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为何相信“西方鬼故事”？

三国文化博览

　　在晚清中国，义和团起事之前，中国民间流传“西方鬼故事”既久，西洋教堂、传教士，甚至西洋医院，在大清臣民眼里，均已“妖魔化”。
　　“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等等“鬼故事”盛传于中国民间，而一般中国百性尤其是加入义和团的民众，就像相信“刀枪不入”的神话一样，对这类传言深信不疑，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及中国亲洋派恨之入骨。
　　一百年后的我们，听到这些“鬼故事”显然感到荒唐。但这些荒诞不经的惊悚故事是谁制造的？怎么流传出来的？民众为何深信不疑？
　　这就首先需要寻找政府的“诱因”。
　　清朝百姓对洋物从“好奇”到“仇视”的过程，贯穿着清政府的诱导与推波助澜。可以忍受和屈服于洋枪的清政府，却不能忍受洋人另外一物——教堂。引来“八国联军”之祸、被清廷操纵的义和团运动，针对的首先不是西方军队，而是手无寸铁的教堂。
　　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教堂如此评述：“自西教传入中国，教民愈志得意满，以为官府不足恃”。随之，“天不下雨地发干,只因教堂遮住天”义和团谚语流传，这莫不反映了政府心声？可以想见，政府对“拳匪”的精神指导何其“良苦”。
　　为什么清政府对“非暴力”洋教堂恨之入骨？
　　至今还在复演的著名川剧《死水微澜》，就是那段历史的细微写照。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
　　教堂虽不是学堂，但也从思想文化各个角度给这个封闭的、死气沉沉的“天国”以强烈的冲击，给死水一潭的臣民带来一次又一次心灵的震颤。
　　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破除鬼神、风水、星象等迷信、提倡男女平，主张妇女天足。为中国已经走了下坡路的医学科技、乃至残存的启蒙意识注入了新鲜血液。
　　比如《死水微澜》剧中人物顾天成，害了一场大病昏死了过去，接连地吃了中药、施巫术，服“中邪风丸”、请端公来“打保符、送花盘”、请观花婆“观了一场花”，但结果却是越闹越重，而最后吃了曾师母的“洋药”便好了。
　　——这是西医PK中医的胜利。
　　《死水微澜》剧中还有一个人物曾师母，她原是一贫家女，因生计所迫，妈要把她卖给人家做小妾，被史洋婆子给了她妈二十两银子收养在教堂里，把她的脚放了头发留起来并教她认字读书。
　　——这是“洋教”比“儒教”，更加“人性”的标志。
　　显而易见，教堂已成为体现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优势之堡垒。
　　如果仅仅是军事失败，那么还称不上彻底的完败，之所以清政府万劫不复，完败西方，其实最终是以政治制度和文化破产为标志。教堂在清政府眼皮底下遍地开花，吸引近百万本土臣民，就是西洋软实力的胜利标志，这种软实力带来的冲击，显然比军事打击，更令抱残守缺者们恐惧、恨之入骨。他们欲罢不能，心有不甘。所以，策动“拳匪”，发起了对洋教堂的烧杀。
　　《庚子记事》记载，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官僚和拳匪找到了共同敌人：洋人、教徒与维新党。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外，显然出于对西方文明“无知”。被“鬼故事”迷住双眼的义和团员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在他们眼里，西方人都是丧失人伦的禽兽、野蛮人；那些主张效法“禽兽”的中国人，更禽兽更野蛮，更可杀。
　　到底谁是野蛮人？那些“西方鬼故事”我想大多是“官民结合”、共同创作的产物。官方有意放纵谣言，煽动群众反洋情绪。
　　当然，其次也要寻找西方人自身原因。
　　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种文明缺乏了解，甚至大有成见，那么这里有没有的传播这种文明者的错呢？
　　就当时晚清中国的现状而言，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是对于西方文明，绝大多数百姓还是一无所知，义和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还有一些破落地主。他们很难接触到“先进思想启蒙”。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政府灌输的“封建教义”。
　　而打开中国大门的英法联军，把目标顶在了圆明园的古董上，之后不平等条约也多集中于商贸利益，至于精神文明的传播，只是在条约中增加了“强行传教”条款，而西方文明的精髓——宪政思想、自由民主理念并未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刻意传播。
　　尤其是盘踞在中国各地的法国传教士，不去启蒙思想，一心灌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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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什么？弥补道德法律的不足。而道德和法律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在世俗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才是第一思想。明朝就有西方传教士，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还在当朝做了大官。但天主教对中国的影响依然有限。美国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基督教还是不能成为日本的主流宗教。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却被日本全盘吸收。这说明什么，第一思想不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中，政治意识形态才是第一思想，第一文明是政治文明。
　　“天不下雨地发干,只因教堂遮住天”，这义和团对洋教堂烧杀的“天理”，莫不反映出政治与文化的隔阂，东西世界严重“误读”。
　　不单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就在英法其他征服地，也不时出现当地政府、百姓与洋教的争端。西洋人的宗教在越南也屡次引发争端。朝廷与教会、地方官与传教士、士绅与传教士、百姓与教民四大冲突频仍。传教士赖法国政府和军队的保护,在越南恣意妄为,更加深了越南社会的裂痕。最终成为越南寻求民族独立的一个导火索。
　　“野蛮人”的反抗亦有“文明人”的错。西方征服者在征服地“政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不去广播政治文明，而专注散布宗教、发展教徒，遭致被征服者的报复，也算是文明传播“南辕北辙”酿成的必然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