种观点的，有章映阁的《孙权新传》（章映阁所著的各本三国人物传记，有偏袒蜀国的倾向，但是在借荆州的问题上，章映阁也承认“借”的确是存在的。刘备虽然占有四郡，却没有对荆州的实际控制权）。

    3：数郡说。刘备虽然“降服”了四郡，但却没有实际的管理权，故向孙权借地，还谋得了南郡，因为没有南郡，这四郡的存在价值就减低了不少。《三国志·刘备传》记载：“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刘备绝不可能只借一郡而还一整州，故所借得地不止一郡。持这种观点的，有燕京晓林的《赤壁之战新解》。

    综合各种史料，可以得出结论：第一种说法不成立。

    至于为何不成立，这涉及四郡的统领问题，下边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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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种说法其实区别不大，首先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南郡非常重要，它影响着刘备对荆州的统治，剩下的只是细节上的区别了，即刘备到底是难以统治整个荆州，才谋借南郡？还是根本连那四个郡都控制不了，非得求到南郡不可？

    南郡是荆州的行政中心，它对统治荆州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就好比让你管理广东，却不给你广州；让你管理浙江，却不给你杭州；让你管理四川，却不给你成都……是同样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刘备才甘愿冒险前往东吴谋取南郡。后来吕蒙袭击荆州，也是重点从南郡下手。

    先来驳一下第一种说法，我们首先得理清，四郡的管辖权，究竟在谁手里，具体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不能排除孙权享有对四郡的统治权”。这涉及到了我之前提到的《黄盖传》，刘备名义上所占领的四郡，分别是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然而《三国志》正文中很清楚地记载到，“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这说明了武陵郡的太守其实是黄盖，而众所周知，黄盖死于建安二十年“之前”，而吕蒙夺荆州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故黄盖只可能在建安十四年至十五年这段期间领太守，也就是在四郡太守投降后、到周瑜去世期间。有人对这条史料提出质疑，认为“吴军想前往武陵，必须经过长沙，而长沙的太守是刘备集团的廖立，吴军如何能横空度过？”针对这种说法，我们得注意到几点：

    1：《三国志》上并没有关于廖立何时领太守的记载，不能排除他是在刘备借得荆州后才上任的。即使不是如此，也不能绝对的否定刘备集团不肯让吴军通过的可能性，毕竟当时孙刘联盟还处于“蜜月期”；

    2：孙权肯定至少拥有长沙的一部分领土，可以借此通往武陵，这映证了吴军武陵郡上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事实显示，孙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长沙郡中的汉昌抽出来交给鲁肃管理，说明他在长沙的权限并不小。有人认为孙权在长沙郡也就只有汉昌而已，但要搞清楚的是，孙权既然能够把汉昌从长沙“分割”出来，就得在长沙拥有远比汉昌来得大的地盘，就像你把一件东西完整地送给别人，这个行为总不能叫“分割”吧，必须得是你从中拆下一部分送人，才能叫“分割”。

    3：关于长沙郡，史料还有关于吴军屯驻在益阳的记载，《三国志·黄盖传》：“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三国志·鲁肃传》：“（刘备）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三国志·吕蒙传》：“权时住陆口，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而《三国志·刘备传》的记载则是：“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关羽仅仅是“入”益阳，并不是拥有了该地，而鲁肃则是实实在在的“屯”、“住”。

    4：《三国志·周泰传》记载：“荆州平定，将兵屯岑。”文中提到的岑，位于武陵郡，这说明武陵中至少这一部分是东吴的。

    5：黄盖等人的太守职位是实领的，而不是空有其名，孙权的势力可以任意在这些地方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处理政事。有人根据黄盖讨伐山贼时的兵力只有500人，说明孙权在武陵的势力很小，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原文只是说到山贼围攻的那个城兵力为500人，而不是全部总兵力。

    以上资料显示，孙权在长沙和武陵都拥有相当一部分地盘，这两郡并非完全让刘备控制着。

   
    有了对长沙和武陵二郡控制权的质疑，笔者也就再继续查阅剩下二郡的资料。零陵郡的相关史料不详，《三国志》没有明说孙权拥有其管辖权，但同时也没有关于刘备有在该郡上的任何政治活动的记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桂阳郡。野史《云别传》记载赵云代赵范领桂阳太守，也就是说，这一郡是刘备统领的。然而《三国志》正文却说到，桂阳的太守是全柔，他可是孙权的人。据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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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柔和赵云都是太守，双方各统领着桂阳的一部分土地。

    2：全柔是整个桂阳郡的太守。

    为什么笔者没有再加上一个“3：赵云是整个桂阳郡的太守”呢？原因很简单，桂阳绝不可能只由赵云一人控制，《三国志》上明确的说到，孙权“以柔为长史，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全柔已实质到位，而不是遥领，所以全柔在桂阳至少是拥有相当的地盘。

    赵云一方的记载倒是很成问题，因为赵云不但是个“内卫”，还是个“杂牌将军”，地位远远低于关张等人，刘备不可能舍弃关张而外放赵云（赵云是在刘备去世后，才正式晋升为与关张马黄齐名的所谓“五虎将”），除了《云别传》，再也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史料证明赵云在刘备时期曾担任过太守以上级别的官位，估计就连陈寿也觉得不可信，于是在《三国志》正文里没有记载这事了。当然，我们不能把话说死，硬认为赵云没有半丝管辖桂阳的权力。但综合一下当时孙刘双方的实际情况，可以肯定孙权在桂阳确实有势力，而刘备却未必。

    地方官员投降或被杀，不能代表进攻者就绝对占领了该区“全境”，如刘贷被杀，但衮州并无因此而全境沦陷，所以四郡太守向刘备投降，不能说明刘备就完全占领了四郡，至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孙权也是在四郡中占有很多的土地的。

    至此，笔者作出了以下两种推断：

    1：孙权、刘备都占领了四郡的一部分土地；

    2：刘备虽然占领了四郡，但实力太弱，孙权可以自由在四郡上驻军。

    然而燕京晓林所作的推断要更大胆，认为：刘备根本不具有对四郡的管辖权！

    三：取荆州，刘备不复池中物

    为何说刘备在四郡并无实权，燕京晓林的观点大体如下：

    1：刘备实力太弱，兵办只有几千人，并无掌握四郡的能力。

    2：孙刘联盟并非“平等合作”，而是刘备投靠孙权。

    3：正因为刘备没有地盘，所以才有周瑜分块小地给刘备一事。

    以上观点，详见燕京晓林所著的《刘备借荆州的真相(2007版)》及《赤壁之战新解》，笔者在这里就结合一下燕京晓林的说法，加上自己的一些观点，再重新复述一下。

    四郡中除了零陵，其他三郡都有正史资料显示孙权曾经拥有其管辖权，因此即便偏袒蜀国的章映阁也在《孙权新传》中写到刘备并没有对荆州的统治权。大概又有人会钻一下史料的空子，说那么零陵会不会就让刘备掌握着。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三国志》上没有明确地描写到孙权在零陵上有何政治活动，但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史料里，从侧面的角度看到刘备其实并没有地盘。即后来周瑜分一小块地给刘备时，刘备会巴不得马上接收了，要知道，周瑜所给的地，可“远远”比四郡小得多（更要注意的是，周瑜分地给刘备，时间是发生在刘备“占领”四郡一年之后，刘备若有四郡如此大的地盘，就不可能会有周瑜出让小地，这可是等同卖国），可见刘备“饥渴”的程度。当然刘备并不满足，所以前往东吴谋求整个南郡。不过估计孙权对零陵的控制力相对不如其他三郡来得大，这才有了后来孙权夺回三郡时，却不得不把零陵吐出来给刘备了。

