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曹操给袁绍当马仔的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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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曹操早年附从袁绍的历史，曹魏国史讳而不言，基于曹魏国史撰述的陈寿《三国志》也大体如此。然而叙述之间，依旧颇有蛛丝马迹可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瓚，瓚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在此敏锐的指出：“外为绍用，实所以保据兖州也”。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对这个思路进行了精彩发挥，以曹操两次保卫兖州的战争为中心，对其间袁曹关系进行了精细而富有启发性的探讨。本文意在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一看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建安政治的形成背景。

　　（一）曹操在初平元年关东起兵中的身份

　　初平关东起兵，曹丕《典论·自序》追述说：“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於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这里将起兵者划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山东牧守”，即东汉关东地区的州郡官长，这是联军中的官方成分。另一类是“名豪大侠，富室强族”，即各地豪强，这是联军中的私家成分。豪强使用私财纠合兵力，力量既不能与州郡长官相比，从名分说也是附属于当地的州郡长官的。他们既然被曹丕作为重要现象提出，则当时为数甚夥可知。然而后来却大都湮灭无闻，史书中也仅略有零散史料留存，实力和影响力力的不足，是这个群体的事迹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所在。
　　沛国曹氏门宗盛大，汉末代有显宦，是东汉地方的大族，这一点从《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记载的曹氏先代历官以及安徽谯县曹氏宗族墓葬发掘情况可知。但曹氏之中既不闻有任何经学传统，汉末也无人厕身名士之列。显然还并不是世族门第，而处在地方豪强的层次[1]。
　　作为地方豪强，曹操早年已有在本地纠合兵力的历史。《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英雄记》所说曹操于灵帝末年回乡募兵的问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不载，但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七引《曹操别传》则可资互证：“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击之。操得脱身亡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开帷示之，皆大喜，始悟是操。”这里“典军都尉”当作“典军校尉”无疑，从这可确定时间是中平五年八月汉灵帝置西园八校尉之后。
　　又《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裴注引王沈《魏书》：“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王沈《魏书》将曹操聚兵为州郡所纠一事置于“初平中”，即是指初平元年关东起兵讨董卓之时的事。然而这里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黄琬中平六年九月由豫州刺史征为司徒，初平年间已经不在豫州了。陈寿作《三国志》大体沿袭了王沈的说法，但将“初平中”“豫州刺史黄琬”两处删去，大约是陈寿已经发觉了其中矛盾所在。[2]可以肯定这段记载里的“初平中”和“豫州刺史黄琬”必有一误。按中平六年九月黄琬离职后，继任豫州刺史者即是孔伷，是初平元年关东起兵的参与者，他全无阻止曹邵募兵跟随曹操参与讨董的必要。基于这种考虑，我判断此事发生在黄琬任期的记载当属无误，错的是时间“初平中”。即此事当发生在汉灵帝末年，与前揭《曹操别传》及《英雄记》所说大体是同一时间的事情。出身豪族游侠习气颇重的曹操早年在乡里纠合私兵受到地方官制裁，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或许这是曹魏国史将其移植于初平年间关东起兵时的原因所在。
　　汉灵帝死后，京师大乱，边将董卓凭借武力入执朝政。出身凉州武人的董卓虽则也曾“矫情忍性，擢用名士”，但始终得不到关东名士的支持，他用以镇抚关东的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冀州牧韩馥等人，到任后都合谋起兵反戈一击。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当时在京师的曹操此时也被董卓擢用为骁骑校尉，但曹操弃官东归，到陈留后与张邈等一起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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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东汉前官员的曹操在陈留与当地地方长官起兵，实际是属于“名豪大侠，富室强族”以私财募兵追随联军的类型。因此虽然还得到了当地富室的资助，总兵力也只达到了三千，远不能与“众各数万”的“山东牧守”相提并论。而以影响力而言，曹操也显然无法与以名士身份出宰州郡的张邈刘岱等人相比。酸枣会盟，曹操无疑在其中，而酸枣盟词称“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云云，曹操并未单独列名，这也是其地位不高的体现。
　　（2）汴水败后的“进屯河内”问题

　　曹操与张邈起兵之后，随张邈屯在酸枣。汴水一战曹操孤军战败，其后提出的计划也被酸枣诸将拒绝。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馀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馀人，进屯河内。”
