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褒有贬：《三国志》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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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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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