    我们可以在《三国志》里很清楚的看到，孙权的人可以在长沙、桂阳、武陵这几个郡上来随意自如地走动、驻军、处理军事和政治上的事务，相比之下，《三国志》上只记载了刘备曾在四郡“待过”，并没有一条强而有力的史料证明刘备真的拥有四郡的统治权。刘备对四郡所享有的权利，仅仅只剩下调赋税，这种待遇几乎等同于孙权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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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并不拥有荆州要地南郡，对四郡的管理权也成问题，所以“吴人自美”的说法完全不成立，纯属后人附会，当时的人包括陈寿在内，都没有提倡此说。陈寿也不认为吕蒙夺荆州有何过错。（某些人评论史书时真有够双重标准，既然吴人可能在史书中“自美”之，那为什么蜀人就没有“自美”的嫌疑？既然借荆州给刘备可能是吴人自己“编的”，那凭什么蜀人的事就绝对百分百是真的、没有半点粉饰和掩盖？）

    前边已讲到，“南郡说”与“数郡说”的主要区别是：刘备到底是掌握不了荆州，还是就连四郡也掌握不了？燕京晓林认为，如果刘备只借南郡，何来《先主传》里的“数郡”之说？再者，刘备对孙权称，等待攻下凉州后，就归还荆州，刘备再怎么“大度”，也不会只借一个郡，却归还整个州吧（况且看他之前的表现，也“大度”不到哪里去）？若刘备的地盘有四郡之大，周瑜就不会让出任何一分地。

    所谓的“吴人自美”，是出于某些后人对《江表传》的质疑，认为该书美化吴人，故不可信（注意，这是一段“推理”，而不是数据考证），且其记载为“孤证”，没有其他资料来说其成立性。而刘备拥有自己的地盘，在赤壁之战前曾经驻扎在江夏，故不需要向孙权借地。

    但事实上，《江表传》真的是所谓的“孤证”吗？刘备“曾经驻扎在江夏”是否代表他“拥有自己的地盘”？（怪不得有人讽刺道，成吉思汗曾经在韩国拉了一坨屎，所以他是韩国人，呵呵～）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NO！

    在关于“借荆州”的话题中，还些人士还持“换地说”。就是孙权把南郡给了刘备，但也从刘备那里得到了江夏，双方互换，吴人并不吃亏，故刘备并无“借荆州”。首先这种说法即便成立，也忽略了南郡与江夏的重要性不能等同一致——尤其对刘备而言是如此，南郡完全值得他用江夏去换，他根本就是在小投资大收入。再者，刘备也不可能掌握了整个江夏，因为刘琦只控制了江夏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归曹操所有。且不说刘备是否真的“继承”了刘琦的地产，即便是，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刘备为了逃离曹操的追军，已经放弃了夏口，逃到了樊口（此为孙权的控制区）。

    《三国志·程昱传》明确地记载着，曹操征伐荆州时，刘备“奔吴”（逃到了东吴的地盘），当时众人都认为孙权必定会杀掉刘备，只有程昱预料道：“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指曹操）无敌於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孙）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孙）权必资（刘备）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刘）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孙）权果多与（刘）备兵，“以御太祖（指曹操）”。

    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刘备当时只是一个投靠孙权的军阀，与之前在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麾下时无异，双方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孙权掌握着对刘备的生杀权（这样说倒不是在贬低刘备，很多英雄未成大气之前，都只是别人的臣下，曹操、孙策、司马懿一开始也不过是走卒罢，刘备此时地位的低下反而更能衬托他创业的坎坷）。当时刘备掌握的兵力，正史上没有详细记载，只有诸葛亮对孙权说到他还有两万军队，但别忘了一点，诸葛亮的话纯属外交言辞，而外交就是以夸大自己来迷惑对象，而且诸葛亮的话是孤证，同时也不能把刘琦的兵力算在刘备头上。《吴录》、《吴书》、《江表传》都说到刘备的实际兵力只有不到两千，这个说法显然更可信些，即便当阳战役中刘备的部队能够全数活下来（这个可能性太小），总兵力也不会超过八千。刘备当时的实力实在太弱了，弱到了几乎想去投靠吴巨，弱到了诸葛亮竟说出“求救于孙将军”这样的话来，根本没有和孙权平起平坐的资格（这个事实也有力地揭破了所谓的“刘备是赤壁之战的主将”这类扯淡），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魏人产生“孙权必杀刘备”的想法。

    不但刘备“奔吴”，就是江夏的原主人刘琦也南逃了，《襄阳奢旧记·蔡瑁传》记载：“会王师已临其郊，（刘）琮举州请罪，（刘）琦遂奔于江南”。也就是说，刘琦也抛弃了最后一点领地，所以刘备不可能在该地区还有实力，况且刘琦也未必肯让江夏的管理权让给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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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前，孙权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江夏。很多人以为孙权征讨黄祖后，就把军队从江夏撤走，其实不然，《三国志·胡综传》记载道：“权为讨虏将军，以综为金曹从事。从讨黄祖，拜鄂长”，句中的地名“鄂”就位于江夏郡内（而且《江表传》还说到，刘备正是从鄂地逃入东吴的）。赤壁之战后，江夏被周瑜和曹操瓜分。

    既然刘备的实力薄弱了，就牵涉到另一个话题，即我们得证明，刘备集团并无参加赤壁之战，这场战役其实是东吴单挑曹魏，而不是我们过去所想像的孙刘联手攻打曹军。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其一，《三国志》上除了刘备“本人”，并无其他该集团的人参加赤壁之战的记载（包括关羽、张飞等人，甚至是刘备的军队），诸葛亮也仅起到外交作用，相比之下，东吴方面绝大多数将领都有在战役中亮过相，人数太多，就不列举了。

    其二，孙权的实力与曹操的差距没有相像中那么大，虽然从人数上来看，孙权处于绝对的劣势，但军队善水战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而曹操方面却缺点重重，不习水战、疾病流行、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双方的情况无疑拉近了差距，剩下的就是吴人能否自己抓住机会好好发挥了。

    其三，水上火攻，明显是东吴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受敌。这一点不用多作争论，即便《三国演义》也没有完全否认。