　　曹操重新募兵之后不归酸枣而渡河前往河内，其意何在？史书说“进屯”，意在强调曹操向西逼近洛阳，然而这并非实质所在。当时关东起兵者所屯集中在三个方面，北方主要是冀州十郡守相[3]，屯在河内，指向孟津，实际领导是袁绍；东方主要是兖州诸郡，屯在酸枣，指向轘辕口；南方主要是豫州和荆州诸郡，屯在鲁阳，指向大谷口，实际领导是袁术。[4]曹操此前曾提出：“使勃海（按：指渤海太守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使袁将军（按：指后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便是就这三个方向的具体情势而言。曹操由酸枣转屯河内，意味着由“酸枣诸将”转向“河内之众”，也即是由依附张邈改而依托袁绍。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进屯河内”之下有注：“盖投袁绍也”，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了曹操投向河内之后与袁绍的一段谈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三国志》把这段话录在曹操破袁氏克定冀州之后，是用这里表现出的袁曹观点差异作为袁胜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以此阐发作史者“地利不如人和”的历史理念。这层宏观解释是否合理，这里置之不论。就其本身而言，谈话的发生时间是两人“共起兵”即初平元年关东起兵讨董期间，具体而言就只能是在曹操前往河内跟随袁绍之后，因为这之前两人一在酸枣一在河内无缘对面交谈。这时曹操本人已经在汴水战败，河内方面王匡在小平津战败，南阳方面孙坚也在鲁阳战败，酸枣诸将态度消极，失败成为联军的现实可能可能。这是袁绍与曹操谈及“事不辑”即讨董不成如何自处问题的背景所在。袁绍说“南据河，北阻燕代”，意思是以冀州自任，而势力延展至同在河北的幽并二州。在此基础上，袁绍要进一步“南下以争天下”。
　　这里的“南向以争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东汉中央朝廷已经由董卓远迁关西，不论袁绍要扶立朝廷讨伐董卓，还是是要取关西朝廷而代之，都只能“西向”去争。“南向”者，就只能是针对其他关东州郡。换言之，袁绍对联军失败后的总体规划，是以冀州为中心总有河北，以河北为中心总有关东，关东据有则天下已定，关西朝廷已不在直接考虑内。
　　兴平元年臧洪与陈琳书说：“仆虽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见终，睹微知著，窃度主人（按：指袁绍）之心……实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雠”。臧洪所说“一统山东，增兵讨雠”的意思是先控制所有关东州郡，在此基础上才考虑西向入关讨伐凉州诸将的问题。这是可以和袁绍本人所说“南向以争天下”互相阐发的。在这一战略前提下认识袁绍之后的种种作为，也便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初平二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刘虞为帝，袁绍亲自写信给袁术说：“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所谓“无血脉之属”是否认身在关西的献帝为灵帝亲子，因此提出应当援引周勃等废少立文先例予以废黜，袁绍又把追随献帝入关的公卿大臣都指为董卓一党，不承认关西朝廷的态度很明确。然而袁绍也并不主张联军入关讨伐“伪朝廷”取而代之，而是建议用军队封锁东西往来的所有关口，待关西朝廷“蹙死于西”，自生自灭，而于关东另立“圣君”。这就是袁绍提议的实质并不是要用刘虞来取代献帝，而是刘虞与献帝的东西分立。这个主张的提出，依然是先东后西战略的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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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袁绍所说据河北南向以争天下的规划，曹操不置可否，仅仅说了几句不着实地的话。对于袁绍的谋立天子，曹操则明确反对。这点《三国志》记载颇详。而《三国志》所本的曹魏国史王沈《魏书》，所说曹操态度又较《三国志》更为激烈，甚至说此时他已经“益不直绍，图诛灭之”。然而在随之的二袁冲突中，曹操依然站到了袁绍的一方。
　　《后汉书袁术传》：“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这是袁绍袁术兄弟矛盾激化的开始，随之袁绍用周喁为豫州刺史，与袁术任命的豫州刺史孙坚争豫州，双方矛盾表面化。关于周喁其人，《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会稽典录：“初曹公兴义兵，遣人要喁，喁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即是说他本是曹操部属。曹操部属为袁绍与袁术争豫州，则曹操本人在二袁冲突中的态度和身份可以想见[5]。按照王沈《魏书》的说法，因为与袁绍在立刘虞问题的分歧已经使曹操有了“图诛灭之”的打算。然而事实上曹操在二袁冲突中并未帮助与自己一样反对立刘虞的袁术“诛灭”袁绍，而是站到了袁绍的一方。这一方面提示《魏书》对袁绍曹操的分歧存在故意夸大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时的曹操是以现实的政治利益所在来选择立场，而具体观点是否有吻合并不是重要的因素。曹操本人早年和袁绍来往密切，与袁术则不见有类似记载。对于势力单薄影响力不足的曹操而言，投入已有紧密关系的袁绍方，显然比投入袁绍是更有利的选择。
　　初平二年的二袁冲突是“关东联军”瓦解的起点，此后数年里，分别以二袁为中心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成为了关东区域内各方战争的内在主线。而曹操也在其间，由一弃官归家的东汉前官员，逐渐发展成关东地区的主要割据者之一。
　　（3）曹操领东郡的袁绍背景[6]

　　初平三年七月，袁绍由河内回师劫夺冀州，迈出了“南据河，北阻燕、代”的实质性一步。曹操也随即领军入东郡击黑山并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关于这其间的联系，《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王沈《魏书》记载：“绍劫夺韩馥位，遂据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衅，荡覆王室，英雄奋节，天下乡应者，义也。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太祖善之”。
