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成西就说马周——兼谈“信布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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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杨阜传》和《马超传》载杨阜说曹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曹操虽“善之”，但其时田银、苏伯又反于河间，“军还仓卒，为备不周”。其后果皆如杨阜所言，“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

　　所谓信、布，就是韩信、黥布（英布），是西汉开国名将，《史记》《汉书》常将二人并列。“超有信、布之勇”的评价值得重视，这意味着在当时人看来，马超在领兵打仗方面还是颇有水平的，以至于一提到马超，首先想到的就是韩信、黥布。能够获得如此之高评价的，在《三国志》中仅有两人，另一人就是周瑜。

　　《周瑜传》载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上疏曰：“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马超和周瑜，一个远在西北，一个远在东南，也许平生都未曾谋面，却因为一句相似的评语无形中被联系到了一起。通过对两人才能、性格和命运的分析，可知这种巧合也许并非偶然。

　　所谓“信布之勇”，有人以为就是指武力过人，或者作战勇猛之类，理由就是《马超传》所云“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阴欲突前捉曹公”。这种认识不能说全错，但忽略了先秦秦汉时期“勇”涵义的多样性。如果将“信布之勇”的“勇”理解为勇力、勇猛，就不适用于韩信和黥布。韩信何许人也？一代兵仙，国士无双，然犹带剑而受市井无赖胯下之辱。黥布在史籍中也不以武勇见长，对其评价是“善用兵”。“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史记•黥布列传》）这两人最擅长的是领兵打仗，韩信败项羽于垓下，黥布困刘邦于淮南，都是震动天下的大战。

　　《孙子•始計第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当代研究孙子兵法大家，我校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对此解释说：“仁和勇，仁在勇上。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勇而无礼则乱，‘见义不为，无勇也’。婆婆妈妈，妇人之仁，算不上真正的仁。好勇斗狠，匹夫之勇，算不上真正的勇。仁是爱兵如子，赢得士兵爱戴。勇是杀敌致果，令敌闻风丧胆。”（李零：《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6，第63页）这一解读，是切合历史事实的。《三国志》就有不少例子，如史涣、韩浩“俱以忠勇显”；邓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王平“忠勇而严整”；陈到“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满宠“勇而有谋”；张飞、关羽“勇而有义”；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
　　
　　“信布之勇”主要也是对军事才能的评价，具体来说包括治军、统兵、指挥、用计等诸多方面。《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谓诸葛亮“勇而能斗”，曰：何以知其勇而能斗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这条材料也可以说明为将之“勇”涵义的多样性。

　　《关羽传》：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过去很多人不重视这条材料，以为是诸葛亮忽悠关羽的，但其中实则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这段话是在“亮知羽护前”的情况下说的，《朱桓传》曰：“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刘瑀传》：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可见所谓“护前”就是个性要强，不甘人后的意思。如此一来，诸葛亮的回答就很微妙了，必须既顾及关羽的面子，又不伤及马超的自尊。诸葛亮没有用汉代常见的“信、布”并称，而使用了比较少见的“黥、彭（彭越）”的说法，不知是否隐含以韩信比关羽的意思。黥布、彭越虽然不及韩信，但也相差不远，就像把马超和张飞相提并论，关羽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样的评价，可谓皆大欢喜，可见诸葛亮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高超而又富有艺术性的，“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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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兼资文武”，从字面可知是文武双全之意。《后汉书•朱云传》:“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虽然朱云最终没能当上御史大夫，但主要原因并非才能不足。其本传称“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少府五鹿充宗号称名儒，能言善辩，号称打便京师无敌手。朱云与之论《易》，连战连胜，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后汉书•朱穆传》：或说大将军梁冀曰：“朱公叔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若以为谋主，贼不足平也。”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蒋济传》载曹丕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忼忾，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上述诸人都是晏婴所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之臣，“兼资文武”的评价，有助于深化对马超和张飞的认识。

　　再说“雄烈过人”，无独有偶，周瑜也曾得到相同的评价，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惊叹。《吕蒙传》载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宋书•乐志》录吴人韦昭《乌林曲》也有：“虎臣雄烈，周与程”之语。赤壁之战，程普与周瑜为左右督，共破曹操是吴人熟知之事，虽然也有二人不睦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吴人将二人相提并论。程普“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又曾几乎以一己之力护卫孙策从敌人大军之中突围，也堪称文武双全。

　　总之，“信、布之勇”的评价，对于马超和周瑜都是适合的。在秦汉三国时代，为将之勇，主要指领兵打仗的水平，若徒具武力，只能算是匹夫之勇。这与后世的概念似乎有些不同。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论“关张之勇”：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仅举匹马刺良、据水断桥二事，然后断言“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以为“关张之勇”就只是“有勇力”、“臂力过人”之类的“天生神勇”，这是望文生义、不明古义的错误。若地下有知，关、张情何以堪，必定内牛满面。

