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与曹操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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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彧是曹操陈留起兵之后，进入曹营中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名士。在此之前，荀彧因避乱率宗族北上，来到冀州，是冲着自己的老乡韩馥而来，为的就是有一个依靠。却不想韩馥把冀州“让给”了袁绍，自己也客死他乡。虽然袁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但荀彧却预测袁绍成不了大事，而认为新掌东郡的曹操有雄略，便舍绍从操。我们前面说过，在曹操起兵之初，势单力孤，也基本上是要“仰人资给”度日，时人选择曹操确实是需要有几分勇气的。不过，但凡认识曹操的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袁绍的密友何颙就曾断言：“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何颙》）李膺的儿子李瓒在临死之前，告诉他的孩子们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张邈字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操。”（《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而曹操“英雄”的称号，还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月旦评”主人许劭授予的，他给曹操下的评语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荀彧是一个有智谋的人，生逢乱世，能选择曹操自然不足为奇。况且，当时正值曹操与袁绍全面合作的“蜜月期”，袁绍对荀彧的改投门庭不会深究。
　　此外，荀彧舍绍从曹似乎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荀彧与曹操都与宦官有染。曹操的父亲是桓帝朝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是“赘阉遗丑”。荀彧则娶了宦官唐衡的女儿。虽然颍川荀氏家族驰名士林，但是袁绍那里名士实在太多，彼此又相互倾轧，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把荀彧的家事拿出来数落一番，说些刻薄的话，让荀彧颜面尽失，反倒不如跟着曹操，惺惺惜惺惺。

　　荀彧的到来，让曹操喜出望外，把他视作自己的“子房”。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在建安八年（203），曹操在请封荀彧为侯的上表中就讲：“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在荀彧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请辞，并以汉尚书令的权力“扣留”曹操的上表不予上传，曹操进而把荀彧的功劳做了详尽的阐释：“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而荀彧的举荐人才，献计献策，在后世人眼中并不是为了汉室的复兴，而是为了曹操能够得天下，袁宏在《后汉纪》中就说：“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
　　就是这么一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建安十七年（212），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得死在南方前线。史书中的记载有三种说法：
　　1、《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候。”
　　2、同上注引《魏氏春秋》：“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3、同上注引《献帝春秋》：“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
　　袁宏《后汉纪》讲“彧以忧死”。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采用了《魏氏春秋》的说法。大家基本认定荀彧的死因与曹操建国有关。
　　建安十七年，董昭就曹操进爵魏公、九锡备物进行了一次秘密地“民意”调查。荀彧也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但是，荀彧却认为这万万不可，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曹操知道后，便动了杀机。
　　而《献帝春秋》所讲述的“寿春亡者”的话，又把曹操与荀彧的不合提前了。
　　建安五年曹操杀董承等人后，献帝伏皇后给她的父亲伏完写了封信，信中说：“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伏完把皇后的信给荀彧看了，荀彧没有把此事告诉曹操。但是，信最后还是落到了曹操手中。荀彧害怕了，便找借口去了趟邺城，从这一点看，曹操知道荀彧隐情不报，至少应该是在建安九年以后。荀彧见到曹操，建议曹操把女儿嫁给天子。曹操说，天子已经有了伏后，这件事不便操作。况且，自己已经位居高位，不需要依靠女宠来得到富贵。荀彧就着伏后的话题，扯到了那封信，认为可以废后。于是，曹、荀二人就来了一次戏剧性的表演：
　　曹操说：“卿昔何不道之？”
　　荀彧装糊涂，说：“昔已尝为公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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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说：“此岂小事而吾忘之！”
　　荀彧马上又换了个说法：“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尔。”
　　曹操紧逼了一句：“官渡事后何以不言？”
　　荀彧无言以对。
