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演变：人多究竟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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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11月22日第20版，作者：姜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题：《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
　　人口观即人口思想，一般指人们对人口现象的认识或看法，自有人类社会，就会有人口观。中国传统人口观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研究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发展及变化，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华封三祝”——“多福、多寿、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国传统的人口观已开始萌芽。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女子侧身屈肢葬，且面向男子，表明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已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国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励生育；人丁兴旺以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形成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和“衣”。由于铁器和牛耕，农田的粮食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劳师动众，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时还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战国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种，并可由“匹妇蚕之”。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农家庭就此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了中国传统时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与吴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墨子认为：世间唯有人最难成倍增长。如欲尽快增殖人口，只有通过早婚早育。
　　人口众多的目标达到后，又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追求。春秋后期，孔子到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访问，感慨其人丁兴旺。学生冉有问他人口众多以后该怎么办。孔子答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再问富裕以后又该如何？孔子说：“教育他们。”（《论语·子路篇》）孔子本人也幸逢其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并提倡“有教无类”。这就使得原本只是少数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开始成为布衣平民的事业。身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财富和人口增殖的见解也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们不同。他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论语·季氏篇》）
　　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广土众民”；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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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子》则提出“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这是后世“人满”之说的源头。
　　战国之时，一方面是各大国的争城争地，杀人盈野盈城；另一方面是古老的氏族封建制的消亡——大批邦国被灭，无数世家绝禄。激烈的社会变革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流风余韵最多五世就断绝了。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家族是否有“后”，也即是否有男性后代这一问题的关注。在孟子看来，一切“孝”的行为，都应以繁衍后代、子孙众多为首要前提；从不绝子嗣这个大前提出发，私自娶妻也变得无可非议了。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汉代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极为突出，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
　　秦汉以降，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相继更替的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形成的传统人口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变化。
　　汉代的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极为突出的。贾谊所生活的文帝时期，上距汉兴还不到四十年，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大声疾呼：“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行事的借鉴），并写下了《过秦》等政论性文章。他竭力倡导“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虽然低贱却不可以怠慢，虽然愚笨却不可以欺凌。自古至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民或迟或早终将战胜他。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
　　社会上，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西汉后期，已有人公开对早婚习俗提出质疑。宣帝时的谏臣王吉即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大纲，人之寿命的长短也由此决定。世俗嫁娶太早，还不懂得如何做父母就已经有了孩子，教育感化不明，所以人民往往早夭。
　　东汉末年，荀悦提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的思想；唐初王梵志竭力主张少生少养，以防“人满”之患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荀悦，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的动乱和战后的萧条，由此得出了“古者人民盛矣，今也至寡”的印象。但他认为：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因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曾先后在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任职的颜之推，在成于隋初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子弟讲述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他深切体会到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的素质的影响，认为“九州之人，言语不同”，必须正音、正字，才有利于国家统一思想交流。他主张实行胎教，没有条件的，至少也要从婴儿期教起。他反对溺女婴，可又对当时北朝妇女行动不受束缚，甚至交结官府等等看不惯，主张妇女只可任家务，不可持家政，更不可参加社会活动。《颜氏家训》被认为是传统家训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初，曾任太史令的傅奕对“数盈十万”的寺院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深恶痛绝，主张让这些僧尼还俗婚配，以使国家一下子就可多出十余万户人家来“产育男女”，这样既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朝廷兵源的扩大。但另一位初唐人士王梵志却认为，如果听任人口增长，就会造成“人满”之患，因此竭力主张少生少养。在初唐人口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王梵志的观点确实是很“另类”的了。
　　宋代重视加强人口管理，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
　　作为对人口管理方面的一个补偿，保甲制度于宋代兴起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发展为专指男子，成丁的统计由男女兼备而演变为只统计男丁，也是始于宋代。北宋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认为：四民之外的“冗者”，也即大量无职业或从事不正当职业的过剩人口以及过量的工商人口的存在，造成了平民生计的艰难；而究其原因又是土地兼并使然。因此，他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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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起婚龄较前代已有上升的趋势。北宋还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改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实际婚龄，男多在二十岁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
　　明代末年，人们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到了清代，传统时代的“多子多福”观念遭到了颠覆
　　明代末年，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科学家徐光启根据宗室贵族人口的增长为依据，得出结论：所谓古代人民多，后世人民少是没有根据的。人的增长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决不可能减少。
　　清代乾隆末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
　　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也明确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治平的时间长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用来养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治平的时间长了，国家也不能不让人出生，而政府为人民所能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有限的。一人居住的地方，让十个人来住就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居住呢！一人的食物让十个人来吃也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吃呢！
　　活跃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极为焦虑，对可能到来的大动乱也十分敏感。除“平均”之类古已有之的主张外，他们还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的迁徙。
　　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甚至违背情理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因为“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至此遭到了颠覆，终于发生了从“人多为福”到“人多则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