    其四，曹操有不少军队是在荆州刚收服、未经过修整的降卒。

    其五，无论刘备的情况再好，孙权的情况再差，孙刘联盟最初也是以东吴一方为主导。

    既然东吴也具有优势，可以去单挑曹魏，那为什么曹操下战书时，江东群臣却“投降声一片”呢？

    事实上真是这样么？在这里，笔者要将“投降论”彻底地否定掉！

    张昭历来被视为“投降派”，然而人们却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两点：

    1：张昭始终未言“降”字，而是言“和”，所谓的“投降”，只是后人自行对张昭的言语所作的解释。

    2：人们忽略了张昭在吴的经历。孙权刚继位时，正是张昭率先起来敬奉孙权，并时时提醒孙权要治理好江东，不要忘了周围的敌人。江东这些年的发展，张昭功不可没，故孙权“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一个秦桧式的“软骨头”吗？

    张昭的个性比较保守，不喜欢过激地处理一件政事，他反对孙权在赤壁开战，就如当年反对孙策袭击许都一样，但不能因此就把他划入“投降派”的行列。

    东吴的“主和”，应该是指让东吴当曹魏的奴才，也就是“附属国”，有点像五代时石敬塘当辽国的儿皇帝、南宋向北金称臣……诸如此类的例子。

    人们总将鲁肃的那句“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视为江东众臣欲投降的证明，然而这句话，其实与主和并不矛盾，因为孙权如果“迎操”，就必须向曹操送质子，结果就是让东吴成了曹魏的附属，失去了自主权，将处处受制于曹魏，而曹操必定会利用其“宗主”身份，对东吴集团大加削弱，这显然是不利于东吴建立霸业的。

    其实早在孙权年少之时，就有类似的危机出现过。在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下书令孙权送嗣子入朝当人质，孙权不想送人质，但张昭等人的态度不明朗，此时正是周瑜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周瑜说：“为什么要送质于人呢？人质一到曹操手下，我们就不得不与曹操相呼应，也就必然受制于曹氏。那时，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也不过就是一方侯印、十数仆从、几辆车、几匹马罢了，哪能跟我们自己创建功业称孤道寡相提并论呢？为今之计，最好是不送人质，先静观曹操的动向和变化。如果曹操能遵行道义，整饬天下，那时我们再归附也不晚；如果曹操骄纵，图谋生乱，那么玩兵如玩火，玩火必自焚，将军您只要静待天命即可，为何要送质于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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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的第一段话，是向孙权分析送质子所带来的危害，再注意一下第二段话中的“一方侯印、十数仆从、几辆车、几匹马”，与鲁肃的“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何其相似，可见并非一定要投降亡国才会有这种待遇，只要送质子当曹操的附属就会如此了。第三段话带有自我粉饰的色彩（毕竟当时人们还不敢公开叛汉），语句的含义是送质子就会断送霸业，必须静观其变。这句话其实正是孙策所说的“保江东，观成败”，很多人硬将这话理解为所谓的“偏安自保”，实际上是曲解了江东的国策。首先“保”，是指“保卫”，就如“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难道这里边的“保”也是“保守”的意思吗？而是有保家卫国之意。至于“观”，则是“观待”，后边连着“成败”二字，简单的坐视是不需要在意“成败”的，这里的“观”，应与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里的“观”同等看待，是积极而非消极的。举个例子，就如二战时期，美国佬把武器卖给交战双方，大发战争横财，后来看到德意日一方形势下落，于是就摆出一副“正义使者”的模样去“反法西斯”了，如果形势反过来，它就肯定会对苏联和中国一方开刀（就如当年八国联军一样，一战时老美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对德宣战），这就是“隔岸观火”、“观成败”。

    东吴在当时并非不堪一击，也不存在所谓的“投降派”，曹魏一方亦不占绝对优势，不能排除赤壁之战是东吴单挑曹魏的可能性存在。正如前边所说，刘备的实力太弱，军队太少，可以得出结论，刘备在东吴时的身份，大体上也和他之前投奔其他人时差不多，就是“寄人篱下”，只不过他这次掌握着一支弱旅，还有相对的独立性。

    结合以上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并不完全掌握有四郡，孙权在此也有相当多的地盘。刘备最好的情况只是拥有部分土地，最差的情况则像燕京晓林所说的，一块地盘都没有，实力弱到了需要向周瑜乞求的地步。孙权借地给刘备的确是存在的。刘备所得地除了南郡，还正式获得孙权授权管理四郡。

    所以借荆州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借得一个比较完整的郡（南郡），三个不完整的郡（长沙、桂阳、武陵）；还有另一种可能，汉昌已被孙权分出，所以四郡中的长沙是不完整的，前边已经说过，而南郡是相对比较完整的郡，也就是说，刘备借得了“4.5”个郡。

    好了，关于“借荆州”的问题，整理下我的观点，大体如下：

    1：刘备确实借过荆州。

    2：刘备所借的地盘并不止南郡，而是荆州的大部分。

    3：刘备并不掌握（甚至完全没有）四郡的土地。

    4：孙权在四郡掌握着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

    5：刘备并未掌握江夏，故没有与孙权换地。

四：借荆州，周瑜时代两手抓

    孙权是在“什么时候”借地给刘备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以致人们经常作出“周瑜是鹰派，鲁肃是鸽派”这种武断的评论。

    我们得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实际上周瑜在世时，南郡的掌握权实际上一直都在东吴手里，并没有真正地流落到刘备集团。《三国志·程普传》记载道：“周瑜卒，（程普）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也就是说，直到周瑜去世后，孙权才正式将南郡的治理权转让给刘备。

    孙权这么做，自然与他的“两手政策”有关，一是拉拢刘备，一是壮大自己。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讨论这个问题前，先反驳一下关于“孙权猜忌周瑜”的两个说法。君臣之间存有猜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无论哪一个朝代、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避免，然而以下这两个观点，实属上纲上线。

    1：孙权设立两个都督职位，企图用程普牵制周瑜。

    2：周瑜建议把刘备软禁在吴国，但孙权没有答应。

    第一种说法完全不成立，持此种观点的人，肯定对程普有偏见。程普是跟随孙坚、孙策征战多年的老将，立下无数战功，在江东集团里数一数二，其威望和资历都远在周瑜之上，但孙权却一直重用周瑜，程普对此非常不满。孙权设立两个都督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为了在各派系之间找平衡（江东政权的派系之复杂，非一言两语所能说清，故本文不作论述），况且周瑜为正，程普为副。孙权的做法非但不能说明他猜忌周瑜，反正证明了他对周瑜的信任之深。而刘备挑拨孙权和周瑜的关系，非但不能说明孙权猜忌周瑜，反而证实了君臣情同手足的程度，使得刘备心不得安。

    第二种说法亦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指出的是，孙权不同意周瑜的建议，就“绝对是猜忌”吗？这太牵强，不值一驳。孙权之所以不同意，其实也有他的苦处所在。孙权有以下两大难题：

    其一，绑架刘备，未必能控制整个刘备集团，刘备虽然前来投靠孙权，但实际上却掌控着一支不归孙权管理的部队。战国时期的秦昭王就绑架了楚怀王，希望以此向楚国索取好处，结果呢，楚国人根本不鸟他，干脆另立一个王起来了。如果孙权当时真的把刘备给软禁了，最大的可能是非但不能控制好刘备集团，反而使关羽等人的部队叛吴离去，或者另立一个新王代替刘备，甚至为了营救刘备干脆鱼死网破和东吴的军队拼个精光拉倒，无论哪种结果都显然对东吴是不利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老蒋约太祖去重庆谈判时，我党马上把老刘立为后备君主了，老蒋到时真要把太祖扣留起来，也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党也不会损失一兵一卒。