　　即按照曹魏国史的说法，袁曹矛盾在初平二年即已扩大，因此曹操接受鲍勋建议“规大河之南”，因此曹操引军入东郡，和袁绍分道扬镳。
　　史书的记载大致如是，后世研究者也往往以“规大河之南”来理解曹操的领东郡，作为其脱离袁绍的开始。然而这里面尚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规大河之南”的战略规划之所以能和“引军入东郡”的具体行动联系起来，其默认的前提是东郡在“大河之南”。东郡横跨黄河而河北部分面积是河南的两倍，从它整体区域偏南的意义上泛泛理解，把入东郡说成是“规大河之南”是能说通的，但是要落实到曹操的具体活动就相当困难。曹操领东郡之后“治东武阳”，《三国志集解》引钱大昭说：“东郡本治濮阳，曹公改治，故特书之。臧洪为东郡太守，亦治东武阳”。濮阳原在河南，而东武阳则在河北。既然曹操引军入东郡的目的，就是为了脱离在河北的袁绍的控制而“规大河之南”，那么他将常驻地由河南迁往河北的意义何在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曹操领东郡之后的活动有：“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於夫罗於内黄，皆大破之。”这里记载曹操领东郡由濮阳移治东武阳之后，实际活动所及的地区有顿丘，东武阳，内黄，这些全部在黄河以北。“规大河之南”的规划，如何用曹操在河北的活动落实？曹操击破于夫罗的地点内黄甚至不属东郡而属冀州的魏郡，冀州为袁绍所领，于扶罗又是当初劫张杨以叛袁绍者。东汉太守越境进讨本是非常做法，何况曹操是越境进入袁绍领地攻击袁绍的敌人，这跟曹操脱离袁绍“规大河之南”的整体背景，如何调和？
　　从曹操屯河内到入东郡之间，袁绍实际已经不在河内而是回师东下了。即袁绍建安元年表中所说：“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兗，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袁绍回师具体路线无法详考，可知的有延津和黎阳[4]，延津属东郡，黎阳属魏郡。即是说袁绍的回师，本身就也曾从东郡经过。袁绍回师的实际目的是劫夺冀州，表面上却以以讨伐叛乱安定地方为借口，而其东归之中也确实曾与张杨交战。袁绍本人以讨伐“蹈籍冀域”的张杨为理由率军在冀州活动，对冀州牧韩馥施加军事压力，最终迫使韩馥让印。曹操同样以讨伐黑山为理由率军活动于东郡，进而领东郡太守，这和袁绍的做法如出一辙。
　　曹操个人的活动既与袁绍的整体规划符合，移动路线也吻合，用曹操表领东郡的也正是袁绍，而曹操领东郡之后的活动又全在靠近袁绍方面的河北，还一度进入袁绍控制地攻击于扶罗。这些都是依旧依附袁绍的表现，至于脱离袁绍“规大河之南”则根本没实际迹象可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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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平三年兖州刺史岱为黄巾所杀，曹操由袁绍表举领兖州。兖州原治昌邑，而曹操改治鄄城，鄄城按《水经注》说当时为“河上之邑”[8]，相较在在山阳郡的昌邑也更靠北。其中意义，也可从靠近袁绍的角度理解。前揭《三国志·魏书·董昭传》当时人普遍认为“袁曹一家”的看法，也可表明曹操领东郡到领兖州之间的实际表现，并没有脱离袁绍的倾向。
　　（4）“袁曹一家”格局的维持

　　董昭所说“袁曹一家”，本身只是就之前形势而发，即上起初平元年曹操屯河内，下迄曹操领兖州遣使上表。至于以后的发展，他认为是不能维持。董昭说两人“势不久群”，即是说他已经看到了其中的潜在分裂的因素，这应当主要是基于他对于张邈问题的切身体会而发。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举孝廉，除瘿陶长、柏人令，袁绍以为参军事。绍逆公孙瓚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瓚兵强，皆欲属瓚。绍闻之，使昭领钜鹿。问：“御以何术？”对曰：“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欲诱致其心，唱与同议，及得其情，乃当权以制之耳。计在临时，未可得言。”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至郡，伪作绍檄告郡云：“得贼罗候安平张吉辞，当攻钜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诣汉昭弟访，在张邈军中。邈与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於昭。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
　　张邈最初与袁绍交好，后来政治利益冲突升级，渐成不可两立之势[9]。董昭本人曾先后以袁绍参军领巨鹿及魏郡，对于袁绍颇有功劳，然而仅仅因为亲属为张邈所用即被袁绍疏远，最终不得不孤身去职前往关西。对于袁绍张邈嫌隙之深，袁绍对张邈问题之敏感，董昭本人有切身的体会。然而此时的曹操与张邈却有公开的亲密关系，袁绍使曹操杀张邈而曹操不从。兴平元年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前夕，甚而安排家属如果自己败死则投奔张邈。袁绍不会容忍曹操继续跟张邈来往，这当是董昭认为两人势不久群的主要理由。
　　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董昭意料，《三国志·魏书·张邈传》：“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兗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兗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守。”
　　张邈背叛曹操的原因是担心其“终为绍击己”，这就是说袁绍张邈冲突激化的结果，不是袁绍因为张邈的缘故与曹操反目，而是张邈因为袁绍的缘故与曹操反目。张邈之叛消解了“袁曹一家”分解的一个潜在隐患，而此后曹操进退失据急需援助的窘境，又使“袁曹一家”有了进一步加深的可能。
