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兴复汉室”的思想渊源与实现的可能性

三国文化博览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杜甫《咏怀古迹》之五

　　中国人自古都有诸葛亮情节，其实不只有中国人，就连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诸葛亮情结。千百年来，诸葛亮一直是智慧、廉洁、亲民、忠诚、正义的化身，他甚至代表了历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艺术家，更是模范忠臣。诸葛亮穷其半生都在为“兴复汉室”而不懈努力，本文专就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思想渊源与实现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本文以为，诸葛亮“兴复汉室”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这项主张在诸葛亮政治生涯的前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诸葛亮政治生涯的后期，这项主张是不合理的。诸葛亮一生为刘备一族鞠躬尽瘁，虽不至于完美至极，但却可谓高风亮节。在本文开篇，不妨先读一读《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朗》中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情节，虽然这些情节是罗贯中杜撰的，却生动表明了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心志，其文曰：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一、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思想渊源

　　诸葛亮从二十七岁出山到五十四岁病逝五丈原，二十七个春秋都在为“兴复汉室”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之所以能如此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与他“兴复汉室”的主张的深刻思想渊源有关。对此，笔者作出以下分析：

　　第一，汉朝盛世的影响。“兴复汉室”本意是希望复兴并延续昔日汉朝的强盛和荣耀。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盛世、存续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里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而且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汉朝的国界，对周边一些国家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高度评价汉朝，称“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汉帝国的领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汉代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两朝信奉黄老之学，讲究“与民休息”，重视减轻百姓在赋税、徭役上的压力。汉文帝刚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他的继任者汉景帝刚即位，立即大赦天下，不久便“赐民爵一级”、“除田半租”、很快，“与民休息”的政策让汉朝国力大增。之后，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成果上进一步拓展了汉朝的霸业。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总结了汉武帝创造的六个第一：

　　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文化；

　　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

　　第一个大力拓展疆土，奠定了中国辽阔疆域；

　　第一个开通西域；

　　第一个用皇帝年号纪年；

　　第一个用罪己诏的形式，进行自我评批。

　　汉武帝长期对抗匈奴的战争是汉朝国威威震四方。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评论道：“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富力也极充足。”汉朝对抗匈奴的战争间接地传播了汉文明，另外，汉文明也随着使者的出访传入西域。诸葛亮和汉朝的老百姓一样，为汉朝的繁荣、强大而自豪，并对汉朝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认定汉朝才是本民族的正统，才是本民族的合法政权。

　　第二，家庭的影响。诸葛亮出生于一个奉儒守丞之家，是西汉诸葛丰之后。诸葛丰在汉元帝时期任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百官及所下属附近的各郡。诸葛丰刚正廉洁、忠君爱国、执法严明，对权贵与庶民一视同仁，诸葛丰因此受到了汉元帝的嘉奖，享受光禄大夫的俸禄。这使得诸葛丰非常感激，于是更加恪尽职守。只可惜，汉元帝终非贤明之君，没有真正体察诸葛丰的忠心，受到小人的蛊惑，最终将诸葛丰贬为城门校尉，不久又将其贬为庶民，以至于诸葛丰抑郁而死。诸葛亮之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诸葛亮八岁时，父亲诸葛珪就去世了。之后，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妹就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玄本人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与袁术、刘表等人均有来往，曾任袁术统治一带的豫章太守。诸葛丰十分重视侄子侄女们的教育，尤其是封建纲常方面的教育，这点从诸葛亮日后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心辅佐刘备父子“兴复汉室”就是得益于早年他受到的封建纲常的教育。诸葛亮的长兄诸葛瑾同样是一位在学识与做人方面的楷模，对诸葛亮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诸葛瑾辅佐孙权，深受孙权信任，后来官至大将军、左都护，可谓位极人臣。家庭的影响，让诸葛亮培养出了忠君爱国、刚正不阿的品质。

