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中国：从难以融入到改变中国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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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晚明到清初，北京宫廷里的耶稣会士，一直想用罗马天主教来改变中国—这个强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但这批耶稣会士失败了。他们的追随者—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随后也失败了。仿佛唯物论的共产主义注定要改变渐趋腐朽的儒教中国。
　　无意之中，这批耶稣会士却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他们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同时把西方的科技介绍给中国。耶稣会传教团在北京的建立主要归功于三个杰出人物的策略、办事能力和他们的数学知识，这三个人分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
　　不过，耶稣会引进西方的艺术和科技很难超越北京城的地域范围，比如自鸣钟只在宫廷制作和赏玩。但是，经过急待传教士修订的西方历法，经由清廷颁布后，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国现在仍在使用的农历基础。从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历法和天文的钦天监长期设监正两人，一名满人，一名西人，先后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
　　就这样，西方历法排挤掉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以及元明时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史上新的时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学和文明与古老东方文化也开始了炙热的碰撞和交融。
　　利玛窦“开门”
　　为对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内部厉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派遣到海外去传播福音，用教会的话说：“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
　　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根本不懂汉语，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基本信仰和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一无所知，把中国人崇拜的东西统称为“魔鬼的发明”。直到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来到澳门，担任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开始，耶稣会才开始意识到要改变这种无视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礼安这样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没能让传教活动有什么进展。
　　没有官方许可，任何欧洲人都不得在中国的土地上居住。中国政府对“洋鬼子”深怀疑虑，平时只让他们在澳门定居，偶尔允许他们到汕头进行商业旅行，还必须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范礼安常常从澳门远眺大陆，发出“啊，顽石什么时候才可洞开？”的感叹。他一手培训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正是念出“芝麻开门”咒语的那个人。利玛窦的方法是把耶稣会士变成中国文人那样的学者，把基督教的教义，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学的糖衣。
　　利玛窦首先用西方的书籍、地图、钟表和数学器具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关注，而他本人对中国典籍的热情同样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了解了他的传教对象之后，利玛窦才谨慎地提到基督教义。1601年，因为能修好他送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利玛窦最终获准在北京定居。
　　利玛窦试图协调儒家规范和基督教义，他认为“儒家的道理没有任何与天主教道理相冲突的地方”，他声称中国人对儒家圣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并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深人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后，他进一步说，古代中国人已经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论。他领导下的耶稣会传教团，可以参加某些儒家的礼仪活动，但是反对佛教和道教的仪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间，利玛窦从来没有面见过万历皇帝，但是他结交了一些有权势的中国朋友。不过对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让他树立了一批敌人。
　　在利玛窦的努力下，天主教终于在中国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四处教堂，领洗的中国教徒达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利玛窦临死之前曾对教友庞迪我、熊三拔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而最大的功劳便是西方历法的正统化，这是利玛窦所无法预料的。
　　西学繁荣
　　通往中国之门确实打开了，至少说是开了一条缝，但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并不那么安全。1616年，礼部侍郎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
　　直到1629年崇祯皇帝重新修历，传教士的危难才出现转机。
　　对历法的控制和发行货币一样，是皇室的垄断权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管辖时间和日历是皇权的体现。对时间的认识为人类方方面面的认知、为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奠定了基础。每个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一部历法，这不历法，除了为民众提供天文知识，比如一个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圆缺，春分秋分的日期，还要标明凶日和吉日。以备人们选择婚礼、出行、动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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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出的结果却与实测完全吻合。《明史》载：“《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崇祯皇帝对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非常恼怒，下谕责骂说，“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如再错误，重治不饶”。崇祯皇帝为何对一次天象预测的错误如此恼怒呢？