　　曹操便恨上了这个不讲实话的荀彧。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裴松之则认为《献帝春秋》的说法是“鄙俚”之辞，不足采信。当然，这里是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伏完何以会把皇后的信给荀彧看？伏氏久为贵戚之家，在政治上并不低能，伏完就是看到了曹操大权独揽，便把印绶交了出去，以示退出政界，不再过问世事。难道他会不知道荀彧是曹操最为亲密的伙伴，是曹操安置在朝廷中的耳目？如果此事确系发生过，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荀彧会“背叛”曹操，这样才能被伏完引为同类。
　　可是，荀彧“背叛”曹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不仅在于上述荀彧有选择的依附曹操，荀彧对于曹操事业尽心竭力，还在于：
　　1、荀氏家族与曹家已是水乳交融。荀彧本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无需赘言。荀彧的兄弟子侄大都在曹操手下供职，有的已经成为曹操的左膀右臂，像荀彧的四兄荀谌，以监军校尉，都督河北事；荀彧的侄子荀攸，是曹操最为器重的谋主，二荀在曹操的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取代，曹操就曾明言：“中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彧字文若）是也。公达（荀攸字公达）其次也。”在曹丕为魏太子的时候，曹操对他说：“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此外，荀家和曹家还缔结了秦晋之好，曹操的女儿嫁给了荀彧的长子荀恽。荀曹有如此关系，荀彧即便想“背叛”，也要仔细掂量掂量：由于他个人的行为，会给家族带来怎样的灾难？建安十三年，曹操把孔融收监入狱，孔融希望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要牵连自己的家人。他的儿子却对他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世说新语·言语》）前事不远，后事之师。荀彧不敢“背叛”。
　　2、荀彧是“奉天子”的忠实拥护者。在前面我们讲过在建安元年，曹操手下对于“奉天子”表示不理解的时候，是荀彧的一番话，坚定了曹操的决心。荀彧在当时的表述中，是引用了历史上两个“奉天子”的著名人物——晋文公和汉高祖来比附曹操，此二人并非人臣。建安十七年董昭向荀彧征询曹操进爵魏公时，也提到了几个历史人物：周旦、吕望和田单。这三人都是功臣，而且还是忠臣。两相比较，认为曹操进爵为公不妥的荀彧，在建安元年就在鼓动曹操得天下，做天子；热心于曹操进爵为公的董昭，却是希望曹操得到一个藩国，做他的汉室忠臣。这样一来，荀彧在回应董昭咨询时所讲的“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不就是符合董昭的思路吗？董昭的建议可以得到曹操的赏识，荀彧又何错之有？并且，在典章制度和经学造诣上，恐怕不是董昭的优长所在。
　　就董昭所策划的曹操进爵为公一事，具体内容当体现在潘勖所写的册文中。但是，在那里，公爵并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曹操得到的第一个爵位是费城亭侯，是袭封，那是杨奉对曹操“真心”联合给与的回报。后来曹操被封为武平侯，这是个县侯，封国在豫州的陈国，是曹操由兖州进入豫州的第一站。再后来，食邑又增加了三个县，加上武平，是四县，户三万。多是多了些，但没有什么违背汉制的地方。然而，此次进爵国公，却不一样了。在东汉的爵制中，虽然曾经一度设有公爵，可那也是王室内部的授爵，并没有扩展到异姓，而且昙花一现。异姓得到公爵，只是在王莽专权的时候，王莽被赐号安汉公。至于这个安汉公算不算一个爵位，还有疑问。王莽自己曾经在上书中说：“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那么，这个安汉公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了。可是，在王莽嫁女的过程中，有人就认为天子要娶王莽女，但是“安汉公国未称古制”。有司便就奏请给王莽增封土地，使安汉公国满百里。这样看来，安汉公又是爵位了。从奏请的内容看，有司显然是依照周制来行事的，但于汉制无依。直到王莽代汉立新后，在其新政中才使得古制代替了汉制，“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九州的恢复与封建五等似乎是孪生的兄弟，二者互不分离。
　　在曹操进爵国公的设计上，董昭难道是在刻意模仿王莽新政？早在曹操占领冀州后，就有人劝他“复古置九州”，到曹操进爵魏公前夕，九州就恢复了；至于封建五等，即周制中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董昭也想到了，并且建议曹操恢复它。从曹操为魏公这一点上看，五等爵是恢复了。但是，要恢复古制，那就势必要废除东汉的王、侯二等爵，然而在建安十七年，献帝封四子为王，在曹操为魏公后，刘氏诸王依旧存在，王、公二爵并立，五等爵又没有恢复。魏公国还要依照“汉初诸侯王之制”来建设。并且，为避免王、公二爵并立造成的高低分歧，建安十九年天子再次做出制度上的解释：“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可见，前一年关于公爵的设立，设计者并没有考虑成熟便急于出台了。还让天下人都知道曹操要做王莽的学生，要代汉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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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同样是在恢复古九州问题上，荀彧则表现得很慎重，认为不应操之过急，随即为曹操拟定了下一步的战略规划：“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荀彧想必已经意识到在天下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做出制度上的更化，会意味着什么？那时，曹操也没有执意而为，把九州的事暂且放在了一边，依照荀彧的规划，为平定天下，开始了他先北后南的征战。
　　当董昭又提出进爵的事情时，“天下大定”了吗？荀彧势必要再次思考一下。自建安十三年曹操折戟赤壁，曹、孙、刘三家对峙的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打破，既然外部存在着难以控制的异己势力，就不能说天下大定，进爵的事情理应从长计议。