　　第三，文化教育的影响。诸葛亮长期被视作智慧的化身。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足智多谋。《三国志·诸葛亮传》曰：“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三国演义》一度把诸葛亮神化，以至于鲁迅先生说《三国志》“状诸葛亮多智而近于妖”。诸葛亮固然非妖，但多智确是事实，《三国志·诸葛亮传》曰：“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诸葛亮辅佐刘备，是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发展成为三国之一的蜀国国君，可见其才，但诸葛亮也有自身的不足，“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其治国治军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治国治军思想在《便宜十六策》、《将苑》等著作中均有体现。诸葛亮才如星斗，精于医术，长于书画。尽管平时政务繁忙，他也会抽时间练习书法，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非常出色。后世书法家对诸葛亮的书法成就非常重视。与书法作品一样，诸葛亮的绘画作品也非常出色，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诸葛亮的画作既有现实生活的元素，又不乏大胆的想象，构图宏伟、场面博大。诸葛亮拥有很高的音乐天分，善于吟唱，精于操琴，还能进行词曲创作，并制作了七弦琴和石琴。此外，诸葛亮专门写了一部音乐理论著作《琴经》。诸葛亮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他写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论诸子》、《论光武》、《论让夺》等都是颇为出色的散文篇章。由于常年从事军务活动，诸葛亮发明了许多器械，如用来传递求救信号的孔明灯、用来军事作战的诸葛连弩、用来运输军用物资的木流牛马，还有以天、地、风、云、龙、虚、鸟、蛇命名的八阵图等。良好的文化教育让诸葛亮不仅在才学上鹤立鸡群，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别有一套。曾经为躲避战乱，诸葛玄携全家南下，最后在荆州襄阳落脚。荆州一带文化教育十分发达，多世族，多名士。诸葛亮后来选择了环境宜人的隆中作为读书修身的地方，在隆中的十年读书生涯是诸葛亮品学走向成熟的阶段。诸葛亮在隆中十年里究竟读了什么书，后人无法考证，但可以知道的是诸葛亮博览群书，根据《论诸子》一文可知，诸葛亮对诸子有自己独道的看法。《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虽然诸葛亮精于诸子，但它的核心思想仍是儒家思想。自汉武帝时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为了汉朝的正统思想，从此，读书人疯狂地学儒、尊儒，儒家思想渗透到了老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儒学首先是修身之学，教人如何为人处世，其次才是平家、治国、平天下之学。作为汉朝的忠诚子民，诸葛亮定然有很深的儒学功底，对儒家之学保有高度的信仰。诸葛亮不仅好学，而且喜欢交友、游学，像徐庶、崔州平、孟公威、司马徽等人都是诸葛亮的好友，“卧龙”的称号就是司马徽送给诸葛亮的。诸葛亮交友注重“交心”，他在《论交》一文中说：“势力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由于养成了淡泊名利的品性，修身明志的习惯，诸葛亮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忠孝方面，诸葛亮同样是模范性的人物，他在一则《兵要》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诸葛亮是刘备的托孤之臣，因此他对刘备十分感激，常常担忧不能完成刘备的遗愿，他在一封写给孙权的信中说：“亮受诏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他又在《前出师表》中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无论刘备父子是福是祸，诸葛亮依旧忠贞不二，为此他深受后人的赞誉。诸葛亮格外注意“守孝悌”，这不仅体现在朝政方面，也体现在家庭方面。蜀后主即位时，诸葛亮上表尊刘禅的生母为昭烈皇后，以表思念。诸葛亮非常敬重长兄诸葛瑾，虽然两人不在同朝为官，但手足之情依旧。从《诸葛亮集》中保存的九封与兄长的书信中，足以见证二人的情谊，两人在信中谈论军事、忠孝、子女等，言辞朴实真切。

　　第四，志向的影响。诸葛亮富于谋略，才思敏捷，志向一定不小，可他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并不是诸葛亮真实的想法，它更多是为了争取后主对北伐战争的支持而说的。如果诸葛亮只是苟且偷生之辈，哪还有勇气去北伐曹魏呢？还是陈寿的说法较有说服力。《三国志·诸葛亮传》曰：“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诸葛亮才高八斗，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说法，而他的两位好友崔州平、徐庶却对诸葛亮的自喻深信不疑。诸葛亮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从诸葛亮与孟公威等人的交往中足以知道诸葛亮的志向远大和气度不凡。首先，他的读书方式不苟同于他人，别人“务于精熟”，而他“独观其大略”；其次，他间接透露出他的志向不仅限于当刺史或郡守；再者，他认为游学不应过分思念家乡。在隆中的十年读书生涯，诸葛亮除了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外，还深入研究当时的天下大势，并成功的选择了刘备作为自己的辅佐对象。诸葛亮为自己开发了广阔的人际资源，他的好友徐庶在向刘备推荐他时，建议“枉驾顾之”，而且刘备一共到隆中拜访了多次，才将诸葛亮请出山。参照诸葛亮一生的言行可得知，诸葛亮的志向是辅佐明君，匡复汉室，进而逐步实现天下大治。诸葛亮不愧为“卧龙”，升官发财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要做的事主要不在于争权夺利，而是改变混战带来的混乱局面。