    其二，扣押投靠者，无益于孙权树立自己的政治威信。换成是你落难时，你会去投靠一个曾经软禁过投靠者的家伙吗？各位不妨去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想必你不难查到软禁投靠者带来危害的例子。如果孙权采取软禁之计，得到的只不过是区区一个不能使用的刘备，失掉的将会是无数前来投奔自己的人才，在群雄割据、争取人才的时代，这个损失远远地大于一两块地盘，战国时的魏国正是因为人才大量流失国外，实力才一落千丈。

    有人根据后来刘备对周瑜的评价，来武断地推定周瑜有能力控制刘备的部队，这类观点纯属断章取义。刘备的话只能说明他担心自身的安全，对东吴存有畏惧（刘备连夜逃出吴国，也是出于这种担忧的心理），这些话所只代表了他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周瑜掌握了刘备集团，那些部队实际上并没有落入吴人手里，它们依然听刘备的。而将刘备扣留，也只是扣留了刘备本人而已，根本就不能扣住整个刘备集团。所以软禁刘备，并不能办到削弱刘备集团的实力，做得不好，反而会在面对曹魏威胁的同时，多树立一群敌人。

    既然软禁刘备不能解决问题，孙权也就开始思考用其他方法来壮大自己、削弱刘备。

    周瑜反对让地给刘备，而鲁肃则赞同借地，人们历来说周瑜目光短浅，鲁肃借地才为长远之策，固孙权采用了鲁肃的建议。

    果真是如此吗？先不说周瑜鲁肃谁对谁错，就说孙权，是不是“只采用鲁肃之策”？

    事实上，这时孙权采用了两个策略，一是积极支持周瑜的取蜀计划，二是大搞联姻拉拢刘备。

    孙权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不单要控制住刘备本人，也要盯住整个刘备集团。孙权把妹妹（原名不详，就称她作孙尚香吧）嫁给刘备，名义上是“进妹固好”，实际上却是在大搞“色戒”，企图用以此来监控刘备。演义中称孙尚香和刘备恩爱有加，但历史上这对老夫少妻的关系说有多糟就有多糟，孙尚香嫁给刘备后，并非没有“嫁夫随夫”，反而给刘备添了不少麻烦，后来刘备实在受不了了，又不能休了妻子得罪孙权，就干脆避开老婆开溜了。可见孙尚香实际上是向着哥哥，而不是像演义中说的那样“随夫”。

    孙权的联姻之计，并不要和刘备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将周瑜的“软禁”改为“监控”，这样一来，既能保持与刘备集团的联系，又可把握住“友军”的动向。然而刘备实在是个开溜的高手，他以前能从曹操和袁绍眼下开溜，现在就同样能从老婆大人那里开溜，估计孙权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或者是信心过于膨胀，结局并不如他所盘算的那样，所以孙权这步棋，既可以说下得正确，也可以说是失算。

    孙权通过“两手政策”，在防范刘备的同时，也加紧时间图谋取蜀，可以说这个策略非常高明。

    不过我们也得客观地看到，东吴取蜀是存在诸多困难因素的，以“当时”东吴的军力，是很难以开辟多条战线的。有人根据刘备能够打败刘璋，来论证周瑜也一定能打败刘璋，首先这种一概而论的对比根本就不切实际，其次刘备是在骗取刘璋的信任后，从内部攻破刘璋的，而周瑜无法办到这一点，正所谓强盗易挡，内贼难防，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历来人们都说吴国有“长江之险”，殊不知蜀国亦有“蜀道之险”，欲将其攻克的难度绝不在长江之下，东晋时期李特到了蜀境剑阁后，曾叹息道：“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居然要投降别人，真是个庸才啊！”此话透露了蜀道之坚。刘备有很多优势是周瑜不具有的。

    不管如何，孙权的策略终究积极向上，并非保守之计，对东吴而言，整体上是前途一片大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此时的关键人物周瑜却突然辞世，彻底地打乱了该计划的部署，这对孙权的策略之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孙权实在有够倒霉，他绝对堪称史上运气最背的君主，至少是“之一”，重要时刻总有人才离世，江东真是一块多出短命鬼之地。

    有人认为周瑜临终前推荐鲁肃继任都督一职，是因为孙权已经信任鲁肃，于是周瑜倍感无奈，只好顺水推舟作个人情。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周瑜都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所顾虑，周瑜要作什么所谓的“人情”呢？周瑜不把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使在有用之处上、却拿来“巴结”别人？胡闹！

    某些瑜迷千方百计把鲁肃贬得一文不值，以此衬托周瑜的能干（就如同罗毛以贬吴魏来吹捧蜀汉一样），但周瑜临终荐鲁肃却是不可推翻的事实，于是瑜迷就得继续耍花招，推出所谓的“情理说”大加YY，实质却是在用个人主观强奸周瑜的意志。

    贬鲁肃等于往自己脸上拨屡，就干脆再出新花招，寻找“突破口”。周瑜去世后，孙权先任程普领南郡，再将其转移给鲁肃，于是某些人就再进一步无限度地上纲上线，说这是孙权猜忌鲁肃、不信任周瑜的证据，然后再将孙刘联盟破裂的原因推卸到程普身上，说程普是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八成是他在刘备一方的人面前表现得很骄横，才导致后来种种。这种观点堪称强词夺理，当时荆州的主人是鲁肃，而南郡只是荆州的一部分，程普领南郡，其性质只相当于同一时期黄盖领武陵，不能说明鲁肃的权力受到削弱，程普顶多只是个过度角色，且鲁肃与程普的身份并无可比性。再者程普在赤壁之战中也立下了大功，领南郡也并非一件过份的事。纵观网上各种“猜忌说”，大多只不过是停留在无聊的猜想和YY上而已，根本就没有无懈可击的铁证来说明，难以信服。更令人可笑的是，某些人看来的确吃得太饱撑着了，网络上多了就患了妄想症和自虐症，大吹什么“孙权看周瑜不顺眼”、“孙权害死周瑜”之类，由此可见，某些吴派向来都有自卑自虐的倾向。

    真正促使周瑜决定临终荐鲁肃的，应该是周瑜意识到自己的去世，将会给正在实行中的策略带来何等严重的破坏，既然之前的一计划已经流产了，就只能退其次，暂时巩固与刘备集团的关系。所以推荐鲁肃起来接任自己的位置，完全是周瑜的真实意思表现。

    周瑜所担忧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极度“反刘”的他会突然支持起“亲刘”的鲁肃呢？某些人认为是孙权亲鲁肃多过周瑜，其实不然。首先声明一下，笔者反对简单地以“亲刘”或“反刘”来划分周瑜和鲁肃，这里先不说这个，就单来分析一下周瑜态度转变的原因吧。

