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缔造的广大帝国,统治了中国、中亚及波斯约达百年之久,而俄国更处于所谓“鞑靼”的枷锁之下近二百年,影响自然广大而深远。关于这些影响及评价,自古迄今,争议颇多。可分统一蒙古、征服世界两方面言之。
对蒙古而言,成吉思汗是结束各部长期争战、统一草原、凝聚蒙古族群认同,并将蒙古人推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民族英雄。他统一各部、缔造蒙古民族之功确实无可否认。但就蒙古人而言,其对外征服也是利弊兼具。征服战争固然能带来巨大财富,提高工艺水平,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但对平民而言,战争造成的负担远大于所获得的利益。征服所掠取的财富大都归贵族所享有,而平民却须负担长年征战所需求的人力与物力,无数平民百姓或捐躯疆场,或世代远戍他乡,造成本土人口的严重流失。但是,尽管战争带来颇多负面影响,蒙古人长铭于心的,却是征服世界的民族荣耀与自豪。近代以来,内蒙古的人民固然如此,即在外蒙,人民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也是一股无法阻绝的暗流。自1990年后,这股涓涓暗流已发展为波涛澎湃的巨涛,“圣主”成吉思汗再度成为万民膜拜的民族英雄。
蒙古人对外征服所造成的影响可从正负两方面来说:自负面言之,古代及现代史家往往强调蒙古人杀戮之多、破坏之广,可以说历史上所罕见,造成许多地区(包括华北、中亚、西亚及俄国)人口大减,经济逆退,文化衰落,西欧是唯一幸免的地区,以致后来能够超越亚洲而发展出近代文明。对于蒙古入侵所造成的破坏,当时俄国人诋詈蒙古征服为“上帝的鞭笞”,西欧人称蒙古人为“来自地狱的魔鬼”。而俄国诗人普希金(A. S. Pushkin)也有句名言:“鞑靼人与摩尔人不同,虽然征服我们,却未带来代数学,也未带来亚里士多德”,遂使俄国错失文艺复兴的良机。至于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宋代出现的近世化现象因蒙元统治而中断,造成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乃至逆退。
不过近代以来,各国史家对蒙古人的残暴也颇多原宥之辞。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成吉思汗向来为人所诟病的嗜杀问题,应从其时代背景去判断,“即使在重大战役中,成吉思汗的残酷与嗜血并未超越当时其他民族的将领”。法国东方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世界征服者》中也认为:成吉思汗征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嗜杀,而是由于当时蒙古文化及其正义观的局限。
从正面的影响言之,甚多学者皆认为,蒙古人使欧亚内地的大部分笼罩于一政权之下,缔造所谓“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对促进东西文化、经济交流大有贡献,例如格鲁塞称赞蒙古征服“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却使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其文化传播之功可与罗马人先后辉映。美国学者阿布·卢高(Janet K. Abu Lugho)认为,由于蒙古帝国为商旅提供畅通安全的环境,一个涵盖中国、伊斯兰教世界及欧洲的“世界体系”已然成形,早于欧洲人所建立的体系两百年。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近年出版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 更主张,蒙古征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达,加速了区域间人口、观念及科技的转移,乃至全球文化与世界体系的发轫。欧洲则是蒙古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几大发明与波斯绘画风格的西传,导致西欧“文艺复兴”的诞生。作者更强调蒙古人所主张的贸易自由、交通开放、知识共享、世俗政治、多教共存、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平心而论,蒙古征服对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确实有促进之功,也间接启发了以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乃至文艺复兴的开端。但是,有如内地元史学者周良霄所说,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仅为蒙古西征的偶然结果,而不能当作评价西征的主要依据。而且,所谓“蒙古和平”为时甚为短暂,商道的畅通在忽必烈时代即因各汗国间的内战而中断,所谓“世界体系”如曾存在,亦仅昙花一现而已。蒙古人亦未主张世俗政治、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近代世界形成的原因甚多,“蒙古和平”仅是一项间接因素。如称成吉思汗为近代世界的创造者,不免引喻失当,过分夸大他和他的继承者之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