　　

　　二、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战略规划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战略规划在其政治生涯的前后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天下形势决定的。著名的《隆中对》可视为诸葛亮前期的战略规划，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此时，汉朝还未倒台，军阀数量众多而实力不均，如中原的曹操、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西北的韩遂和马超等。诸葛亮从刘备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天下大势，诸葛亮的主要观点有：

　　1、在后董卓时代，豪杰争锋，地方割据势力众多。

　　2、得胜关键不仅在天时，更在人谋。

　　3、“兴复汉室”针对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但刘备势单力薄，需要联合孙权来对抗曹操。

　　4、荆州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西通巴、蜀东连孙吴。益州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5、荆、益二州是优越的战略地域，而此二州的拥有者却不懂得利用这些优势，实属平庸之辈。

　　6、刘备自身条件优越，不仅是汉皇室成员，而且礼贤下士，思贤若渴，信誉较好，天下皆知。

　　7、汉室复兴的条件：刘备拥有荆、益二州，与孙权结盟，团结西方、南方的少数民族，巩固、发展自己的内部力量。当天下形势的变化于有利刘备时，刘备可率益州军队出击秦川，在另外派遣一名良将率荆州军队出击宛、洛一带，即可彻底打败曹操政权。

　　诸葛亮后期的“兴复汉室”的战略规划主要反映在《前出师表》中。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1、天下已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蜀汉政权的实力最为弱小。

　　2、虽然蜀汉正面临艰难的形势变动，朝野上下依旧能同心同德，都是为了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

　　3、鼓励后主继续坚持刘备的路线，团结有志之士、有识之士，远离小人，赏罚分明，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尽一切可能增强蜀国国力。

　　4、重点强调刘备的遗嘱，说明“兴复汉室”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5、列举自己近年来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的业绩，声称此时兵甲已足，应将赏三军，提升士气，北伐曹魏，兴复汉室。

　　6、强调自己任务之重，希望得到后主的支持。

　　总之，诸葛亮后期的兴复战略就一句话：整顿内政，积蓄力量，北伐曹魏，兴复汉室。

　　

　　三、“兴复汉室”的可能性

　　要解释诸葛亮的兴复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不得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汉朝问题。到了诸葛亮的时代，汉朝究竟值不值得老百姓去效忠?汉朝曾经盛况空前，威震四海，而到了诸葛亮的时代，汉朝已有盛转衰，国力大不如前，且危在旦夕。东汉末年，尤其是在桓、灵两朝，朝政腐败，纲纪惨遭破坏，皇威沦丧，民不聊生，诸葛亮也常常提起桓、灵两朝的腐败。东汉末年的皇帝几乎都是平庸之辈，以致于国家大权落于外戚、宦官的手里。许多外戚趁着皇帝无能，大肆篡夺国家大权，打击异己，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公元88年，10岁的汉和帝即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外戚、大将军窦宪独掌大权。在窦宪失势之后，外戚有过短暂的低迷期。公元133年，外戚梁商任大将军，外戚势力又一次抬头。梁商死后，其子梁冀任大将军，国家大权几乎由梁冀执掌。公元144年，梁冀毒死了汉质帝，另立15岁的汉恒帝。梁冀历仕四朝，权倾朝野，如日中天。外戚专权者，均结党营私，为一己一族之利不择手段，鱼肉百姓。与外戚争锋的宦官同样是贪婪无度、生性残暴，他们凭借皇帝的宠幸，热衷于专权营私且气焰嚣张。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五人密谋捕杀梁冀一族，查缴其财产数额几乎是汉朝全年赋税收入的一半，清除梁氏党羽数百人。打击梁党的当天，单超等五人就被汉桓帝封侯。东汉末年的几代皇帝都非常宠幸宦官，常赋予其重任，但宦官的残暴贪婪较之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宦官广收财物，结党营私，过着奢华的生活。为了传宗接代，宦官们还多方收养义子，甚至公然虏掠“良人”为奴，抢夺民间美女为姬妾。外戚、宦官乱政已严重影响到了统治的稳定和发展，不难推测，混乱不堪的朝政让原有的汉朝权威丧失殆尽，汉朝的社会基础也变得越来越薄弱，合法性在不断丧失。一场浩浩荡荡的黄巾起义已经向汉朝表达了不信任和憎恶的情绪，许多政治势力都借着镇压黄巾起义的名义拥兵自重，不可一世，其实在他们心里也充满着对汉朝的不信任。

