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国时代政局影响最大的第一推手——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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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刘备和他的兄弟们在漫无止境的等待中，肆意挥霍大把大把的青春的时候，另一个男人也在等待。
　　这个男人同样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不过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造反！
　　他的名字是张角。
　　东汉末年社会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宦官当权，朝政黑暗，吏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富分化非常悬殊，下层人民生活艰难(其实每个黑暗的时代都大同小异)。很多人，尤其是穷苦人民对社会非常不满。
　　张角正是一个对社会极其不满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不但对道教的五行学说等知识很有研究，而且对中医学也有一定的造诣。
　　当刘备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张角已经是个“大仙”了。他自称为“大贤良师”，在老家冀州钜鹿(今河北巨鹿)一带，建立了太平道组织，发展了一批早期会员。
　　张角的太平道，与一本叫做《太平经》的道教著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道教常见的内容，比如阴阳五行、长寿成仙、治病养生、通神占验、谶纬神学、灾异符瑞、善恶报应等，《太平经》里自然应有尽有。但它之所以被张角选中奉为神书，是因为书中还有代表平民阶层利益，反对统治阶级欺压百姓，主张自食其力，宣扬周穷救急的思想。太平道的得名，以及教义、口号、章程等，都是张角根据《太平经》创设的。
　　《太平经》里有一句话：“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上虽然有很多星星，却比不上一个太阳的光亮；天地间虽然有无数生命的活动，却比不上一位贤良的作为。张角的称号“大贤良师”，就是根据这句话得来的。
　　很明显，张角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救世主。
　　自封为皇帝、救世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群众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要让群众相信你是救世主，先给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真正让群众相信张角，让太平道盛行起来的，不是《太平经》里诱人的教义和张角的口号，而是几场极其可怕的大瘟疫。
　　瘟疫是古代人们对一些烈性传染病的统称，有点像近几年的“非典”和“甲流”。不同的是，古代医疗技术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既没有预防疫苗，也没有专治医院，所以瘟疫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一旦被传染上瘟疫，往往只能眼睁睁地躺着等死。所以发生瘟疫往往导致大面积人口的不正常死亡，许多地方成为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据《后汉书》记载，张角生活的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瘟疫非常频繁：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尤其是后面的几次瘟疫，“大疫”前面已经没有了用作定语的“京都”或“九江、庐江”字眼—这意味着这五次瘟疫是全国性的大灾难。
　　这几场大瘟疫发生的时间，正是张角这位“救世主”广泛活动的时候。他凭借自己在中医学方面的造诣，带领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以及大批弟子，走向灾情严重的地区，以中医加符水、咒语的方式，为穷苦人民“治病”(穷人看病自古就是个大问题)。在“治病”的同时，他自然会顺便广泛宣传《太平经》中反对剥削、主张平等的观念。
　　张角给穷人“治病”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奇就奇在，经他“治疗”之后，病人好了很多(病者颇愈)。
　　不但免费(考虑到传教因素，其实也不算免费)替穷人治病，而且医好了很多人，到这时候，即使张角不想当这个“救世主”，穷苦老百姓都不会答应。
　　翻身做主，改变命运，就全指望你了，张角大仙！
　　东汉时代大多数人的理想，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不是出国留学或者移民，更不是成为娱乐明星，而是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就是东汉初年的定远侯—班超。当年班超立功西域、万里觅封侯的事迹，就如远处闪闪发光的灯塔，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学习班超的好榜样，披荆斩棘，奋勇直前。
　　我们知道，要实现理想，就要付出非同寻常的代价。每一个男人都有远大的抱负，实现抱负的却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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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沙场建功来说(后面会谈到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一将功成万骨枯，即便打了胜仗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人们常说的马革裹尸还，那算是运气好的—运气差的连尸骨都找不到。如果有人像班超一样不但没有死在战场上而且获得了封侯，那实在比今天买彩票中五百万巨奖的几率大不了多少。
　　就如今天的彩票还是有人买一样，当时的打仗也照样有人去。不是不怕赔本不怕死，只是因为回报太高，诱惑太大。
　　依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收益大于生命的价值时，就会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回报。
　　那么，沙场建功的回报在当时到底有多大？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谈一下东汉的用人取士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我只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东汉时期，实行的用人取士制度是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高级地方长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以“孝廉”、“茂才”(原为“秀才”，因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改为“茂才”)等名目，举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任命为官(比如曹操、袁术等猛人)。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直接征聘有声望的人出来做官(牛人袁绍走的就是这条路)。
