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闯王李自成绝不可能出家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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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闯王李自成经山海关之役大败后,一路被入关清军铁骑追逼,最后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惨死于乡勇之手。一代人杰,结局若是,可谓惨甚。然而,关于这一结局真相的最终澄清,亦非易事,尽管这一结论已为史学界所公认,但近十几年来,每有“夹山为僧”的老调重弹。本文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此问题略抒浅见。
　　首先,李自成顽强奋斗、屡败屡起的斗争经历告诉我们,就其性情,他不可能自甘失败,颓然入寺,逃世为僧。
　　李自成顽强刚韧的斗争精神和不甘失败的性格,为史籍所详载,并为时人、包括其对手所公认折服。在与明军十几年的艰苦作战中,李自成部由小变大,由弱积强,并最终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辉煌胜利。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李自成也多次品尝过失败和挫折的滋味,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经受得住失败和挫折的打击,于失败之时不气馁,于挫折之中再度奋起。
　　李自成第一次所经受的较大失败的考验,是在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这年五月,李自成等部与明军在陕北榆林、绥德一线作战。在乘胜进攻米脂时,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外加天降暴雨,李自成部只剩百余骑脱险。几乎与此同时,早期起义领袖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明廷对农民军剿抚并施,许多义军首领人物因此而对斗争前途悲观失望,乞求招安。面对自身的惨败、明廷的招抚、友军的变节,李自成不为所动,败而不馁,联合陕北的其他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后南下四川,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邑,有同拉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54页),扭转了斗争形势。
　　李自成所经受的第二次失败是在杨嗣昌提出增兵增饷、十面张网的“平寇”计划之后。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率部出川,遭遇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河州、洮州地区的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采用分散隐蔽方式,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艰苦转战于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大山区。这是李自成自起兵以来所受最大挫折,几乎再无重振之希望。在这极其艰难困苦之时,李自成既未受抚投降,更没有隐迹为僧,而是在川、陕、鄂三省交界的深山中坚持与明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七月间,由湖北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再度掀起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新高潮,从此走向节节胜利,并最终将明王朝赶下了历史舞台。
　　仅此两例,即可说明李自成并非那种经受不住挫折与失败之人。“将军难免阵上亡”,李自成从投身农民战争之时起即作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即使是全军覆没,他也不会遁入空门,苟且偷生。
　　其次,李自成兵败山海关,退出北京城,被清军铁骑追逼,尽管情势险峻恶劣,但并非绝望之时,他不可能丢下几十万同生共死,并且尚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战友于不顾,只身入寺为僧。
　　山海关一役失败,使李自成的事业开始从胜利的顶峰滑坡。这种功败垂成的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此时的李自成,并未在这种沉重的打击下一蹶不振。面对清军铁骑入关,北京难保的险恶现实,他毅然放弃北京,率领大顺政权经由山西太原、平阳返回西安,意在以西安为重心,准备反攻。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加强山西防务,政治上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经济上停止追赃索饷,改征赋税以助军需。尽管以西安为重心,反攻清军的计划落空,但仍可以说明此时的李自成还没有承认彻底失败,也没有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或者失措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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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守西安的计划落空之后,李自成根据当时全国形势,决定经河南、湖广南下转移,以图夺取弘光朝廷控制之地,凭借南方的人力物力,暂避入关清军,坚持斗争。当时随同南下的只是大顺军一部,总兵力约十三万左右。这支队伍到达湖北襄阳,集结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大顺驻防军七万余人,总兵力达二十万左右。武昌之役、九江之役失败虽惨,但只是被击溃而并非被歼灭。李自成牺牲前后,这支南下大顺军余部克州破县还为史所载。到同年六月,余部各股摆脱清军的追击,终于在湘东平、浏地区聚合。这说明,在李自成牺牲之时,南下大顺军并未覆没,仅以《逆闯伏诛疏》所言“李闯溃贼数万奔入宁境”这一记载来看,南下大顺军在聚合之后尚有相当实力。
　　李自成南下之时,大顺军的另一部则由李过、高一功等率领,转战于陕北、汉中、甘肃、宁夏、西宁等地区,用以牵制清军,后来,他们亦经甘肃,取道汉中,南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来到湖北,与早期南下的大顺军会合。可惜的是,此刻李自成已命赴黄泉了。
　　以上事实证明,李自成牺牲之时,大顺军总体力量尚有几十万之众。和前几次遭受挫折时相比,力量要强大得多。前几次的挫折都经受住了,他为何要在希望并未破灭,前途虽然堪忧,然而并非无所作为之时,丢下几十万部队不顾,忽然遁迹空门为僧呢?
　　其三,僧人奉天玉绝非李自成。
　　李自成死于何地,大致有通城说、通山说、辰州说、新昌说等。这些说法,无论正确与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均认为李自成死于顺治二年,或五月,或六月,或八月,至迟至顺治三年。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李自成一直活跃在抗清斗争中,在此之后,则踪迹无寻了。关于李自成出家当和尚,大抵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五台山为僧,一种是在夹山为僧,其中“夹山为僧”说,将“李自成”(亦即奉天玉和尚)的死期定于康熙十三年(1671年)。这就将李自成的寿命又延长了几十年。这可能是因为持“夹山为僧”说的人,考虑到李自成不可能一遁入空门就圆寂,故此给他留下了几十年的人生空间。
　　关于“夹山为僧”说的种种理由,本文暂不去辩驳,只是因它给李自成又平添了几十年的生活空间,本文想就此说几句话。既然李自成是在失败之后,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削发为僧,遁入空门,那就不外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斗争形势已经绝望,心如死灰。如此,李自成隐迹深山,不问世事,残活几十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正如前文所析,以李自成之性格,以当时大顺军之情势来看,这种可能实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李自成在受挫之后,大顺军势力分散,一时无法集结,暂时借迹丛林,等待时机。而“夹山为僧”说的主要理由正在于此。如果是这样,李自成就不该在丛林之中,一隐便是几十年,对自己的部众在后来这十多年的斗争不闻不问。因为就在他隐居不久,原被清军打散的南下集团军就已会师平、浏。如果李自成得知此信息,他怎会放弃这一重整旗鼓的良机呢?如果李自成当时确在石门,这支重新集结的队伍,正是群龙无首之时,他们又怎么会不去寻找自己的领袖呢?退一步而言,如果当时确因音信阻隔,那么,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大顺军余部在反清斗争的舞台上又演示出那么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剧,李自成就不可能不知道了。如果李自成的确没有死于通山乡勇之手,他无论如何都会重新设法寻找旧部,而明末清初大顺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也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