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何在恩师张居正死后进行清算报复？

三国文化博览

　　邹元标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被廷杖、流配，果然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臣工不敢再敢犯龙颜了。但正常的渠道走不同，便有人选择了非正常渠道。那时没有网络，人们不能上网发帖子，但可以写大字报。《明通鉴》载：“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揭榜于通衢。”
　　这揭榜就是匿名大字报，上疏则是实名制，实名有风险当然只能匿名了。但明朝有着超乎以前任何朝代的侦缉能力，东厂、锦衣卫的番子、细作遍布各地，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宝贵财富。皇帝诏谕：“再及者杀无赦。”如此，连匿名大字报也消失了，看起来真的风平浪静，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扑在国事上。
　　第一件大事就是皇帝的大婚，十六岁的皇帝行冠礼后就意味着成人了，该成婚了。婚礼完全按照《礼记》办理，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最后迎亲，这些程序都得走一遍，皇家的婚事当然更加郑重。至今日本皇室娶皇妃嫁公主还仿照着这样的古礼，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送彩礼，选日子，实则是古礼的遗迹。
　　纳采问名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为至尊，当然不能托普通的媒人去干这事，一定是亲贵大臣，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溶为正使、张居正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正使是勋臣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一般是随朱元璋开国或随朱棣“靖难”的大功臣，爵位世袭，地位非寻常文臣能比，张居正以首辅充当副使，可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要知道，他正“在官守制”，只能穿便衣，为父亲服丧。这事在礼法至上的明朝当然又非同寻常，因为皇帝的婚礼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怎么能让一个正服丧的大臣来当副使呢？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提出异议，认为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他，而皇帝大婚与经国筹边不一样，因此乞求派别的大臣充任。
　　皇帝主意早定，没把这样的奏疏当回事，张居正也顺水推舟，说“凡可以虑忠效劳者，皆不避神迹，不拘常理”，脱下服丧的衣服，换上大红官袍去办这桩天下第一大喜事。皇帝和太后让张居正当大婚副使，这是种象征性的任务，无非充分体现皇帝对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就是靠象征性的礼仪支撑，言官看不到这点，简单地和军国大事对比，显然不得为政之精髓。
　　皇帝的大婚办完了，张居正得回老家办父亲的丧事。尽管他被“夺情”，不能回家丁忧三年，但老爸的葬礼，他还得参加。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离京回湖北江陵葬父。上一次回家，是十八年前，自己还是个七品翰林编修。在上次省亲之前，他曾在家休了三年的长假——当年父亲健在自己体壮，自己尚可一歇三年，那是因为在政坛上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真正到了需要为父亲守制三年时，却担当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这大约就是人生的无奈吧。他当年休完三年长假重入官场时，写下一首明志的诗：“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他用的是豫让以死报知遇之恩，韩信千金报一饭之恩的典故。可那时前途茫茫，能否报“君恩”他自己都不知道。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有了报君恩的机会，也真的做到了“岂恤人言”，不怕别人的议论。
　　归家葬父，对张居正来说，是一次富贵还乡。
　　荆楚大地，在明朝开国时很不受待见，因为这块地方是朱元璋打江山时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明朝中叶正德皇帝驾崩后，大明的风水转到这块土地上了。正德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16岁朱厚熜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入京承继大统，国脉得以延续。这地方出了个真命天子，是为嘉靖，现在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块土地又出了个才干几乎超过二百年来任何一个文臣的首辅张先生。
　　张居正回家葬父，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动静搞得相当的大。

三国文化博览

　　尽管首相请假回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内阁现在只剩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人，而一个大帝国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本来想请退休回家的老首辅徐阶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阶是自己的老师，自己回朝廷后，还将继续让老师坐首相的位置，内阁是按资历排位的，徐阶既是张居正的老师，以前当过首辅，不可能居学生之下。张居正总不能让皇帝明文谕示徐阶仅仅替自己替几个月班，再等他丧事办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于是他建议让马自强(字体乾，陕西同州人)和申时行(字汝默，苏州长洲人)入阁。这马自强曾和张居正在政见上多有抵牾，但这回张居正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他心存感激，从此十分佩服张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张居正离京时，皇帝和太后一再叮嘱，让先生早点回来，国事离不开先生。并赐“帝锡忠良”银印一颗，及银两、绸缎等其他赏物，派司礼监太监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如此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连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说，一路的官员拍张居正的马屁唯恐不及。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首长率群官长跪行礼，巡抚、巡按越过自己的辖界迎接，为张居正做前驱。回京路经襄阳和南阳，襄王和唐王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按明朝礼制，亲王是天潢贵胄，人家的爵位摆在那里，大臣不管权力多大，见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可张居正只行宾主之礼，拱拱手敷衍一下，这确实有僭越之嫌疑。
　　俗话道：“太太死，压断街；老爷死，没人抬。”说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爷还在位时，太太死了来送葬的人多得压断街，等老爷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结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怜。所有的葬礼其实和死者没关系，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当朝首相张居正葬父，那家乡的地方官能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表示一下么？张居正当国后，民间流传“官楚则贵”的说法，说的是在张居正家乡当官，只要和张府的人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太监魏朝——这人很有权势，后来魏忠贤拜在他门下，然后反噬，把魏朝的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过去再害死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护送张居正的有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深荷张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将戚继光派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随行。行省、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是风光大葬。当然也有不拍马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推官(分管当地司法)魏允贞就不去参加葬礼，张居正不高兴，赵后来因此被张居正的门客都御史王篆弹劾。魏允贞这人耿直清介，官声很好。生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儿子，后来投靠魏忠贤做了内阁辅臣，是魏忠贤残害忠良最重要的帮凶，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坏儿子。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三国文化博览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三国文化博览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理论上说，不管父亲官多大，儿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样参加科举的机会，否则就是对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种贪腐的文化和专制的制度下，只要参与竞争，就很可能对别的士子不公平。因为一个人官做到足够的份上，贪腐、谋私都不需要自己费脑子，自有人替他操办，所以有时不得已而矫枉过正。居正殁后，太仓王锡爵为相时，儿子乡试中了头名解元，被天下人责难，王锡爵为了避嫌，干脆不许儿子参加会试。直到王锡爵退休多年后，这个儿子才高中榜眼。
　　对这种最大的腐败，唯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纵容、鼓励。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进士称天子门生，但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就是举贤不避亲的意思，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官做到了顶点，家里也不缺钱财和田地，皇帝能酬劳他的，只有牺牲公平，拿国家的名器送人情。
　　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利用权势为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成为重要攻击点，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三个儿子“滥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么时候都有理，科场腐败在以前是一种酬劳元勋的礼物，几年后成了惩罚张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