　　中国人讲究天人感应，天象是对人类活动的警示，并且与国运相关。此时的明朝已经是危机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极的大军连破北方多个城池，直逼北京。崇祯皇帝对明王朝社稷怀有深深的忧虑，深怕祖宗传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预测如此失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当时的明历名为《大统历》，是1517年刘基所制定，参照了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编修的《授时历》和回历(1267年正式传人中国）。元朝时多由回回天文学家（著名的有札马鲁丁）担任大都观象台台长，明朝钦天监也有回历局，这次日食预测的失误让穆斯林天文学家名誉扫地。崇祯皇帝决定启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启，修撰新历。
　　1629年，徐光启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和罗雅谷参与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稣会的委派，汤若望从西安来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启知道这个消息后，几次上疏朝廷，极力推荐汤若望。之后汤若望开始协助徐光启进行修历的后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时日无多的徐光启又举荐他的学生李天经接手历局的管理，终于于1634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1/30《崇祯历书》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近代几何学。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同时期的罗马教廷甚至对这些学说都不予承认。晚明就是这样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堕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花朵。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时局动荡，面对这样一部全新历法，崇祯皇帝又没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犹豫不决。同时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学生薛凤祚一起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进献给崇祯，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确度要高于西法。崇祯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
　　直到1644年，崇祯才下令刻印《崇祯历书》，向全国颁布。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寿终正寝。
　　《崇祯历书》却并未成为旧王朝的陪葬，经过汤若望一系列积极而颇具手腕的活动，终于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颁行于世。
　　西学和“祖制”的纷争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没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祯历书》，在朝代交替、兵荒马乱之际，汤若望细心保护了这部书的明末刻版，并制造了望远镜、日晷、绘了地图连同修改了的历书进呈给新的满族皇帝。
　　顺治皇帝将汤若望进献的新历改名《时宪历》，汤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赖，加封为钦天监正。但天文历法不仅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其直接关系国“统”之根本。西学历法在中国传播与实行引发了一场场生死角逐。
　　1657年，因汤若望上疏而被革职的原钦天监回回科官员吴明烜首先上疏，指责汤若望的历法不准，请求保留回回历。康熙三年（1664年），对汤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满的杨光先接着发难。
　　杨光先几次上书礼部，指控汤若望三大罪状，一是指使历官李祖白所写的《天学传概》是妖书；二是所献《时宪历》中“依西洋新法”之语，有谋夺中国之意图；三是在全国各地布置党羽，图谋不轨。还提出由于新历法使吉时凶时倒置，造成了严重后果：使顺治的幼子荣亲王3月而疡，又由于下葬日子选得不对，致使荣亲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着顺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时的汤若望已患偏瘫，口齿不清，主要由南怀仁来为他辩护。同时被打人狱中的还有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钦天监的李祖白、许之渐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决汤若望及钦天监的李祖白等七人凌迟，除南怀仁等三名传教士留京外，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逐回澳门。
　　就在判决当天，北京发生地震，接着又发生大火，连续5日，人心惶惶。辅政大臣们以为是天象示警，即从狱中放出3人。孝庄文皇太后又传谕，“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置之死地，毋乃太过”，汤若望这才无罪释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处斩。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汤若望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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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等人被治罪后，清廷废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统历》，杨光先、吴明垣以检举有功分别升任钦天监监正、监副之职。
　　1667年，14岁的康熙钦政，发现当时历法混乱。于是在1668年12月26日，组织了一场御前辩论会，一方是杨光先及其助手吴明恒，另一方是原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双方各以其法测日影移动，经过三天的测试，南怀仁大获全胜。
　　1669年，康熙正式复用西洋历法，为汤若望正名平反。杨光先、吴明恒则获罪革职，同时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1676年，康熙进一步明确西法，“向者新法旧法是非争论，今既深知新法为是”钦天监官员就要潜心学习西法。至此，历法之争终于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订历成为清朝定制。
　　整个清朝，除“康熙历狱”所影响到的短短数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时间（1644--1817年）均由耶稣会士在钦天监接续担任监正或监副等要职。
　　美国科技史学家席文说：“西方天文学在中国扎根的过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学与欧洲科学的最后一次较大的面对面的较量。”到了19世纪，近代科学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穿越了国界，冲击了各种古老的文明，各种科学、文学和宗教等等再也无力与之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