　　曹操由徐州回师时，后方仅余三县未叛。曹操从当年六月到九月之间与吕布相持于濮阳百余日，不但局势毫无进展，甚至本人也一度曾因冒进遇险。当年九月双方因缺粮暂时休战，到次年春重新开战之间。而战争局势就此改变，此后曹操便连战连胜，到年底即平定兖州。究竟这三月之间发生了什么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九月，太祖还鄄城……於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兗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这里的“欲连和”是显然的讳饰之词，实质在于袁绍要进一步加强对曹操的控制，将其降低到麾下将校的地位。《三国志集解》：“姚范曰：绍时盖欲招操而臣之也，云连和者，旧史讳之，而承祚因其文尔，袁曹是时未构兵，何连和之有。弼按：姚说是，《臧洪传》众人以为袁曹方睦，自无连合可言。《程昱传》昱谓操虑之不深，自度不能为绍之下。则绍之欲置操于邺，当日情势可见”，这个辨析非常正确，事实上裴注引《魏略》录程昱劝说曹操的话，也是说：“今闻将军欲遣家往鄴，将北面而事袁绍”。
　　袁绍之所以会提出人质要求，则是因为曹操的求援。《文选》注引谢承《后汉书》：“操围吕布於濮阳，为布所破，投绍。绍哀之，乃给兵五千人，还取兖州”。《谢承后汉书》和《三国志》两者都提及了曹操濮阳败后需要袁绍的援助，对于其结果则各强调一个方面。谢承《后汉书》强调曹操受了袁绍的恩惠，《三国志》则强调袁绍想趁火打劫。之所以出现两本史书记载各强调一面的情况，在于谢承《后汉书》为孙权外戚所作，《三国志》则本于曹魏国史《魏书》，两者立场相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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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绍的人质要求并没得到满足，但他依然“给兵五千人”以助曹操争夺兖州。基于张邈问题的纠纷和其解决所提示的是，“袁曹一家”虽则是由袁绍主导的关系，但它终究非袁绍与董昭这种单纯上下级关系可比，曹操依旧有其独立性的一方面。这是董昭仅仅因为弟弟与张邈通好即不能见容于袁绍，而曹操却能公然与张邈保持紧密关系的原因所在。曹操的这种独立性是袁曹关系保持的潜在隐患，因此兖州叛后曹操窘急需要援助时，袁绍趁机提出人质要求，试图进一步召而臣使之。而袁绍受到拒绝之后，依然派出了援军，则又表明对于曹操有独立性的一面，袁绍虽不满足，但也还能容忍。毕竟此时河北未定，由一支亲附于袁绍的势力入主兖州，为冀州捍御南边，对袁绍自己同样具有举足轻的意义。袁绍曹操张邈三方关系纠缠的结果，是“袁曹一家”的继续维持。
　　曹操领兖州期间的其他几次战争，也都存在袁绍的参与。初平三年，公孙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袁绍，《武帝纪》：“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10]初平四年，袁术引军入兖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战争过程记载颇详，没提及袁绍的参与，而《袁术传》：“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同年，陶谦入兖州泰山任城，曹操第一次东征徐州。次年即兴平元年，曹操第二次东征徐州。曹操的东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同样没提及袁绍的参与，而《于禁传》附朱灵传：“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绍所遣诸将各罢归，灵曰：‘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遂留不去。”
　　袁绍其人于属下去就之际颇为严厉，王匡和吕布事件即发端于此，即臧洪所称“慕义者蒙荣，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指袁绍）之利，非游士之愿也”。然而朱灵作为袁绍援助曹操的将领，径直率领三营军队留在曹操麾下不复归，袁绍知道也从而不问，继续援助曹操。史书在这里强调朱灵本人的意愿，但是若无“袁曹一家”的背景存在，恐怕袁绍是不会如此大度的。
　　（5）袁曹深层次的潜在矛盾

　　“袁曹一家”基于张邈问题的分歧在兴平元年已经完全解决，然而张邈问题之外，袁曹还有更深层的分离趋势，就是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双方尚在河内时就已经屡次为此发生矛盾，而随着曹操领兖州与袁绍实力对比的接近，这些分歧也出现了扩大的可能。
　　曹操领兖州期间袁绍和关西朝廷的对立趋势日益明显，《后汉书刘虞传》：“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所叙略同，“天子遣使者”作“会卓死，天子遣使者”，似乎时间是在董卓刚死，王允执政之时，即初平三年四月。然而同书《刘虞传》记载公孙瓒此时使段训杀刘虞，而公孙瓒杀刘虞一事《后汉书献帝纪》则系于初平四年，可见是在王允为李傕等攻杀之后。在李傕等人的布置下，拒绝袁绍迎立提议的刘虞被任命督六州，“非绍立刘伯安（即刘虞），敛其众攻绍”的公孙瓒则督四州。而袁绍所据冀州，则正在两人所督之下。
　　魏晋时以将军督州，是代表对地方军务的管领。汉代同样是如此[11]，东汉初年梁王刘永以张步为辅汉大将军督青徐二州，专征不从命者就是显例。当时袁绍据有冀州不得关西朝廷承认，关西朝廷所用冀州牧壶遂则因袁绍不能到任，初平三年为袁绍所杀。而正与袁绍争冀州的公孙瓒，却得到了督冀州的委任。此后公孙瓒以督冀州的身份讨伐窃据冀州的袁绍，可谓名正言顺。这个安排的是对袁绍的压制显而易见。
　　公孙瓒刘虞之外，袁术刘表也先后得到了关西朝廷的委任。《后汉书刘表传》：“及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后汉书袁术传》：“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刘表袁术，都是董卓欲杀之而后快者[12]，而李傕都改为接纳为外援。随之陶谦也和刘表一样因为遣使奉贡得到拜命，《后汉纪》初平四年条：“徐州刺史陶谦遣使奉贡，以谦為徐州牧”《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所记更为详细：“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
