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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和重阳,都是大自然盛衰转捩的节点,引起对生死、对盛衰的感通和感悟,因而最富有生命意识。从深层文化内涵看,清明蕴涵着如何对待生死的哲学,重阳蕴涵着如何对待衰老的哲学。
从辟邪到祈寿
重阳节俗始于汉朝,成于魏晋。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写道:东汉时汝南桓景跟随费长房学习。有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你家有灾,你赶快回去,让家人盛茱萸在绛囊中系在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可以免祸。桓景一家照办。到晚上返家,见鸡犬牛羊全都暴死。此后每到九月九日,人们都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成为节俗。这当然只是古老的传说,但它反映出:重阳节最早的动因是出于驱灾辟邪的祈愿。
九月九日已是深秋,已处“秋冬交”,是气候的转折点。从数字和阴阳来说,九是最大的阳数,又两九相重,称为重九、重阳,阳气达到极点。而阳极必变,在阴阳转化之际,未知的灾祸易乘机侵入,所以要有驱灾避祸的举措。在古代条件下,先辈只能用时令的天然植物来防病避疫。就像端午用艾和菖蒲一样,重阳主要用茱萸和菊花。
茱萸是茴香科落叶小乔木,香气浓郁,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消积食,利五脏等功用。所以晋代人已用它制成香囊佩戴,认为可以驱邪辟灾,抵御初寒,被称为“辟邪翁”,成为重阳节的吉祥物之一。至唐代,已由单纯药用增加上装饰美容、寄托离情、祝颂延年益寿等含义。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反映出茱萸在唐代重阳节俗中的重要地位。
菊花是多年生草木植物,素有明目解毒、清热祛风的功效,被视为长寿的吉祥花,称为“延龄客”。屈原《离骚》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而最著名的“菊友”“菊迷”“菊痴”是晋代的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后在庐山下过着田园生活,开辟了个菊花园,种菊成了最大的嗜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他的人格写照和后人赏菊的理想意境。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记述“白衣送酒”的故事:有一年过重阳节,陶渊明没有酒喝,便“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恰好江州刺史王弘派遣身穿白衣的家丁送酒来,陶渊明“即便就酌,醉而归”。每逢秋日菊花盛开时,亲朋常到他家做客赏菊。他就烧菊茶款待亲朋,大家走时还采菊相送,“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接东方朋”,来赏菊者川流不息。他灌园浇菊时,自语祝愿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果然,到九月九日,含苞欲放的菊花争奇斗妍地盛开了,客人们也都在那天来了,望着五彩缤纷、芳香四溢的满园菊花,吟诗作赋,都夸菊花有情,不负陶公心。亲朋好友相约,年年重阳来赏菊,重阳赏菊的习俗由此盛兴。
登高是重阳节最古老最基础的节俗。最高的是天,登高可以靠近天,便于沟通天人。
在桓景的故事里,登高是为了消祸避灾,这是这项民俗最初始的内核,随着文明的发展,辟邪避灾的色彩逐渐淡化,求愉悦和祈增寿的主题越来越浓。在中秋节祈愿“圆”,团圆,圆满;在重阳节祈愿“高”,百事高,步步高。“高”在年龄上就是“高龄”“高寿”,与“九”——“久”,长久,都含有祈寿的意蕴,是老人的最大心愿。
“高”与“糕”同音,就像以月饼的“圆”象征团圆一样,重阳节以“糕”象征“高”,在某种意义中充当登高的心理替代。宋代以降重阳糕的花色品种日益繁富,有在糕上插菊花或剪菊彩装饰,有在糕上插纸旗以代插朱萸。糕上插重阳旗可以引起在野外的感觉,成为重阳糕的标识。中秋节和重阳节一饼一糕原可比美,现在重阳糕应当迎头赶上。
从惜秋到胜春
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总是把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潮涨潮退,花开叶落,都会引发生命的颤动,盛衰的感喟。古人把从初春到暮秋视为生命由盛到衰的过程,初春是青春勃发,暮秋是行将衰枯,秋心为愁。愁什么呢?各人自有各人的心事,作为文化群体的共有心事是盛衰忧思。
如果说清明节是“踏青”迎春,重阳节则是“辞青”送秋了。以什么心态送秋,以什么情调咏重阳呢?中国文人从悲秋中挣脱出来,抖擞起精神,强调重阳的另外一面,在人生的征途上继续登高,珍惜最后一抹夕阳,与黄菊、红叶共抗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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