　　荀彧不敢，也不会“背叛”曹操。而对汉天子生出同情之心，却有可能。作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他和天子接触的机会多。《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时间久了，荀彧会发现身边的献帝是一个聪慧的人，但却生不逢时，未免让人怜惜。而在荀彧死后，献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可见，献帝与荀彧的君臣感情不同一般。但是，对天子的同情，并不等于荀彧会因此而杀身取义，会为这名存实亡的汉家“殉葬”。审时度势，是一个智谋之士最起码的素质，司马光就说：“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纪五十八》）更何况，颍川之士的“冷静”是人所共知。孔融曾经和陈群就汝南、颍川士人的差别进行过辩论，孔融认为颍川士不如汝南士有八点，其中在大是大非面前，“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艺文类聚》卷二二）。作为颍川士的代表，荀彧也会止步于对天子的同情。
　　但是，建安十七年的曹操，已非起兵之初的曹操，也不是当年在恢复九州问题上能够听进去建议的曹操。快六十岁的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接连用兵，却始终只能望江兴叹。再不建国，让属下有所归依，到头来，恐怕真是要替他人做嫁衣裳了。这次，曹操要对荀彧的慎重说“不”。但是，荀彧位居台阁，曹操要做魏公，需走一个堂而皇之的程序，荀彧的工作做不通，册文就下达不了。索性把荀彧调出朝廷，免去了他守尚书令的职务，让听话的华歆接管汉尚书台，为进爵建国的事情做前期的准备。劳军前线的荀彧又可以和过去那样，跟随在自己的左右了。但要除掉自己的这位伙伴，曹操未必敢下手。为什么？
　　杀荀彧，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环视曹营上下、地方大员，有几人不是经过荀彧的推荐才得以有今天之势。史称：“海内英俊咸宗焉。”（《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而且，荀氏与当时权要多为姻亲之家，像荀氏与钟氏联姻，荀彧的女儿嫁给陈群为妻等。杀荀彧，势必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这对于即将到来的进爵国公盛典有害无益。而且，杀荀彧也无必要。不过，必要的警告还是要有的，荀彧应该做一个“望风承旨”的顺臣。
　　也许曹操的警告比较别致，譬如说送给荀彧一个空食盒。在打哑谜上，曹操是专家。《世说新语·捷悟》中记载了两则故事，是讲曹操和杨修之间的智力游戏。一则故事是说，营建丞相府府门的时候，曹操去视察，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就离开了。大家不解其意，丞相主簿杨修却人重建府门，是因为门中活，是一个“阔”字，曹操嫌府门太大，那还不重建；一则故事是说，有人送给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尝了一点，就在盖上写了个“合”字，大家不解其意，杨修就拿过来吃起来，说：“曹公让我们大家一人一口，你们还犹豫什么？”
　　荀彧的智力水准不比杨修低，政治阅历更高过杨修无疑。曹操打个哑谜，荀彧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加之，自己已经患病在身，病人此时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绞尽脑汁得去解开什么谜底。荀彧临终前很从容，焚毁了自己的所有文字，为什么这么做？曹操有一种嗜好，就是愿意看到别人的隐私。荀彧的文字变成了灰烬，亲朋也就安全了。看来，结束生命是荀彧慎重考虑后的选择。也许是在当时形势下，曹操需要看到的一个结果。而他死后，谥曰敬候，虽是美谥，却非曹操建国后的追谥，这似乎又是一个没有附着政治偏向性的谥号，勤于政务，的确是荀彧生前的写照，于曹、于汉都是无可挑剔的。
　　曹植曾经在荀彧死后，写过一篇《荀侯诔》，就传世的几句诔文而言，只是在泛泛描述朝野内外的悲痛之情，没有涉及什么隐情；潘勖所撰写的碑文中，也只有对荀彧人格品性的赞美。或许在当时人眼中，荀彧的死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是善终。记录了荀彧之死的史书，编撰者都是晋人，晋夺了魏的天下，晋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上天符命之外，论证一下魏从一开始就有内部的异己势力存在，像荀彧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不是很有说服力吗？当然，这仅是我们的一种揣测。而上引《魏氏春秋》中却有这么一句话：“咸熙二年，赠彧太尉。”又让荀彧死后，悬疑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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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咸熙二年（265）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魏晋禅代即发生在这一年年底。荀彧却在这一年有了魏臣的名分，令人匪夷所思。在曹魏正始四年（243）曾经选择了前朝二十位功臣陪祀曹操庙庭，正始五年（244）又增列荀攸陪祀。荀彧则没有享受到此份殊荣。裴松之认为：“魏氏配飨不及荀彧，盖以其末年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在正始年间，曹氏与司马氏的争斗渐趋白热化，这时尊崇建安老臣，让司马懿回忆一下过去的甘苦，给司马懿树立起忠义的榜样，免生异心。但就荀攸增补一事看，当时在选择陪祀旧臣的时候，应存在争执。荀彧死后，荀氏家族并没有受到冲击，人丁兴旺，是曹魏的名门望族。家族中的政治倾向却各有不同，像荀彧的六子荀顗是在司马懿的呵护下进入政界，是铁杆的司马氏一党。而荀顗的从子荀勖却是曹爽的故吏，对于曹氏是忠心耿耿。故而，是否选入荀氏家族成员陪祀曹操，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曹魏嘉平三年（251）六月，司马懿死后，也进了太祖庙庭，成了陪祀一员，有司为了抬高司马懿的地位，奏请陪祀者以官职大小排序，司马懿是太傅，“功高爵尊，最在上”（《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看来司马师还是要把自己的父亲打扮成曹魏的忠臣，在日后的禅代路上，先立起一个功德牌坊。荀彧在咸熙二年成为魏臣，不知是否为荀顗的授意？还是司马炎有意所为？新朝之君是魏忠臣之后，新朝之臣也应如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