　　这时关东州郡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已经形成以袁绍袁术为中心的两个对立阵营，陶谦公孙瓒是党于袁术而与袁绍为敌者，他们都先后得到朝廷拜命。而袁术据南阳期间，追随献帝皇统入关的大臣也通过武关道与袁术频繁来往。初平元年董卓尚在洛阳时，王允就“上护羌校尉杨瓚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杨瓚等将兵出武关道，自然是打算和当时在南阳的袁术并力。次年刘虞遣使者田畴取道北方塞外到达关西，献帝因此派刘虞之子刘和出关请刘虞发兵，但刘和也不是取田畴故道直接前往幽州，而是出武关道经袁术领地。袁术因此约刘虞发兵，“许兵至俱西”，即许诺刘虞兵到便一同发兵同迎天子。郑泰等谋杀董卓，事露逃归，也是出武关道投袁术，最终为袁术用为扬州刺史。按华峤《谱叙》，华歆也是与郑泰一起出关后为袁术所用的，除了两人之外，当时同行者还有“同志七八人”，大约也是当时名士。初平三年吕布战败，同样是出武关道投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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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里，关西朝廷的秘使和逃亡者频繁从武关道投向袁术方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袁术所据南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原因，当时关西诸将陈兵崤山渑池一带，取道潼关向东经过洛阳出关的道路并不畅通，而出武关则无类似问题。[13]。另一方面也当和袁术坚决抵制袁绍于关东另立天子的计划，以献帝皇统的追随者姿态示人有不小关系。刘虞公孙瓒发兵诣袁术共迎天子，结果被袁术用于与袁绍的作战；马日磾在淮南，“屡有意于袁术”，结果被袁术夺取节信，愤恚呕血而死。从这些事实来看，虽则袁术对于朝廷的态度是虚与委蛇，但当时尚能迷惑不少人。
　　在袁术与朝廷来往密切的同时，而袁绍及与其关系最为紧密的曹操则受到压制。袁绍建安元年上表说：“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明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士锡圭，跨州连郡”，便是就此而言。
　　袁绍麾下将校的“勤恪之功”既不可能为关西朝廷“书列”，自然也便不能不自授官职，这一点时人已经颇有议论，吕布轻傲袁绍麾下诸将，“以为自相署置，不足贵也”，臧洪则说袁绍是“贱王命而贵承制”，即是说将自己封拜的官职看的比朝廷授予还重要。臧洪与陈琳书说：“昔张景明亲登坛啖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张景明有功于袁绍，仅仅因为拜章朝主获并得关西朝廷宠命，袁绍旋即加以诛杀，不假宽贷，这这是袁绍与关西朝廷严重对立而“贱王命而贵承制”的最典型事例。
　　当日袁绍袁术双方势力之间，是袁术以朝廷的追随者姿态示人，而袁绍则与朝廷较为疏远，这是理解一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臧洪兴平元年叛袁绍而被杀，始终口口声声以汉室忠臣自许，而指责袁绍“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在与陈琳书说：“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亲；吾子讬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长安”。这里实际说了两个层次的问题，“徼利於境外”“授命於君亲”是就作为广陵人是否忠诚于广陵太守张超而言。“讬身於盟主”与“策名於长安”则是就是否忠诚于朝廷而言，“盟主”和“长安”对举，正隐见袁绍与朝廷的对立形势。
　　袁绍与关西朝廷的对立既已如此尖锐，甚而对接近关西朝廷者加以诛杀。而前揭曹操领兖州后遣使上表即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因而这中间揭示的袁曹分歧因素，也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文选》注引谢承《后汉书》说：“操得兖州，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这也是说随着曹操实力的增强，已经有了脱离袁绍控制的想法。其中“得兖州，兵众强盛”，这是曹操能够“反绍”的可能性所在，袁曹的内在分歧因素，则是曹操想要“反绍”的必要性所在。
　　对于曹操所派使者，李傕等基于其长期党附袁绍而准备加以拒绝，这受到了钟繇的劝阻。《三国志魏书钟繇传》：“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这里的记载颇多事后缘饰成分。曹操领兖州直到兴平二年才被朝廷承认，钟繇怎么可能对此时就对李傕等称“曹兖州”呢？曹操之时关东州郡中刘表刘虞陶谦已经先后有上表，“唯曹兗州乃心王室”云云也是无从说起的。钟繇到底是用什么理由为曹操开解现在已不能确知，他最终为曹操争取到了“厚加答报”的待遇。然而这里的“厚”既不是象刘表陶谦一样加官进爵，也不是象张景明一样“赐爵获传”，仅仅是允许其使者继续往来并宽言劝勉而已，可见“厚”是相对“拒绝其使”的原本打算而言，曹操最需要的兖州牧任命依旧没能得到。
　　曹操接近关西朝廷的努力并没取得理想效果，反而是迎来了关西朝廷所任命兖州刺史金尚的武力上任。初平四年袁术引军入兖州，为曹操所击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四年春，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这里对战争具体过程记载颇详，但却隐匿了一些极为重要的相关背景。袁术自己后来写信给吕布追忆说：“昔将金元休向兗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这里说的金元休是谁呢？裴注引《典略》：“元休名尚……献帝初为兗州刺史，东之部，而太祖已临兗州，尚南依袁术。”即金元休是关西朝廷所任命的兖州刺史，当是在刘岱死后派出，因为曹操已经据有兖州不能到任，只好南依袁术，希望借助袁术力量。袁术声称“将金元休向兗州”，即是说自己对曹操的军事行动，实际是为送合法的兖州刺史金尚到任，驱逐窃据兖州的曹操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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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金尚之外，初平三年为关西朝廷派遣出关镇抚关东的马日磾，这时应该也在袁术军中。马日磾和赵岐出关的时间，《后汉书》系在当年秋八月。按《后汉书赵岐传》，两人从洛阳分头行事，赵岐前往河北，马日磾则前往东南。以路程计算，在初平四年春袁术带金尚离开南阳前往兖州之前，马日磾应当就已经到达南阳，这一点也可由《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证实。“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时袁术在穰，留歆。歆说术使进军讨卓，术不能用。歆欲弃去，会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安集关东，日磾辟歆为掾。”华歆在南阳跟从袁术，为马日磾所辟。这也确定的说明了袁术出兵兖州之前，马日磾已经到了袁术军中。[14]袁术离开南阳进攻兖州以大败告终，最终由兖州败走淮南，而此后的记载则表明马日磾依然在袁术军中。可见袁术离开南阳“将金元休向兖州”时，马日磾并未留在南阳，而是与袁术同行。