　　察举和征辟，中心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理论上来说只要你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就能获得举荐或征辟，出仕为官。这相对于战国以前实行的贵族世袭制来说，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政策是由人定的，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而*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
　　什么算孝廉？什么是茂才？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矮胖瘦一样，没有可以量化的具体标准，基本是有资格举荐的人事部门的领导说了算：说你是孝廉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茂才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出人头地是儿子的欲望。但儿子偏偏不争气不够举荐资格，这可怎么办？尤其是一些世代为官的干部家庭，要是儿子当不上干部，维持家族的繁荣昌盛后继无人，这绝对是对不起祖宗的严重问题。但官员亲自举荐儿子既不厚道又有舆论压力，急得这些干部团团转。
　　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人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举荐你儿子，你举荐我女婿。
　　对啊，成交！
　　于是，一些国家干部为了自己的族人、亲戚、门生能够做官，结成利益共同体，以维护既得利益，往往相互之间产生默契，采取这种方式。
　　这看起来是一种双赢的交易，可以说是古往今来、长盛不衰的社会潜规则。在吏治*的时代更是司空见惯，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吏治已经极其败坏，当时就有一首民谣痛斥这种现象：“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
　　一个好端端的察举征辟制，就这样被人废掉了，最终演变成被官僚贵族集团完全垄断的内部游戏，与平民无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
　　此路不通走别路。因此，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沙场建功几乎就成为平民阶层博取功名唯一可行的道路。
　　成功了，你就成为新的贵族，抱负得以施展，青史可以留名。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不只是你，你的家族也从此改变穷困潦倒受人欺压的命运，进入上流社会。
　　当然，追求沙场建功大多数情况下是失败，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生命。
　　用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来说比较恰当：一步天王，一步死亡。
　　很残酷，但只有这一条路。
　　给你，你会怎么选？
　　实现理想的代价太沉重，改变命运的几率太渺小。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平淡，在平淡的生活中渐渐放弃了自己年少的理想，忘却了自己远大的抱负，甚至美其名曰自我安慰说这是“成长”。
　　比如说一个混得比较背的人，年纪一大把了，依然怀着远大的理想，就会被人们认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至少也会给出一句评语：你娃还年轻。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们不同于一般人。
　　他们不是不知道实现理想的代价有多大，不是不知道实现抱负的几率有多小，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还是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即使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到生命逝去的时候，依旧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价值而不是长度。人，终究是要死的。死，不足畏；生，不足惜。
　　重要的是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你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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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着除了生存，或多或少还是有所追求的。很多人很多时候，是谋求生存与理想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生存利益向生活妥协更多一些，甚至有些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但对于伟人来说，坚持追求理想更多一些，甚至有些人纯粹为了理想而活着，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甘愿放弃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
　　人生很多时候，是态度决定高度。理想会不会实现是个能力问题，自己有没有去努力是个态度问题。
　　刘备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就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就算不能证明我能行，至少也要证明我不行。
　　唯一缺少的，是一个证明的机会。
　　此时的刘备，以及他的兄弟们，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
　　张角成为大批穷人心目中的“救世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东汉政府的麻烦就大了。
　　为了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张角将推翻腐朽的东汉政权的行动提上了议事日程，做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起义策划。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华东、华北、华中一带)的信徒，分为三十六部，称作“方”，各部任命了领导干部，以加强管理便于行动。大方统领一万多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
　　起义就是造反，一向是要掉脑袋的，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趟这趟浑水，除非是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所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少是有组织的，今天米脂的李自成没饭吃了就今天起来造反，明天定边的张献忠没饭吃了就明天起来造反，一般没有什么协调，事先也不会到处跑来跑去搞串联。张角是牛人，他造反造出了风格，造出了水平，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在这方面取得了零的突破。
　　后来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清代的洪秀全太平天国等都可以算是张角的徒子徒孙，但他们发动起义的方法，比起老祖师张角差得那可不是一星半点。
