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书经典：武经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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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军事、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赵顼于元丰三年(1080年)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兵书经典，于元丰年间(1078～1085)刊行，统称《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的，由《 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共25卷，奉为武学经典，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在国外也流传很广，影响极大。
　　一、《孙子兵法》
　　作者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忠民县）人。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被誉为“兵学鼻祖”。
　　孙武的先祖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因陈国内乱，逃到齐国，改姓田齐景公时，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国有功，赐姓孙，食采于乐安。青年时代，孙武因齐国“四姓之乱”而离开齐国，来到新兴的吴国，并结识了来自楚国的军事家伍子胥。公元前512年，在伍子胥的竭力推荐下，孙武得以晋见吴王阖闾，并呈上了自己的兵法“十三篇”，得到吴王的赏识，被任为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辅住吴王阖闾经国整军，为吴国的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孙子兵法》列《武经七书》之首，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兵书，世界公认现存最早的“兵学圣典”。至今虽已历经两千余年，但因其内容博大精深，理论高度概括，实践层出不穷，对现今社会中各层次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时至今日，《孙子》一书已以近30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历代注释批校《孙子》者不计其数,约有200多家,著作300余种。曹操《孙子略解》（《魏武帝注孙子》）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注本，其后注家蜂起。
　　二、《吴子兵法》
　　作者吴起（?－公元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
　　吴起青年时赴鲁，从曾中学儒，因母丧不归被逐出师门。离开曾子后，转而研究兵法，希望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不久，齐军伐鲁。吴起被任为将，率领鲁军以弱击强，大败齐军，在军事上初露头角。后因遭到鲁国权臣的嫉妒和陷害，被迫于公元前410年左右离鲁赴魏，得到魏文侯赏识，被任为将，负责魏国西河地区的防守。在魏期间，吴起率魏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也都打成了平手，为魏国拓地千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魏文侯死后，吴起被魏武侯疏远，并被免职。吴起遂离魏赴楚，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宰相），进行全面变法。吴起感悼王知遇之恩，竭尽全力进行改革，终于使楚国走上强盛之路。随后，吴起率楚军南征北战，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赫赫战功，一时威震诸侯，扬名天下。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去世。反对改革的楚国贵族势力乘机发难，向吴起实施突然袭击。吴起为乱箭射杀，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吴起爱兵如子，史留佳话。
　　《吴子》一书虽仅五千字左右，但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孙子》以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世将孙吴并称，也将《孙子》与《吴子》并称为“孙吴兵法”。
　　三、《司马法》
　　旧题春秋司马穰苴作。
　　司马，是上古时职掌军事的最高官职。所谓“司马法”，便是历任司马关于当时战争问题言论的汇录。
　　司马穰苴，即田穰苴，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齐景公时，晋、燕联军伐齐，大败齐军。穰苴临危受命，出任齐国的将军。他斩景公宠臣监军庄贾，严肃军纪；又平分口粮、亲问士兵疾苦，使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争相赴战。消息传开，晋、燕联军闻风而退。穰析乘势率军追击，尽复失地。因功封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
　　穰苴对春秋以前的古兵法有很深刻的研究，尤以能申明古司马法而著称。战国中期，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并将司马穰苴的阐发之辞附于其中，便形成了后来的《司马法》。
　　《司马法》分为上中下三卷，主要论述战争观、治军以及阵法等内容。这部兵书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以仁为本。同时它保留了春秋前期，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兵学观点。
　　四、《六韬》
　　旧题周吕望作，是七书中最长的一部。它的理论基础是以民为本。其中文韬、武韬、龙韬，讨论战争与战略，部队编成与将帅等问题，虎韬、豹韬、犬韬主要论述具体的战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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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望，又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为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强自己实力，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经过姬昌施行，终于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王死后，他继续辅佐其子武王姬发，进一步削弱商的实力，并最终指挥周军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西周建立后，因功受封于齐。他举贤尚功，因俗而治；重视工商和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齐数百年的大国地位。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实际上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六韬》继承了以往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五、《三略》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黄石公传与张良的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据当今学者考证，《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普遍认为此书是由西汉末年的隐士所作，其内容反映了张良的一些思想。这本兵书是为处乱世而作，为帝王所作，它的最大特点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政治策略较多。它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论述辨别奸雄，阐明成败；中略论述御将统兵的方略；下略论述道德，分析安危。
　　《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
　　六、《尉缭子》
　　关于该书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和书的归类，历来争议颇多，至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后，才充分证明其并非伪书。对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说为梁惠王时期军事家尉缭所著，故成书于战国中期。另一说为秦始皇时期尉缭所著，故成书于战国晚期。一般认为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
　　《尉缭子》的主要特征是讨论治国与治军的重大问题。它划时代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内容大致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12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根本问题以及攻城守城等作战问题；后12篇主要讨论军队编制和各种奖惩制度。前后有些问题有所重复，但逻辑关系是明确的。
　　七、《唐李问对》
　　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名将卫国公李靖谈兵议政的谈话记录，后经人整理编辑而成。对于它的作者，北宋陈师道等披露乃当时人阮逸伪托，后世辨伪学者多所信从。
　　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利用战例研究战略战术，内容较多地围绕《孙子兵法》，从“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几个方面生发议论，着重探讨争取作战主动权问题，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同时，对阵法布列、古代军制、兵学源流以及教阅与实战的关系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廓清异说，提出独到的见解。此书涉及用兵的谋略、阵法、军制、训练和边防，其中用兵中的奇正谋略是其精华内容。
　　宋人将《孙子兵法》与其他六部兵书合刻，将其列为“七书”之首，从而体现出兵事尚智、首重权谋的编纂指导思想；同时也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故以另外六书与之互补，从而又体现出努力使兵学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和全面培养将帅的颁行宗旨。《孙子兵法》是“正”兵书，是培养将帅型军事家的基础；《六韬》、《三略》是“政”兵书，培养目标是“王者师”型的军事家；《司马法》亦属于正兵家之作，侧重于讲统摄；《吴子》儒家特色甚浓，又较《孙子兵法》“切近”而“明白”；《尉缭子》是对先秦诸子进行初步综合、俱杂家特征的谈兵之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阐发《孙子兵法》某些重要军事原则便于武人阅读的通俗兵书。可见《武经七书》不是简单的七书合编，而是一有机的整体，它的颁行，标志着以军事谋略为主体，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事外交、军事文化兼备的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它适应了历代统治者对高层兵学理论的需求。加之此书校勘精审，颁行郑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而久传不衰。
　　附：其他著名兵书
　　1、《阴符经》：《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传为黄帝作。关於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
　　2、《鬼谷子》：传春秋鬼谷子作。鬼谷子，姓王名诩，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
　　3、《孙膑兵法》：传为战国军事家孙膑作。
　　4、《孟德新书》：传为三国军事家曹操作。
　　5、《将苑》：传为三国军事家诸葛亮作。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明以来，术数之书多托于刘基（刘伯温）。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
　　6、《三十六计》：至今无准确年代和作者可考。
　　7、《百战奇略》传为明朝刘基（刘伯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