　　马日磾为关西朝廷派遣执节出关，就一般的意义来说是镇抚关东，具体任务则包括为关西朝廷拉拢袁术，即《三国志魏书袁术传》所说：“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那么在初平四年袁术对兖州的争夺中，一方面为关西朝廷拉拢袁术的马日磾就正在袁术军中，另一方面袁术又以替关西朝廷伸张权力为名义出兵兖州，这就使得袁术对兖州的争夺，从名义上来说具有了“奉王命以讨不臣”的意味。
　　对于这段历史，袁绍建安元年表中回顾说：“太傅日磾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袁绍说马日磾“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然而史书记载的马日磾辟吏有三人，分别为孙策，朱治，华歆。其中孙策朱治虽是出自军吏，但声名尚佳，绝非“众所捐弃”这么不堪。而华歆则更是当时名士，马日磾辟用全无可议之处。可见所谓“众所捐弃”云云，主要是就马日磾多辟袁术部下而发的指责。袁绍说“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则是笔锋一转，将指责的矛头对向朝廷，说袁术和自己对抗的背后，是朝廷在暗中指使。因此他又紧接着作了如下的评论“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进一步又把对朝廷的指责集中到献帝不明头上。
　　袁绍事后所作这段颇为“不逊”的议论，对于理解当日袁绍曹操与关西朝廷的对立情绪意义重大。它表明了在袁绍方面看来，袁术争夺兖州实际是有关西朝廷在背后支持的，而沟通关西朝廷和袁术之间的，就是当时执节出关跟随袁术出兵兖州的马日磾。
　　曹操对袁术争夺兖州的抵抗，依旧是得到袁绍的支持，《三国志魏书袁术传》：“（术）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在曹操领兖州之后的几年里，一方面曹操对关西朝廷的接近收效不大，另一方面袁术对兖州的进攻被认为有关西朝廷的背后支持。而最终出兵帮助曹操击走袁术的，却正是袁绍。这显示着朝廷与曹操之间鸿沟依旧，而“袁曹一家”基于关于朝廷问题的潜在分歧，依然没有扩大。朝廷袁绍曹操三方关系的纠缠的结果，是“袁曹一家”轨道的维持。然而这种分歧终究不像张邈问题一样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它仅仅是因为关西朝廷无意于拉拢曹操而暂时得以不扩大化而已。建安元年朝廷的东来，将这种分歧骤然放大，其后“袁曹一家”也不可避免的走向瓦解
　　（6）关西朝廷东和袁曹同盟的破裂

　　汉献帝君臣自从董卓西迁长安以来，东归之志无时或忘。这是他们屡屡属意于袁术的原因所在。然而袁术的勤王军队迟迟不见踪影，赵岐初平四年在河北时与袁绍公孙瓒曹操等约定共迎天子的计划，也仅仅因为赵岐本人生病就不了了之。直到兴平二年献帝借凉州诸将分裂契机踏上东归道路前夕，关东州郡依然没有任何派出军队的迹象。
　　献帝的东归，是依靠从凉州诸将中分裂出来的董承和杨奉的卫护[15]。到弘农时，又靠白波故将杨奉的关系引来的河东白波救助，才得以从李傕等追击下脱身。随之献帝便与白波前往河东。献帝前往河东的原因，最初是考虑到黄河水急不敢乘船顺水东下直到洛阳，因此计划取道河东，经河内回洛阳。而《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又《后汉书·董卓传》：“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种种迹象则表明已经放弃经河东回洛阳的计划，要长期留居河东了。
　　对于献帝留居河东的数月之间的时，袁宏《后汉纪》记载：
　　“建安元年春二月，是時董承、张杨欲天子还洛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错乱，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坞乡，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杨奉、李乐、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从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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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乙未，車驾幸聞喜。杨奉、胡才悔令乘舆去，乃与李乐议，欲还大驾，诈言‘当游渑池东，以避匈奴’，上不从。
　　庚子，車驾从北道出，傍山而东，无匈奴寇。李乐愧其言，懼而辞还。”
　　这一段记载表明，根基在河东的白波将反对朝廷东归，实际是朝廷改变原计划留居河东的主要原因所在。主张献帝还洛阳的董承，因为实力不足，只能“奔野王”，请张杨出面主持其事。即《后汉书·董卓传》所说：“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
　　董承在洛阳修宫室期间，又派遣赵岐南向荆州游说刘表率军入辅。《后汉书赵岐传》：“会帝当还洛阳，先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
　　这段时期内朝廷寄望率军入朝主持东还的外将还有吕布，《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
　　从建安元年正月定都安邑到五月白波将同意朝廷东归数月之间，朝廷先后召张杨、吕布、刘表等外将解决内部问题，实际是已经到了无外将入辅则无以自存的地步。朝廷所召外将，吕布因为乏粮无力前往，刘表则是根本没有“自将兵来卫朝廷”的打算，仅仅派兵助修宫室并委输粮食。而出兵将天子迎归洛阳的张杨，也旋即以“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为理由回到河内，不肯居中维持。刘表、张杨等人的顾虑，最终将朝廷推往了曹操方面。
　　献帝在东归途中的兴平二年十月，拜曹操为兖州牧，承认曹操对的合法控制，以此调整与临近洛阳的曹操的关系。而对于朝廷的示好，曹操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