　　2、刘备的正统问题。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登基之日，刘备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表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脩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脩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无论是曹丕废汉自立，还是汉献帝遭谋害的谣言，都为刘备称帝创造了契机，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刘备是否能代表汉朝正统呢？笔者以为他代表不了。《三国志·先主传》称刘备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可到了刘备这一代，家道早已衰败，加上刘备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只能与母亲一起贩卖草鞋为生。依据《汉书》的说法，“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刘胜子嗣繁盛，假设刘备真是刘胜的后代，到了刘备的时代，刘胜一族的血统已经无法辨别了，而且，刘备与刘胜一族已是远亲，所以说刘备是刘胜的后代是荒谬的，陈寿还将此谬说写入《三国志》是错误的。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中，汉献帝从宗族世谱中找到了刘备的这一细节也纯粹是罗贯中杜撰的，《三国志》中根本没有这一说。再者，西汉与东汉虽同样是汉朝，但此汉非彼汉，刘邦一族与刘秀一族的关系也是相去甚远，假设刘备真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的血统也不能代表东汉正统。因此，刘备的“皇叔”之名实属无中生有，以假乱真。

　　 3、蜀汉盟国问题。诸葛亮自始至终都力推、奉行“联孙抗曹”政策，尽可能维护孙刘联盟，把矛头指向曹魏。只不过，这种联盟关系仅仅只是救急之用，难以用于“共图大业”，毕竟双方的目的有所不同。蜀汉一心想复兴以刘备一族为正统的汉家天下，孙吴则不想继续效忠于即将化为冢中枯骨的汉朝，企图建立自己的孙氏王朝。蜀吴两国之间的从合作到对抗、再从对抗到合作的关系是极其不稳定的，加之，两国间并未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合作机制，这就注定蜀汉“北定中原”的目标不具有太大可行性。先说孙权，此人胸怀大志，富于谋略，《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

　　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及坚亡，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每请会宾客，常顾权曰：“此之汝君，汝之将也。”

　　虽说这段描述的真伪难以辨别，但依然可以反映孙权过人的天资。孙权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暗藏帝王之心，欲君临天下。诸葛亮力图巩固孙刘联盟，为的是“兴复汉室”，而非孙权的帝业。诸葛亮曾以蜀吴平分天下为条件来诱使孙权加入蜀国抗魏的阵线中，但孙权仍不满足于此，他知道即时孙刘联合伐曹成功，打败曹魏后依然会面临利益成果的分摊，在这一方面，双方都不愿少分一杯羹，加上蜀吴之间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合作机制，潜在的利益矛盾和双方间的猜疑，最终会不利于孙刘联盟对曹作战。再者，平分天下涉及国家的主权问题，在国家主权这一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谁都不会有所让步，也许战争会是最终的解决措施。回顾一下孙刘联盟史，虽不能说有大的合作成果，但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1）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欲扫除孙刘，一统天下。诸葛亮成功说服孙权，促成了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军。之后，孙权保有江东，并占据荆州部分土地；刘备也趁势夺取荆州四郡，三国鼎立局面的雏形形成。赤壁之战后第二年，孙权“进妹固好”，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

　　（2）刘备占据益州后，集中力量进攻汉中，对孙刘联盟方面有所轻视。孙刘间的“荆州之争”激化了双方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关羽主管荆州防务后，关羽的狂妄自大增加了孙吴方面对蜀汉方面的不满，于是，孙权向曹操示好，曹操则诱使孙权进攻荆州，斩杀关羽。不久，张飞被部下所杀，其首级被送至孙权处。关、张之死让刘备对孙权的怨恨到了极点，刘备率蜀军伐吴，但这场战争也随着猇亭之败而惨败告终。公元223年，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吴国，说服孙权与魏国断交，重建孙刘联盟。

　　（3）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引发蜀汉上下一片热议，蜀汉群臣纷纷谴责孙权这一行径。诸葛亮发表《绝盟好议》一文，回应了群臣的质疑，其文曰：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今若加显绝，讎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策之上者。 若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从此，蜀吴两家相互承认，维持了孙刘联盟的存续。

　　（4）自从孙刘联盟重建后，孙权也曾多次出兵，帮助诸葛亮北伐曹魏。公元226年，孙权派兵“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公元228年，“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公元233年，孙权派兵攻魏国合肥新城及六安，无功而返；公元234年，孙权率大军“围合肥新城，是岁蜀相诸葛亮出武功”。可以说，孙权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诸葛亮北伐。

