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略记》: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十八日,发丧。
《通历》: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虚欠欷。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表面看来这两段记载,写的绘声绘色,如同亲眼所见。但是这两本书,却都是小说性质的,是经不起考究的。《大业略记》中把强奸案的主人公陈夫人,换成了蔡夫人,他连主人公是谁都搞不清楚,还谈何可信度?同样还有其他诸多错误,比如隋文帝的发丧日期,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而两本书对于死亡时的情况,各执一词,而且极尽文学渲染。《大业略记》说“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是毒杀的办法,而在《通历》说“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这里有说是拉杀,而且血溅屏风,隋文帝的呼喊声都传播到了宫外,既然是阴谋,又怎能如此血腥,杀喊声震天又如何是阴谋?如何秘不发丧?
而在《资治通鉴》中,便是援引了这两条材料,而《资治通鉴》一书出于教育帝王的政治作用,对隋炀帝,极尽抹黑,这已经不是一条两条的记载了。
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很多起义军,都打出反隋旗号,但是却没有一个起义者给隋炀帝安上弑父的罪名。如果隋炀帝真的弑父了,那么这无疑是最有渲染力的一条罪状,但是却没人引用,这不奇怪吗?唯一稍微沾点联系的是李密的《讨隋檄文》的第二条罪状。
《讨隋檄文》: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敤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嫔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衵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而这主要说的是隋炀帝荒淫无道,败乱纲纪。把霸占了父亲的小妾,这种的事情,都写进去了,为何却不提弑父?
同样在唐朝初年,也无一人提出隋炀帝弑父的观点。隋朝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当代史,为何却无一人提出呢?
综合分析,关于隋炀帝弑父一说的史料来源,根本查无实据。
八、隋文帝临终前的另外两次谈话
《隋书卢太翼传》: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
自知时日无多的隋文帝,可能想起了术士章仇太翼的话,于是这样嘱咐太子杨广要释放章仇太翼。
《隋书何稠传》: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隋文帝看到何稠,何稠曾为独孤皇后选择陵寝,似乎也想起了独孤皇后,隋文帝非常欣慰的揽着太子的脖子,把后世交代给了何稠。
从这两则史料看,隋文帝临终前,非常的释然,也非常安详的,对太子也很信任,在我看来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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