　　董承拒险不让曹洪西进之时，也正是朝廷召吕布、刘表等出兵时。一方面朝廷急切的希望外将入辅压制白波，另一方面董承又在洛阳一带截击曹操的入辅军队。这说明朝廷虽然注意调整与曹操关系，但跟曹操之间依然有较大隔阂，并不愿意接受其率军入主朝廷。然而最终朝廷属意的吕布无法到来，刘表张杨则是不愿居中，接近洛阳的各方势力中，曹操竟俨然成为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外将。《后汉书·董卓传》：“暹矜功盗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兗州牧曹操”，曹操因此得以入主朝廷，时在建安元年九月。
　　董承初始拒曹操，是因为曹操与朝廷素有隔阂；后来改而召之入辅，则是因为此外更无外援的缘故，双方隔阂实际并未消减。《后汉书杨彪传》：“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杨彪的免职，按《后汉书献帝纪》在建安元年九月，可见此事发生在曹操初入辅之时。杨彪是从献帝入关之始一直追随献帝的朝廷重臣，他对曹操心存不满因此面露不悦之色，而曹操见杨彪不满，竟担心席间会遭到算计而托病还营。双方的戒惧之心，由此可见。如何消减双方的隔阂，摆脱不承王命的袁绍的党附者的形象，以自外于袁绍，这是曹操所必须解决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王沈《魏书》：“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
　　袁绍之所以会直接提出让曹操清除与自己不合的朝廷大臣的要求，是因为他依旧视曹操为一党，一如从前使曹操杀张邈。曹操与杨彪等人并无太深交情可言，而“外托公义”加以拒绝，这是出乎袁绍意料的。《魏书》说袁绍认为曹操“内实离异”，这里的“离异”，实质就是指与袁绍保持距离。
　　裴松之就此评论说：“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即是说曹操劝袁绍时对“公义”认识得很清楚，后来自己做来却又不管“公义”了，可见难的不是知道道理，而是按照道理去作。裴松之的议论并没触及当时局势的实质。曹操猜嫌杨彪孔融欲杀之，然而怎么杀却大有不同。虽则在“公义”上并无不同，但曹操因为自己的缘故杀他是挟怨杀人，听从袁绍命令杀他则是依旧党附袁绍的问题了。当朝廷大臣纷纷以曹操党附袁绍的历史为嫌的时候，曹操又怎能听从袁绍命令诛杀朝廷大臣呢。
　　曹操入辅朝廷之后，迅速将其由洛阳迁至自己控制下的豫州颖川郡许县。移都的建议出自董昭，理由是“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而这里还只解释了为什么必须“移驾”的理由，为什么是移都到许县而不是其他地方呢？这里没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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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县在东汉并不是著名的都邑，更重要的是当时西南、南方、东南三个方向分别与张绣、袁术、吕布相接，从战略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曹操此后必待消灭吕布等之后才敢北上进攻张杨，这说明他自己对此也不是无所认识，那么他将朝廷置于许县的用心何在呢？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段记载从反面解释了定都许县的好处，袁绍提议将朝廷迁往兖州的鄄城，当然是因为这样离自己更近更容易施加影响，而曹操坚持留在许县也就不言自明，是为了原离袁绍势力。如前所说，曹操领兖州时由昌邑移治甄城，本就有“袁曹一家”这一层背景在。而现在曹操则拒绝将朝廷也移往甑城，其中包含的“袁曹一家”分解信息，是深可寻味的，双方的矛盾旋而表面化。
　　《后汉书袁绍传》：“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曰：‘……’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鄴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袁绍向来“专自树党”“擅相讨伐”自是事实，但曹操同样是协从者和得利者，这也是时人所共知。曹操指责袁绍，然而在袁绍的反击下迅速退缩，“大惧”而让大将军职于袁绍。这说明曹操自知实力尚不足对抗袁绍。曹操在明明知道实力尚不足与袁绍对抗时，还要冒触怒袁绍的危险下诏声讨其从前不承王命的罪状，则其意并不在责数袁绍本身，而在于向朝廷大臣表示一种自外于袁绍的姿态。
　　曹操“大惧”而迅速退缩的原因，在于考虑到吕布张绣尚未平定的事实，《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於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於常，众皆谓以失利於张绣故也。锺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则见太祖问之，太祖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太祖悦。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锺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
　　“绣败太祖军於宛”事在建安二年春正月，而袁绍克定公孙瓒收河朔则在建安四年三月，这里说“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显然是错误，也就是说袁绍“与太祖书，其辞悖慢”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自恃强大，而是有其他的缘故。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呢？按《后汉书献帝纪》所系月份，曹操下诏责袁绍不承王命在建安元年十二月，“大惧”而退缩则在建安二年四月，也就是说袁绍“与太祖书，其辞悖慢”，正是这之间的事情。《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袁绍所作与曹操书的大体意思，应当也不外乎如此。这封信竟使曹操言语举动失常，措辞的“悖慢”或者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恐怕还在曹操由此已经清楚看到双方关系不可能再修复。因此有了曹操随即将书信展示给荀彧，询问其对于与袁绍作战的看法的事。荀彧分析双方优劣，认为袁绍虽强必弱。然而现在最紧迫的，还是在于消灭吕布。荀彧这段谈话大意也见于《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郭嘉的分析和荀彧的分析类似，历来多怀疑两段记载其实是同一人的事，这是有道理的。《傅子》记载曹操对郭嘉所说是：“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即事在袁绍取幽州定河朔之前，这是比《荀彧传》所说：“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更准确的。