　　 4、蜀国自身问题。蜀国国力是三国中最弱的。蜀国被魏国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语）。人口少，兵例高，且有屡屡兴兵作战，致使“益州疲弊”。为了“兴复汉室”诸葛亮以一州之力来对付北方强大的魏国，确实十分吃力。经济是基础，国力强弱取决于经济实力。总体来看，蜀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兴复汉室”的消耗，蜀国经济来源主要有哪些呢？古代中国以农业为本，任何优秀的统治者都会重视农业的发展，诸葛亮也不例外。诸葛亮注重保障农民的利益，“轻徭薄赋”，让农民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对待流民，诸葛亮采取安抚政策，打击豪强以保护流民的利益。在发展蜀国农业中，都江堰一直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诸葛亮对都江堰尤为重视，他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扩充国家财政，实行盐铁官营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管仲就大兴盐铁之利，使齐国富国强兵。诸葛亮以管仲为楷模，将盐铁行业收归国有，对其进行统一、有序地管理。蜀锦是蜀国特产，因其质料精美，深受魏蜀两国统治者及贵族的喜爱，诸葛亮大力推动赎金生产与经销。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甘于偏居一隅，而要兴复刘氏（刘备一族）的天下，因而诸葛亮常常在拓宽财源方面花大力气。从公元223年刘备病逝、诸葛亮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到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的十一年里，前四年，诸葛亮把主要精力放在“内修政理”，“南抚夷越”上。公元227年，魏文帝曹丕去世，诸葛亮上书蜀后主刘禅，欲兴兵伐魏。在诸葛亮执政的后七年里，诸葛亮一共五次北伐，虽劳民伤财，但也显示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成果。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自身的存续，都不得不面对合法性的建设问题，合法性建设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政权寿命的长短。合法性主要指的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与服从感。蜀汉以益州为根据地，但蜀汉对益州而言，毕竟仍是一个外来政权，益州民众对蜀汉政权的在认同上本来就存在隔膜，一个外来政权要想在它所选择的根据地上站稳脚跟，必须进行“本土化”，“本土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合法性建设的过程。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将政治统治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三种类型。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政权的政治统治是集这三种政治统治类型于一身的政治统治。传统型政治统治是以传统习俗和习惯形成的政治价值和规则为依据而建立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统治，诸葛亮是一位重儒家、兼收百家之长的政治家，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尤为重视；法理型政治统治是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法律和政治规则的权威基础上的政治统治，众所周知，诸葛亮治国治军向来以法理、信义为本。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诸葛亮的重要谋士马谡带兵镇守街亭失败，导致街亭丢失。即时马谡是诸葛亮的智囊之一，给诸葛亮提供过不少建设的建议，但诸葛亮依然以法为本，挥泪斩马谡。由于第一次北伐战争失败，诸葛亮依《前出师表》中“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之言，以身作则，向后主上疏，自请处分，其言辞恳切：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鉞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街亭自贬疏》

　　魅力型政治统治是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政治权力执掌者和政治统治者凭借自己的政治人格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建立的政治权威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本人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蜀汉的忠臣之所以为蜀汉鞠躬尽瘁，不仅是“盖追先帝之殊遇”，同时也受到诸葛亮个人魅力的感染。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给人以不俗之感。诸葛亮博学多识，才如星斗，深谋远虑且气度不凡。他风度翩翩，并善于察言观色。当关羽得知马超被刘备收服时，执意要入川与马超比武，一较高低。结果，诸葛亮一纸“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就打消了关羽入川比武的念头。

　　纵观诸葛亮领导下的蜀国的政治统治是集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三种政治统治类型于一身的政治统治，对于化解蜀汉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军人数量与总人口数量的比例是1:9，兵例之高。虽然诸葛亮重视廉政建设，“轻徭薄赋”，但过高的兵例和频繁的战事必然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压力，短期的穷日子或许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长此以往，定然会民怨四起，造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蜀汉集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于一体的政治统治模式是依靠诸葛亮的治理运行的，换言之，一旦失去诸葛亮，这种三位一体的政治统治模式便会消亡。事实证明，诸葛亮逝世后仅二十九年，蜀汉就亡国了。诸葛亮的政治统治模式仅仅起到一时之效，不能促成一世之功。所以，“兴复汉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它的可行性并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