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政治制度之比较

三国文化博览

　　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意思是说中国的封建王朝维持了两千多年才灭亡，是世界历史上罕有的现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论证道：这是因为我们有推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从而使忠于君主和国家成为世代相传的一种本能，甚至有人进一步论证道：儒家学说使我们拥有了一种最值得自豪的政治传统，那就是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中国历史上几乎占三分之一（严格地计算是705年，封建社会总时长是2132年）的分裂时期不算了？即使是占三分之二的所谓统一时期也未必就那么值得自豪，因为这是不连续的，分属不同王朝甚至被分裂时期所分割的统一。所以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简直就是一个伪命题，至少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命题。因为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导致对社会经济的极大破坏和人民的流离失所，都会使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化为乌有。所以社会制度性质的稳定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人民赖以受到庇护的国家灭亡了，骨肉分离，十室九空，巨大的代价已经付出，你来告诉他们“我们的新王朝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还是封建制度，还是皇帝来统治所有的人，所以游戏规则很简单，大家只要忠于皇帝一个人，这样就照样会有饭吃”又有什么用？其实即使是古代人也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元代张养浩的一首散曲不是说了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我们的“超稳定结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只是现代人通过对历史进行分析研究（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古代人根本就对此没有任何认识。反而是另外一套理论，“王朝周期律”的理论才说出了历史的真相，就是每隔二三百年就会来一次王朝更替，造成社会动乱、经济凋敝、人民遭殃，不是有一首古代歌谣说过吗：“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两句歌谣才说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心声。这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确有问题，它不是所谓的“超稳定结构”，而是“超不稳定结构”。
　　而西方的罗马帝国如果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算起，到公元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总共延续了1480年（其实在此之前的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一脉相承，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如果加上共和国时期，罗马共存在了2200年），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罗马国家的存在不以某个家族的统治延续为要件，没有人认为某个家族的人失去政权罗马帝国就不存在了，就灭亡了，所以没有人会为某个家族的人失去政权而走上战场，甚至这个家族的人自己也没有这个愿望。的确存在父传子的情况，但这只是皇位继承的多种选择之一，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人们的观念上都没有必须这样做的要求。虽然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专制统治有所加强，皇帝的权威有所提升，但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世袭制。所以孟德斯鸠说：“罗马帝国其实是一个共和国。”这就是罗马帝国长生不死之奥秘。而我们从来都是世袭制，君就是父，父就是君，封建统治者甚至炮制出了“三纲五常”这种东西，人民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只有“皇室利益”的概念，所以才会出现史可法与满清勾结共同对付李自成起义军的荒唐事（而他最终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像王莽这样的改革家只能落得一个身死渐台的悲惨下场，所以曹操才会心存愧疚，刘备才会理直气壮，所以才会有三国，所以宋朝这样的文弱王朝才能够延续下来，最终导致整个民族沦亡于异族的铁蹄之下。
　　所以我们王朝更替频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原因已是不言自明：我们的文化中“国家”二字成立的标准太高，所以国家就成了极为脆弱的东西，说到极致，如果在位的皇帝没有男性继承人，最极端的情况：开国皇帝没有继承人，那这个王朝就算玩儿完。所以我们不要再留恋孔孟之道了，它告诉我们必须忠于君主，结果是我们成了世界历史上经历王朝最多的国家，他告诉我们必须遵循“仁义礼智信”，结果却是最多三百年就得有一位皇帝殉国，其间被臣下、本家族的皇位竞争者杀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我说，孔孟之道，动乱之源，而不是像辜鸿铭这样的文化怪胎所说的那样使我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优雅、最文明、得到最好治理的民族①。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文明的、强大的、拥有稳定政治制度的国家，必须学习西方。让我们的大炮、军舰、一切一切的国家资源，都成为全民族的财产，而不是某个家族、甚至某个集团的资源。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地球上最强悍的民族，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变成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将仍然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注释①：此观点见辜鸿铭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