    1：刘琦的死期非常关键，他大概死于210年左右，与周瑜是同一时期。刘琦未必肯让刘备来继承自己的势力，但有一点我们却是能够肯定的，即刘琦死后，其兵力被刘备兼并，刘备集团的实力突然暴增，而待在荆州的这些年，刘备也没闲着，虽然寄人篱下，却在荆州有一定的号召力，通过广泛收买人心，刘备逐渐打好了基础，在荆州的影响力远远地超过了孙权（注意，我并没有将“收买人心”视为贬义词，刘备后来也将这一招用在刘璋身上）。

    2：东吴虽然掌有荆州大部分，但统治时间不长，基础不稳，且荆州还远离吴都，不利的因素太多，再结合一下上边第1点提到的刘备的优势，刘琦和周瑜在同一时期死亡，造成的结果就是刘备的实力上升，而孙权对荆州及刘备集团的控制力则在大幅度下降，南郡几乎成了孤城，形势迅速地朝有利于刘备一方发展，给刘备摆脱孙权的束缚提供了前提。故孙权后来同意让地，多少有几分无奈的成分。（注意，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周瑜的重要性，可不是简单地肯定他的才能，而是周瑜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统领荆州的关键人物。）

    3：孙权迁都之事，往往被人忽略，这个问题很重要！历来国内叛乱，总是率先发生在离政治中心很远的地区。周瑜在世时，东吴的首都是在吴郡，离荆州太远，不利于孙权控制，就像辽东虽然臣服于魏国，但距离魏都太远，容易发生叛乱。孙权当然考虑到了这一点，然而迁都之事却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周瑜去世后次年（211年），孙权将都城迁到建业（南京），可见在此之前，孙权已经着手迁都之事，积极地将政治中心往西移。221年，孙权迁都至武昌，此举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是可以巩固对荆州的统治，二是可以防魏，三则是用来对付刘备（夷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可谓一箭三雕。

    4：我们得注意到一点，尽管孙权是东吴的最高首领，也是周瑜和鲁肃的头头，但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包括上边提到的迁都问题），荆州地区由他本人直接掌管的，只有江夏和汉昌（这两处地方离孙权所在的扬州最近），其他的几个郡，则先后由周瑜和鲁肃控制，所以荆州的命运如何，周鲁的态度非常重要。孙权后来批评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但“不足以损二长”）”，这话未必是推卸责任给部下，孙权即便点头答应“借地”，但具体的操作过程，还是由鲁肃去执行的，故孙权的不满，不能排除有他本人打着某些小算盘，但鲁肃所做的与他心目中所想的不一样。至于其千秋功过、是非曲直，就留待世人评说吧，本文不再多作评述，只简单地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以上这几点都是东吴绝对不能回避的严重问题，东吴得考虑利弊，万一处理得不好，不但荆州掌控不了发生叛乱，还会被曹操从背后捅一刀，得了个人地两失，不如做个人情，采取权宜之计加以缓冲，趁四郡未让刘备抢走之前，先摆出“施恩者”的姿态，答应让刘备接管荆州，稳固好一切后，再寻找机会重新将荆州取回（包括以武力的方式。正史里并没有明显的刘备认为孙权要回荆州不对的相关的指责，同时他也似乎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借过荆州，原因大概也是由于孙权抢占先机言“借”的缘故）。

    周瑜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他与鲁肃的政治观点是否真的有矛盾，这里就涉及到周瑜的遗书之争了，且看原文：

　　（版本一）“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原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

　　（版本二）“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按照第一个版本，周瑜临终前的建议是“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强调了东吴对荆州的控制力不够，需要一个由一个良将来管理，他心目中的良将显然就是鲁肃。这一遗言符合笔者的推断。

    第二个版本则与笔者的观点有冲突，然而笔者却质疑这份遗书的真实性，周瑜再如何，也不会在遗书中称曹操为“曹公”吧，或许平日周瑜在某些场合里得这么念道，但既然是给孙权写遗书了，就有些不合理。纵观第二版的内容，给我感觉像是大陆史书上某描写某某革命烈士临终前，高喊“我的使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是为国牺牲，死不足惜”、“多谢领导的关怀，我为国家的奉献死而无憾”、“打倒帝国主义，解放XXX”之类一样，最终都被证实是后人为了让死者显得高大全而杜撰的（比如黄继光就是这样），大概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觉得此版遗言过于富丽堂皇，实在太假大空，故写下评语“其辞乖异耳。”实际上大多英雄临终之前的留言都很朴实、很简短，因为他们来不及想更多的，最先考虑到的是如何让部队脱险，以及家人如何如何，但这不影响他们的伟大。相比两个版本的遗书，第一版的朴实无华远比第二版的高大全更来得真实。

    如果第一版遗书才是周瑜的原话，那么就说明周瑜显然也意识到了上边提到的众多问题，故建议孙权采取鲁肃之策。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孙权直至周瑜去世后才真正把荆州借给刘备了。

    让地的计策，在当时虽然有危险性，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理解之处，我们不能以后来的种种问题，来事后神算借地的是非。当然，我既然使用了“权宜之计”这样的字眼，就意味着我并不认为鲁肃让地像传说中的那么高明，这只不过是东吴当时不得不采取的自卫之策罢。

    综合以上，重新整理一下，孙权让荆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带有敷衍色彩，孙权的主要目的是对抗曹操、拉拢刘备，此时尽管周瑜给了刘备一份土地，但荆州的实际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东吴手里（一部分在曹操）。第二阶段才是真正的实际借出，时间发生在周瑜和刘琦去世后、鲁肃继任之时，此举自有其道理所在，周瑜也同意鲁肃的策略。

    五：夺荆州，江东四杰不矛盾

    纵观整个“借荆州”的过程，孙权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一切都顺理成章，只差水到渠成，正是周瑜之死打乱了这一切的部署。

    所以在周瑜生前，孙权的策略并无不当之处，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失误，就只能从周瑜死后的岁月去寻找了。

    由此产生了以下几种说法：

    1：鲁肃是正确的，联刘实为上策。

    2：吕蒙是正确的，袭荆是必经之道。

    3：袭荆是正确的，但时机不对。

    4：鲁肃和吕蒙都没有错误，此为东吴灵活外交的表现（持此观点的有张作耀的《孙权传》）。

    个人不同意第一种观点，人们之所以认为联刘正确，是因为如果把荆州让给刘备，可以“多树操敌”，让刘备集团从荆州的位置伐魏（而不是从蜀道），东吴则可从东线进军，两军都从中原进发，便可达到灭魏的目的。

    但实际上这种观点，纯属一厢情愿，而且过于低估了魏国的实力。

    既然要让孙刘两军分别从扬、荆二地北伐，那何不干脆将两条战线给统一起来，单独由其中一方来执行呢？纵观古今中外，从来所谓的“联军”，都没有能够真正意义上办到“情同手足”、配合得很“默契”，更常见的是在“联盟”的同时，“齐心协力”的少，“尔虞我诈”的多，巴不得友军损失多一点，好让自己保存实力，或者希望自己能够比友军抢先一步捞到好处，从而对友军大加排挤。最典型的莫过于二战时的英美联军了，巴顿和蒙哥马利都为名将，但在对付“邪恶的法西斯”的过程中，却竞相着拆对方的台。