　　曹操下诏责袁绍而袁绍回书“悖慢”的纠纷，最终以曹操让大将军位于袁绍告一段落。但“袁曹一家”的关系再也不复存在。此后两人不再有联军对敌的举动，反倒是随时提防对方偷袭。建安三年曹操再征张绣，因为袁绍降卒告知袁绍可能袭许而还师。建安四年曹操渡河进攻河内，而袁绍以为意在“掩袭”。等到曹操攻灭吕布，袁绍也克定公孙瓒，双方安定后方之后，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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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袁绍据河北论

　　袁绍与曹操决定北方控制权的战争，从地域上表现为河北和河南的对抗，关西的意义则被弱化了，这是西汉以来的新情况。刘邦以关西取天下，之后又定都关西。终西汉一代，国家的军事中心始终在关西，文化中心则在东方的齐鲁，东西比较的意味远比南北比较重要。东汉开国以幽州突骑定天下，河北的军事地位随而上升，《后汉书·南匈奴传》注引《汉旧仪》：“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蔡邕《幽州刺史议》：“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胆核，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也。”一有军事，无不取办于幽冀两州，这在只强调关西六郡和三辅三河军事地位的西汉是不能想象的情况。而东汉军队倚重胡人的现实，也进一步加强了河北的军事地位。光武推行以夷制夷政策时纳入中国塞内的胡人，主要都安置在河北。南匈奴安置在并州八郡，乌桓安置在并州东方和幽州的十郡。在河北军事地位上升的同时，汉朝的文化中心也由齐鲁内移到中原地区，国家地理中南北比较的意味浓厚起来。而原本军事中心所在的关西，一方面政局动荡羌乱连年，另一方面羌胡化严重和关东人存在隔阂[16]，其意义已经大大弱化了。
　　袁绍据河北，是其固有的计划。因此在洛阳与董卓发生矛盾时即出奔河北，之后又对曹操明确提出以河北南向取天下的计划。袁绍为何有这样的计划，何焯《义门读书记》说：“绍见光武资河北以定海内，故图据之”。何焯的见解是相当敏锐的，虽则袁绍不一定是单纯的模仿光武，但无疑这和光武提升河北军事地位的措施有其内在联系。
　　对于袁绍据河北的计划，曹操曾表示过“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的意见，看来是不以为然的。史书也把这段话录下来，作为解释袁所以败曹所以胜的原因。然而曹操攻取冀州之后，却还是迅速让还兖州改领冀州，把自己的直接控制地转向河北。建安十八年曹魏建国，所封的也是冀州的魏郡。曹操虽然战胜了袁绍，然而此后的措置则是甘为袁绍所为，这显示的是袁绍的据有河北计划自有其特殊意义所在，并不是“应机变化”所能取代的。
　　曹操据有河北之后本人留居邺城经营霸府，许县则用留府长史王必沟通霸府和朝廷的关系。这种政治形态在魏晋南北朝多次出现，象尔朱荣本人居晋阳，留尔朱世隆居洛阳执政；高欢居晋阳，在北魏末留高乾斛斯椿在洛阳执政，在西魏初留高澄在邺城执政都是典型例子。这种政治形态之所以出现，往往一方面是因为霸府所建地点军事意义的重要，另一方面则是权臣避免长期留京与朝廷发生直接冲突。
　　在天子在河东之时，袁绍也考虑过要不要将天子迎往河北定都邺城的问题，最后放弃这个想法，同样时担心与朝廷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按照陈琳为袁绍所作檄文的说法，曹操迎天子本是袁绍派往“缮修郊庙，翼卫幼主”的。不管陈琳的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当时的实情，只要袁绍后来能继续维持和曹操原有的主从关系，那么确实是能遥控朝政，形成袁绍居邺、曹操居中执政的一种霸府形态的。而事实上如第六节所说，袁绍确实也曾一度试图遥控朝政，但因为曹操的脱离而不果。
　　居中执政的曹操不受袁绍控制是袁绍的与朝廷关系断裂而不能成其为霸府的关键，这有如斛斯椿背离高欢直接导致孝武帝出奔关西，北魏分为东西魏。曹操克定河北之后，也将自己的统治中心迁往邺城，遥控许县朝廷，但其所用居中的是心腹旧吏王必，控制力度就远非袁绍可比。建安二十二年许县动乱，王必被杀，曹操旋即将许县汉官召往邺城，大加杀戮。这时汉朝实际已无一丝一毫可以依靠的势力，许县的动乱对邺城的霸府有任何的撼动。
　　袁绍与曹操的关系，这种关系犹如尔朱氏之于高欢。作为尔朱荣故吏的高欢，以维护北魏朝廷为理由叛离了尔朱兆建在晋阳的霸府，然而其据有北魏权力之后，也同样是在晋阳建立霸府控制朝廷一如尔朱氏所为。袁曹之间，曹操是胜利者，同时也是袁绍的继承者。
　　注释：
　　[1]“豪强”一词常常泛指大族。这里所用，是借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中所用语意，指在政治经济上得势但文化上尚未进入世族层次的大族。这在东晋以后又常常被称为“此等士族”。
　　[2]参读《三国志集解》。关于曹真出身问题，还存在出自秦姓一说，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注引《魏略》，叶其峰《曹真碑新考》推断这个记载不确，此从其说。
　　[3]《后汉书·袁绍传》录袁绍建安元年上表：“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李贤注引《献帝春秋》：“绍合冀州十郡守相，众数十万，登坛歃血，盟曰：‘贼臣董卓，承汉室之微，负兵甲之众，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鸩太后，戮杀弘农，提挈幼主，越迁秦地，残害朝臣，斩刈忠良，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过恶烝皇天，浊秽熏后土。神只怨恫，无所凭恃，兆人泣血，无所控告，仁贤之士，痛心疾首，义士奋发，云兴雾合，咸欲奉辞伐罪，躬行天诛。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銟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