　　然而，如果更进一步细究，马超、周瑜被比作韩信、黥布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与他们的性格和人生轨迹有关。汉初开国，韩信、黥布虽然因立下大功而得以裂土封王，但不久就被刘邦以“谋反”罪名除掉。千百年来，认为韩信是“被谋反”的居多，所谓“鸟尽弓藏”是也。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邦与韩信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由推心置腹到互相猜疑的过程。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在刘邦处于危急之时，不但不速来救驾，还要提条件、分土地，难怪刘邦顿时暴走，幸亏张良踩了一脚才醒悟过来。但当时还要借重韩信的力量灭楚，刘邦只好把这口鸟气憋在心里，等待日后算账。至于黥布，更是明确地提出要造反。《史记•黥布列传》：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刘邦以老病之身亲征黥布，实属无奈，因为当时身边也确实没人了。虽然讨平了黥布，但刘邦也因此带伤而归，半年之后就死了。

　　如此一来，杨阜将马超比作信、布比较好理解，他确实是公开对抗当时的朝廷，与曹操为敌的。但吴人诸葛瑾、步骘将周瑜比作信、布就耐人寻味了，周瑜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孙权说“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可见在抗曹问题上两人还是颇有共识的。但两人之间的君臣关系似乎并没有那么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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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策在世时，周瑜肯定是感觉最为如鱼得水的。孙策死后，“周瑜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但不久之后，军事上就被孙权分权了。赤壁之战，孙权不会不知道周瑜、程普平时关系不好，但还是让二人分别带兵。《孙晈传》载吕蒙说孙权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诡异的是，这次孙权却好像突然变了个人，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晈为后继。”如果联想到早在孙策在世时，周瑜就对孙权“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恐怕也不是偶然的，至少绝不是爱屋及乌，爱兄及弟。“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周瑜何必又对孙权抢着表忠心，不就是怕这位二少爷将来不好伺候吗？

　　赤壁战后，孙权与周瑜之间的猜忌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备诣京见权，周瑜建议孙权趁机将其软禁，疏远关、张，然后“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孙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表面上看，孙权是怕刘备“难卒制”，其实可能也是怕周瑜功劳太大，将来不好对付。周瑜后来又“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孙权竟然同意，当世韩信、黥布本有相互合作的机会，但由于周瑜的突然去世而夭折了。周瑜取蜀之计也犹如昙花一现，此后再无人提起。

　　周瑜死后，其部曲迅速被瓜分，其子周胤因罪降为庶人，然而罪名竟然只是“至纵情欲”。诸葛瑾、步骘实在看不过，联名上疏孙权说凡事留一线，日后好想见，做人不要那么绝，何况人家是功臣之后呢？孙权起初并不接受，还说我这是为他好，年轻人需要锻炼云云。后来劝的人多了，不禁松口，但周胤这时候恰好又病死了。其实，不仅周瑜的儿子生不逢时，就是孙策的儿子也只被封了侯爵，所以陈寿批评孙权“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没办法，碰上有“勾践之奇，性多嫌忌”的吴大帝，“我爸是孙策”、“我爸是周瑜”神马的都是浮云。

　　与周瑜的死后寂寞相比，马超则在生前就已备尝凄凉。虽说“因穷致泰”，只不过得以终老，此后却难再有所作为了，因为刘备并不怎么信任他。彭羕欲谋反，别人不找，就找马超商量，谓“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彭羕传》）。此时马超或许因年岁渐长，已经失去往日锐气，更因“羁旅归国，常怀危惧”，故“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随后即上表告发了彭羕。彭羕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足见其才，可惜终难免一死。马超似乎并没有因彭羕事件受什么牵连，但刘备心中未必就没有一点想法。马超临死上疏：“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君主对臣下托付某人（如历代“托孤”故事），不足为奇。反之，就不常见了。看起来好似多此一举，其实正是两人互不信任心态的真实流露。诸葛北伐未竟全功，陈寿以为原因除了“众寡不俟，攻守异体 ”之外，还因“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或许也暗指郁郁而终的马超。街亭之战，诸葛亮“违众拔谡”，导致无功而返。若马超尚在，何必用马谡？何况“隆中对”本有“西和诸戎”之语，马超“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本来正是合适人选。从后来 “凉州上士”姜维（他也是“弃暗投明”的）得到诸葛亮重用来看，马超如果等到诸葛亮掌权，还是很有可能再有一番作为的。

　　马超（176-222）比周瑜（175-210）小一岁，但比周瑜多活了十一年。两人都是少年成名，但马超败于潼关而不得东进，周瑜卒于巴陵而未能西上，虽说东成西就，毕竟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