    战国时代的东方六国联手起来，其实力何止比秦国强十倍，但为什么六国联军屡次伐秦，却没有一次能把秦国灭掉？就因为同床异梦，存在各自的利益问题，所以张仪一来，这个反秦联盟也就土崩瓦解了，后来秦国灭周时，前往救周的反秦联军又再重导覆辙。假若东方六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单独由一个政权来指挥军队，那秦国还TM有得混啊！

    正如前边所说，我将鲁肃让地视为“权宜”性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否定其被过度拔高的战略意义。有人根据曹操听到鲁肃借地给刘备后，吓得当场掉了笔，以此来论证鲁肃策略之高明，我看未必，恐怕人家曹操其实是在感叹：“刘备这只煮熟的鸭子飞了！”说不定曹操还在暗地里幸灾乐祸：“哇咔咔～碧眼儿这回可被大耳贼给算计了！刘大耳贪得无厌、言而无信，孙碧眼早晚会为自己所作的决定吃到苦头。”

    当然，我这些话并无指责刘备之意，政治本来就是丑恶的，三国时代有多少个“雄才伟略”的君主，不是靠耍无赖起家的呢？荆州问题，说白了就是强盗分脏起纷争，孙刘双方的屁股都干净不到哪里去。然而盗亦有道，黑社会都得讲江湖道义。总体上，刘欺孙多过孙欺刘，而关羽抢劫东吴的粮仓补给自己的部队，其行为等同于恶意挑衅。

    站在刘备的立场上，刘备叛盟袭刘璋是正确的，借荆州不还也是正确的，当然，既然他正确了，也就得承担被吕蒙袭荆州、被陆逊烧成猪头的风险。想搞投机炒股，就得面对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嘛～

    鲁肃让地的好处已经由众多人士分析过了，但坏处我们也得看清楚点，即荆州借出后，孙权彻底地断绝了与益州的联系，这是很严重的，在《三国志》中就有记载到，孙权希望与刘备联军取蜀时，刘备拒绝了，孙权于是决定独自前往取蜀，结果刘备出来阻挠，把大军布在荆州地带，切断吴军的前进路线，并“义正词严”地责备孙权，说自己如何大仁大义，实在“不忍残害同宗兄弟”，如果孙权执意要前进，刘备只好以“大义”来对抗。孙权没法，只好退军，结果孙权前脚刚走，刘备就后脚启动，一记漂亮的天残腿把刘璋踹飞，自己统领起了益州。接下来的事我们都清楚了，就是孙权看到刘备已有地盘，希望归还荆州，刘备耍赖不肯，孙权于是退其次只要三郡，刘备把厚黑学进行到底，这才有了鲁肃提着大刀去赴会。我相信当日借兵不还的孙策，一定不会想到吴国日后会被刘大厚黑借地不还。就像暗地里对同宗兄弟捅一刀的刘备，不会料到日后也会被吕蒙捅一刀。就像依靠耍阴谋篡夺了汉室江山的曹操，不会料到日后自己的子孙也会被司马懿用同样的手法对待，而司马懿更不会料到他的江山会被刘裕篡夺，刘裕不会料到江山会被萧道成篡夺，萧道成不会料到江山会被萧衍篡夺，萧衍不会料到江山会被陈霸先篡夺……

    扯远了，回归正题。

    俗话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鲁肃最初借地给刘备，其目的是为了借助刘备分散曹操的兵力，使其疲于奔命，这在周瑜刚去世时，自有其道理所在，然而物极必反，再正确的策略，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如果这世上有永远正确的玩意，那我们现在何不继续过着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社会？随着局势的演变及时事的不可预料性，借地的初衷开始出现了问题，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得先看看曹孙刘三方的交战情况。

    从赤壁之战结束到曹操去世为止，吴魏双方几乎每年都有交战，相比之下刘备除了在汉中等少数地点以外，基本上没有和曹操有过冲突。

    一：吴魏争战

    1：孙权主动出击：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九年（公元214年）、二十年（公元215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2：曹操主动出击：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十八年（公元213年）三月、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月～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月。

    二：曹刘争战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关羽进军襄樊被击退；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飞在宕渠击退张郃；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可见刘备取益州前其主力有7年未与曹军交锋。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赤壁之战后，抗击曹魏的主力是东吴，而不是刘备集团。刘备非但没有协同孙权一起去对付曹操，反而背着盟友忙着壮大自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鲁肃依然极力地维护刘备，看来鲁肃是铁了心希望刘备在益州站稳脚跟。吕蒙则认为，联盟只能对自己有益，才能是联盟，不对自己有益，那这个联盟不存在也罢。呵呵，各位看官觉得谁是谁非呢？

    个人认为当时的鲁肃，一定忘记了益州对吴国的重要性，古代北国灭南朝，都是从益州、长江两面包抄南下，而不是单单横渡长江，晋灭吴、隋灭陈、元灭宋，皆为如此。没有了益州，南朝就像是被砍掉了一只胳膊。

    东吴袭荆短浅说，纯属所谓“正统派”的嫉妒之辞，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是将魏国非正义化，但实际上魏、蜀、吴三国都是一个独立的政体，都想着壮大自己，削弱其他国家。说白了就像春秋时期一样，没有谁正谁邪，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是敌人（尤其那个“朝晋暮楚”的郑国，早上依晋，晚上靠楚，你们说晋国和楚国谁是“正义”的？郑国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已）。

    都说“吴蜀联盟”了，“联盟”嘛，只有随时被用来撕毁掉、而且有撕毁价值的合约，才能是“盟约”，否则怎么能叫“盟约”呢？孙刘毕竟是两家，不是一家，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才得“联盟”，要不然合并为一个国家算了，何必搞什么“联盟”。所以鲁肃与周吕的策略，并不形成“绝对的矛盾”。吕蒙袭荆“卑鄙”，那么刘备自诩汉室后代，却暗中袭益捅了同宗兄弟刘璋一刀岂不更下贱！估计有人发话了，会说刘璋怎么怎么腐败，刘备搞掉他自立为王是对的，这纯属无赖逻辑，斯大林再怎么腐败，也轮不到由希特勒来“解放”苏联人民吧。况且纵观整部《三国志》，尽管刘璋被诸葛亮说成是“暗弱”，却也看不出刘璋多腐败，反而有太多的资料说明他其实是个颇得民心的偏安之主。最后败给刘备还是自己不愿连累百姓主动开城，实际上他还有一年多的军粮可供守城。

    魏国之强大，非吴蜀一时所能灭（又不小心把魏国非正义化了），东吴的鹰来鸽去，既达到了削弱蜀国的目的，又不使自己遭受魏国趁火打劫，所以应该将东吴的“毁盟复盟”视为灵活的外交策略，而不是断章取义地用什么“目光浅短”之类的燕雀评语以偏概全。