　　第二步，确定起义时间。农民起义大多是被逼无奈才揭竿而起的，什么时候活不下去什么时候造反，因此几乎不可能提前确定时间；但牛人就是牛人，这一点张角照样开创了新纪元。
　　张角为起义找出了理论依据。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推定汉朝是火德，代汉而兴者应当是土德；土德是黄色，所以自称为“黄天”，让起义者全部头戴黄巾(也便于分辨敌我)。
　　为了进一步自圆其说，张角决定以一个全新的开始完成这一轮朝代的更替。由于天干以“甲”为首，地支以“子”为始，因此他选择了即将到来的甲子年甲子日。张角决定在这一天—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农历)，三十六方一起动手，让东汉政府领教一下什么叫惊天动地、措手不及。
　　第三步，提出起义口号。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名头，就连造反也不例外。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明明是造反，还要喊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可惜晁错作了替罪羊)。后来明朝的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更堂而皇之地发明了“奉天靖难”的口号。
　　张角自认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就更需要一个口号了。他的想法是东汉政权气数已近，新的黄天就要取代汉朝，再加上起义时间，因此一个响当当的起义口号横空出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个口号不但简洁明了、音韵铿锵，具有古典诗歌的美感，而且站在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的高度，非常具有号召力(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们很相信这套理论)。
　　第四步，策反宦官内应。张角不愧是张角，虽然没看过《无间道》、《风声》之类的电影，同样知道间谍的巨大利用价值。他派手下的一个大头领马元义，策反了中常侍(太监中的高级干部)当中的封、徐奉等几个人做内应。
　　中常侍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权势熏天，日后权倾朝野的兵马大元帅大将军何进，正是死在了这帮阉人的手里。
　　然而，干部的级别有多高、薪水有多厚，与是否忠诚可靠从来就没有多少联系。当然，他们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为了明天还能端上这个饭碗，他们会维护政府—但如果有个更大的饭碗摆在面前，那就实在不好说了。
　　这样的大人物张角都能成功策反，实在是让人不服不行啊。在几千年的农民起义中，这一点也是零的突破，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难度太高了)。
　　第五步，书写起义暗号。除了以上几步以外，张角的信徒还用石灰，在京城洛阳及州郡官府的大门或墙上书写“甲子”的暗号。
　　如果说前四步都很有必要、堪称完美的话，那么这一步我认为是画蛇添足的败笔。明明已经有口号约定起义时间了，为什么还要书写暗号？怕自己人不知道，还是怕官府看不见？如果是张角下的命令，那么他实在有点自信的过了头，也太不把东汉政府放在眼里了；这或许不是张角的命令，而是手下人太激动了自作主张？试问暗号写明白了还叫暗号吗？我们知道，杨子荣与土匪对暗号也只是口头回答而已。总而言之，这个举动实在有点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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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角的起义策划，在中国几千年的农民起义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次起义不仅有理论的依据，还有严密的组织，有既定的时间，有高水平的口号，有重量级的内应(这个雷人)，甚至有写明的暗号(这个？?)，最可怕的是有群众基础。
　　可以说，张角的起义组织工作十分出色，策划做得非常详细(甚至有点过了)，准备工作堪称完美。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时间，就只有等待时机。对于张角来说，这是焦虑而又兴奋的等待。
　　盼望已久的184年，在张角的期盼中终于到来。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如果说东汉王朝的灭亡是由于自身的*而一直在走下坡路，那么在这一年，张角给它助推了一把，东汉王朝从此失控，迅速坠向深渊，三十多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历史何其相似。近七百年后，一个叫黄巢的落第秀才率领一拨私盐贩子在山东起义，几年后攻破长安，从此大唐王朝名存实亡，三十多年后也终于走到了终点。
　　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两个朝代，多少人推崇备至的汉、唐帝国，以极其相似的方式灭亡了。
　　当然，张角看不到故事的结束。他依旧在焦虑而又兴奋地等待着故事开始。
　　很快，他就兴奋不下去了，只剩下了焦虑。
　　随着起义时间(三月五日)的即将到来，张角的部下开始行动。长江一带的几万信徒，向信徒较为密集的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移动，准备集中起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马元义也多次到京城洛阳活动，主要是与封和徐奉等几个内应联络，落实内应工作的细节，准备里应外合一起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朝代更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离三月五日越来越近。
　　如果没有意外，张角几乎要得手了。
　　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这一次的意外事件是由一个叛徒引起的。
　　有信任就会有背叛，有耶稣就会有犹大。张角扮演了救世主耶稣的角色，而犹大的扮演者是他的一个弟子—唐周。
　　许多人以此来指责张角识人不明，也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了。耶稣区区十二个门徒，就有一个犹大；张角众多弟子，藏着一个唐周更不足为奇。
　　识人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从古至今，再高明的领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只能说纯属意外，用某小品演员的话来说就是：防不胜防啊！
　　唐周背叛了张角同志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二月的某一天(大约是下旬吧)，向东汉政府告发了张角以及马元义的阴谋。
　　东汉政府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大，但在得知即将大难临头的消息后，以兄弟阋于墙而御外侮的精神，紧密团结在了以汉灵帝刘宏陛下为首的领导集团周围，采取了应急措施：
　　第一， 立即抓捕马元义，并在京城洛阳车裂(五马分尸)示众，以震慑张角信徒。
　　第二，命令有关部门全力搜查洛阳附近的张角信徒，本着宁可错杀千人决不放走一个的原则，几天之内捕杀了一千余人。
　　第三，严令冀州官吏，全力抓捕主犯张角及其亲属。
　　一时间，腥风血雨，黑云压城。
　　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以后，张角与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及其他骨干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没有分歧—不能再等了，动手吧。