    而实际上，简单地将东吴内部的将领分为所谓的“鹰派”、“鸽派”、“亲刘”、“反刘”本身就不合理，周瑜被列为“鹰派”，但他却推荐鲁肃起来接任自己的位置。鲁肃被称作“鸽派”，却对吕蒙的“关羽威胁论”大加赞赏。所以事情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不少人认为如果鲁肃不死，那么就不会发生吕蒙袭荆的事件。这未必！事实是鲁肃未去世之前，孙权已经在调整对蜀策略。鲁肃主张吴蜀和好是不假，但吴蜀和好其实与争夺荆州并不矛盾，只是这两者刚好重叠了，于是人们将就其视为绝对不可分割。孙权虽然夺荆州，但并不想彻底和蜀国绝交，鲁肃主张联盟但不反对要回荆州，既然刘备不义在先，又怎能要求孙权以德报怨？很多人批评老蒋（实际上是张大少帅）断送东北给日本，却要求东吴必须丧权辱国成全刘备。既然西沙诸岛不能让给越南，凭什么南郡得给刘备？岂有此理！怪不得俄国佬把黑X岛占了几十年，却没人敢说一声，人家海军把天朝的渔船轰了，天朝子民屁都不敢放一个，敢情还是为了巩固和“老大哥”的友谊，共同对付美帝啊！说到底，还是某些迂腐之辈，早已将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抛到九霄云外，骨子里认为刘备一方是绝对的正义，尽善尽美，是中国唯一的所谓“正统”，而吴魏两国都是“外国人”，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好了，发飙结束，回归正题。

    周吕与鲁肃的“矛盾”，看起来更像是在“唱双簧”，孙权是黑脸，周瑜是红脸，鲁肃是白脸，其实所有人都是同一张脸，在别人面前变来换去，为的都是江东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损，江东集团就会调整战略，把对方忽悠得昏头转向。陆逊则是千面天王，在吕蒙袭荆州时，有他；在夷陵烧刘备时，有他；在吴蜀复交时，有他。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对付刘备的手法，可谓是“打狗政策”，皮鞭糖果双管齐下，先操起大棒狠狠地把疯狗打个半死，然后怜悯它、抚摸它、安慰它，最后狗儿也就服服帖帖了。

    张大可在《三国史研究》中虽然盛赞周瑜，但也歌颂鲁肃，周瑜死的突然，再加上曹操南下的威胁，孙权来不及西进取蜀、以图和曹操展开多线作战，鲁肃及时将荆州借给刘备，让其分散曹操的兵力，这个策略“就当时而言”，是可取的。张大可在肯定鲁肃的战略同时，亦不贬低吕蒙，张作耀更是在《孙权传》中说到，鲁肃的策略是正确的，但这不代表周瑜、吕蒙就不正确，东吴的策略变化只是随机应变，并不死板地拘泥于铁公式。朋友和敌人都是暂时的，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东吴借地给刘备虽然达到“多树操敌”，但同时也“多树权敌”。

    关于东吴的灵活多变的弹性外交，不如引用一下某位学者的评论吧：

   “孙权的外交思想是正确的，外交策略是成功的，外交艺术是高超的，外交手腕是巧妙的。这位外交大师的小步舞跳得如此出色，步点如此准确，技巧如此娴熟，在当时是无人可与之并肩的。他没有标准的朋友，也没有刻骨的敌人。他愿意同蜀汉结成同盟，是因为他单独的力量，不足以抵抗魏；他可以同曹魏一度打得火热，是因为他必须将刘备挤出荆州而不得不暂时委屈。他总是利用别人为自己服务，又总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孙权在外交上的成功，有效地弥补了吴国政治、经济、军事上实力的不足。他的这一思想同当今的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对当今的国际外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像在敌我友三方关系相当复杂的条件，孙权的外交思想更显其重要。”

    最后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1：周瑜去世前，孙权的策略是最合理的，联刘的同时亦防刘，并制定好了取蜀计划，以达到既保持联刘、亦能壮大自己的目的。但由于周瑜的突然辞世，这个计划最终流产。

    2：鲁肃将南郡借给刘备，是在周瑜去世后才真正实行的，当时曹魏的威胁使得孙权集团难以同时兼顾扬荆两州，因而此举不失为权宜之策，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当中既有不可预料的意外因素，也有东吴自己的失误所在。

    3：吕蒙袭取荆州实为亡羊补牢之举，为的是削弱越发强大的蜀国对东吴所产生的威胁，而非所谓的“目光短浅”。蜀国的迅速壮大，超乎了孙权和鲁肃等人的预料。鲁肃晚年赞同吕蒙的“关羽威胁论”，可见他也意识到了联刘策略已经走向失控。

    4：东吴内的“鹰派”和“鸽派”并不矛盾，最典型的莫过于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的陆逊。东吴决策的演变，只是弹性外交的表现，而不代表了某某人士若还活着，政策就绝对会一成不变地如此延续下去。

六：得荆州，东吴从此抗强魏

    东吴夺取荆州到底是利是弊，众说纷纭。我们不妨来逐一分析。

    首先是战线统一的问题，这点上边已经说过了，不作重复。战线不统一的害处请参考战国时的六国联军伐秦。

    军事方面，某些人以为东吴夺得荆州后，不得不分散兵力驻扎在此地，其实不然，关羽部队的降卒可以弥补东吴，且军人再怎么样，也是从百姓演化过来的，而通过夺取荆州，东吴掠得了大量的人口，可以用来培养军队，为壮大自己的军力创造了更好良好的条件。

    政治方面，荆州落入东吴，可以稳固荆、扬、交三州的联系。

    经济方面，荆州是富庶之地，早在三国初期就已被刘表治理得很好，而孙权迁都武昌后，打通了荆扬二地的自由贸易，更是将荆州文化推至顶峰（这给后来东晋南下避乱提供了基础），故宋代文人刘克庄面对江南文明的兴旺和吴大帝届倍受“正统派”的冷落时，亦情不自禁地感叹：“今人浑忘却，江左是谁开”。孙权对建设江南的贡献举足轻重，至今长江一带还有很多歌颂孙权的纪念活动。

    国防方面，荆州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然而对魏蜀来说，也只是“重要”而已，对吴国而言，则是生死存亡，没有了荆州，吴国就失去了屏障，等于把家门暴露在外人面前，此时只能指望蜀国“永远”不攻伐自己，才能得以安全。然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与敌人，谁能百分百绝对保证这一点呢？万一有一天吴蜀两国突然政见不合打起仗了，失去了荆州的吴国，只能任由蜀国宰割，而不会有任何条件打出像夷陵之战这类自卫反击战。人们常将两个国家的亲密来往称为“秦晋之好”，并将秦穆公与晋文公的故事传为美谈，然而事实上，在秦晋二公还在世的时候，两国就已经开始决裂。按理说，晋文是秦穆扶植起来的，而且秦穆有三救晋国于危难之大功，那么晋人应该很感谢秦穆吧？一点也不！晋人认为秦穆只是为了自己才帮助晋国，丝毫没有半点感激之心，而且不惜和秦国开战。所谓的“秦晋之好”都不过如此，何况其他？吴国的安全问题终究只能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刘备“讲信义”。

    所以东吴夺得荆州，既非“弊大于利”，亦非“利大于弊”，而是“百利无一害”。

    东吴取荆州完全是正确的，若能争取拿下益州，更是能让南北朝的时代提前到来。吴国最大的失策，莫过于从未将军队深入蜀地，这样一来即使不能统一全国，至少能够南北对峙，剩下的就是吴魏两国的政府谁先走向腐败了。将荆益让给刘备视为高明之策，本身就是无稽之谈。（某些人很好笑，吃饱饭没事干在网上夸夸其谈大吹什么“目光长远”，却不见得他们自己能够赚上一文钱养家糊口）

    夺取荆州后，吴国有能力独自面对魏国的威胁，这点可以从之后东吴十倍于蜀汉的北伐就可以看出来了。对于吴魏争战的结果，诸葛亮的评论最为公允：“吴国无法越过长江，正如魏国无法越过汉水，并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诸葛亮用了一句“智力不侔”来形容吴魏对峙，话语虽然带有讽刺之意，但也说明这是形势所决定，而非战略有问题，吴魏双方都是强国，一时无法灭掉对方。北宋比南宋强大多了，但也不能灭掉辽国。

    孙皓时期的吴国腐败不堪，其实力已远远不及孙权时代，而灭掉了蜀国占有三分之二天下的西晋之强大，甚至要超过魏国，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吴和西晋对打起来，也没有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更非所谓的“苟延残喘”。天下无不灭之国，孙权晚年大肆杀人历来倍受批判，但实际上孙权的暴行实际上是和朱元璋、刘邦（还有某太祖）一样，虽给国家带来人才损失，但不至于到了亡国的地步。吴国的灭亡，很大程度上还是孙皓这个腐败无能的败家仔造成的，他没有孙策和孙权的才能，残暴的程度却更甚一筹，吴国交给这种人统治，焉能不出问题？归根结底，吴国之亡与其说是“外力”，不如说是“内因”。裴松之对东吴政权无甚好感，对孙权等人也常加批判，但他认为致使吴国灭亡最大的祸首是孙皓，原因也就在这里。

    东吴未能实现鲁肃当初塌上策的构想，原因是诸多的，当中自然有人为原因，但不可预料的意外因素也绝不能忽视。

    1：孙权所处天时、地利、人和均为劣势，不足以灭蜀并魏。政治凭藉不厚，既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也没有刘备帝室之胄的所谓“正统”，只能后发制人，此为无天时；东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南方地区建立起来国家政权，而当时江东地区尚未完全开发，不可与后来的宋代相比，此为无地利；另外还有困扰着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山越问题，虽然这不能说是“无人和”，但由此导致吴国内部相对不稳，也是不争的事实。

    2：众多人才筹命过短，也让东吴元气大伤，东莱子义整理过的一篇文章《浅谈东吴人物的寿命（短命篇）》（该文被戏称作《江东短命大全》），对此就有详细的介绍，大多吴国人才竟没有活到孙权称帝。不过该文对凌统寿命的记载恐不正确，凌统去世时是49岁还是29岁存在争议，但后者应该更准确些，02年岳簏书社《三国志》修正版就采用了这一说法。

    3：关键人物总在最重要的时刻辞世。最早可以追述到孙策之死，这一意外严重地动摇了吴国的根基；周瑜的死亡，则使联刘＋取蜀的两手策略破产。

    4：借荆州给刘备，早期有利有弊，后期百害无益，此举阻碍了东吴向益州拓展的道路。吴蜀两国相互猜忌，合作从来没有“亲密无间”过。

    5：曹魏重点防吴。三国时代，魏吴战争是主线，魏蜀战争是副线。东吴与蜀汉抗击曹魏的比例是4：1。对魏国人而言，“吴近而蜀远”，魏国各任帝王始终将吴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在孔明北伐期间，魏明帝甚至亲征东吴，而只留少数将领和部队防御蜀国。

    6：孙权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处理得很不妥。历史上不乏很有作为的君王，在治国上颇有一手，唯独在选择接班人时屡出昏招，如齐桓公、郑庄公、赵武灵王、刘邦、司马炎、李渊、李世民、李治、朱元璋、康熙……

    7：当权者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不可调和。这种情况并不止在吴国出现，魏蜀也有。三国君主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对待威胁皇权的世家大族。魏国以“纵容”，所以最后被人篡夺了江山，甚至还有魏国后期“政府无兵可调”的尴尬局面；蜀国以“打压”，所以“蜀中无大将”，这并非简单的任人唯亲；吴国以“剪除”，所以国势迅速衰落、君臣离心。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在三国灭亡后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严重，尤其东晋和南北朝为甚。因此，魏吴蜀三国无法统一天下，是很正常的事，不能大加苛求。

    吴国从孙策时代算起，前后存在了80多年，已经够长了，元朝也不过百年，而六朝之中，东吴的存在时间仅次于东晋（103年），远高于宋齐梁陈。在经济建设上，东吴更是不下于曹魏，孙权对江南的经济开发，给后来的长江文明的兴起打好了基础，其历史贡献不得抹杀。可以说东吴集团能够创造如此成绩，与他们自身的努力是离不开的，对此郝经说的好：“东汉之衰，孙权承父兄之烈，尊礼英贤，抚纳豪右，诛黄祖，走曹操，袭关侯，遂奄有荆扬，今年出濡须，明年战合肥，嶷然势常北向，而以守为攻，称臣于魏，结援于汉，始忍勾践之辱，终为熊通之谮，保据江淮，奄征南海，卒与汉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后亡，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国势便利然也。”

    曹操、孙权、诸葛亮等人都是阴谋家，但他们并不仅仅是耍阴谋而已，也图社会发展，所以他们是“英雄”。我从来不认为耍阴谋夺天下有什么过错，但耍阴谋并不能用来治天下，司马氏就是将耍阴谋进行到底，结果呢，西晋治理得乱七八糟，东晋能够避乱江南，还是多亏了东吴百姓多年的血汗劳动，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统一王朝的晋代，不见得比割据政权东吴更伟大。

三国文化博览

[参考文献]</p>
裴注《三国志》
《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三国史研究》（张大可）
《孙权传》（张作耀）
《孙权传》（尹韵公）
《孙权新传》（章映阁）
《诸葛亮新传》（章映阁）
《浅谈东吴人物的寿命（短命篇）》（东莱子义）
《抵抗魏国的主力是吴国而非蜀国》（大魏虎豹骑）
《论孙权北击合肥》（唐茂约）
《攘外必先安内——谈孙氏三代为何迟迟未取荆州》（longbowmanxx）
《铁证如山“借荆州”》（黑白鲸）
《刘备借荆州的真相(2007版)》（燕京晓林）
《刘备借荆州确有其事，并非东吴方面的自美之词》（燕京晓林）
《刘备收复南方四郡后并不能实际拥有之》（燕京晓林）
《诸葛亮督三郡调赋税不代表刘备拥有三郡控制权》（燕京晓林）
《赤壁战后孙权实际掌控着武陵、桂阳、长沙等郡》（燕京晓林）
《赤壁之战前刘备放弃夏口逃到了东吴的地盘：樊口》（燕京晓林）
《赤壁战后头两年刘备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困难》（燕京晓林）
《鲁肃去荆州并不是要和刘备平等结盟》（燕京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