　　随后，张角派人星夜通知各方头领，提前起义时间，尽快发动起义。
　　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爆发了。
　　二月底的一天，张角号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带领各地信徒同时起义(组织纪律性很强)。起义军头戴黄巾，到处烧毁官绅府邸，杀戮贪官污吏(一些清官也免不了玉石俱焚)。
　　由于起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而政府却来不及做好应对措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州郡城池失守，地方长官纷纷逃亡，恨不得爹娘多生几条腿。
　　短短十来天时间，黄巾起义已经导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
　　马克思说过：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东汉政府虽然十分腐朽，但同样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以汉灵帝刘宏陛下为首的中央政府，为对抗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军，迅速进行了以下部署：
　　第一，晋封外戚何进(汉灵帝刘宏的大舅哥)为大将军，统率中央禁卫军—左右羽林五营士卒，驻扎京城洛阳周围，以确保京师安全。
　　第二，任命八关(函谷关等洛阳周围要地)都尉，加强守卫，构成京师外围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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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下令各地修理军械，紧急备战，力求稳住局势。
　　第四，大赦天下犯人，唯有张角例外，用来争取民心。
　　第五，擒贼先擒王，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刘备的老师)领兵攻打张角。另外，由于颍川郡(今河南登封、宝丰、尉氏、郾城一带)离洛阳不远，派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率军首先攻打颍川郡的黄巾军，解除对京师的威胁。
　　第六，下令上起公卿下至平民，有钱的出钱，有马的出马，有力的出力，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太狠了，政府明令不论豪强地主，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参与*黄巾起义军，要让张角起义军陷入人海战争的汪洋大海。
　　东汉政府虽然很腐朽，但朝中还是有人才的，这些应对举措包含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可操作性很强。从军事上来说，首先巩固京城防务，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分兵出击，各个击破，前方将领又都是猛人名将。因此，不能不承认应对有方，举措得当，几乎可以与张角的起义策划相媲美。
　　老子的哲学告诉我们：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正是这个近似完美的策略，最终断送了东汉江山。
　　问题出在第六个狠招。举国动员、全民参与的人海战争开展起来很容易，威力很巨大，效果很明显，但几千年以来统治者很少有这么干的，只因为有一个足以致命的弱点—很难善后。
　　有事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不难，等到事情搞定要让他们各回各家继续种田，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主要是那帮拥有私家部下的地主豪强和平民阶层中想建功立业或升官发财的勇敢分子)，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见识了政府的软弱无能，心中的欲望之花开得正艳，将不会再对政府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在政府的倡议下，为求自保的地方豪强纷纷组织或扩充地主武装，想要立功的有志青年纷纷参军效力，另有所图的人也纷纷展开行动。
　　一个天昏地暗、英雄辈出的乱世三国，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场举国动员、全民参与的人海战争对于交战的双方—东汉政府与黄巾军来说，都是输家，真正的赢家是趁时而起尾大不掉的各地军阀。
　　184年十月，起义军领袖张角，带着功业未竟的无比遗憾在广宗病逝，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有个不治之症，一旦信奉的“救世主”撒手归天，士气人心就要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黄巾起义正是这样，“救世主”张角一死，人心动摇，士气大挫，起义迅速失败(各地零零星星的战斗还在继续)，徒为他人作嫁衣。
　　如果要评选对东汉末年乃至三国时代政局影响最大的第一推手，答案不是曹操，更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刘备，而是这位张角。这正如希特勒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两极格局一样，美国和苏联确实很猛，但他们只不过是在纳粹德国的尸体上站立起来罢了。真正打破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人，乃是张角。只可惜，这个新时代不是张角梦寐以求的“黄天”，而是一个不世出的乱局。
　　东汉王朝作为另一个输家，输得更彻底，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终于名存实亡，奄奄一息，在仰人鼻息之中，苟延残喘。
　　割据州郡、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豪杰，才刚刚登场。
　　乱世，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当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轰轰烈烈地闹革命的时候，刘备意识到，自己等待了N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几度春秋，这一年刘备已二十四岁。从十七岁大学毕业，到二十四岁，已经怀才不遇了整整七年啊！
　　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再等下去刘备要抓狂了！
　　在等待中，刘备根据男人二十岁“冠而字”的传统，为自己取了字—玄德。玄德二字，出自《老子》，意思是最高深玄妙的德性。
　　刘备的等待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从他招揽结交的人才—以关羽和张飞为代表—可以看出，他是想走沙场建功这条路，以军功起家。
　　作为皇族，刘备即使对社会有很多的不满，内心深处还是一如既往地倾向于中央政府。这注定他不会像张角一样去造反闹革命，而是要维护和改良这个浑浊的世界。
　　但一个草根平民，要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首先要争取搏上位。
　　刘备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搏取上位的机会。
　　黄巾起义就成为刘备最好的机会。投身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不只是实现抱负的唯一道路，而且带有保家卫国的正义性质。
　　因为说来可笑，在黄巾军战士和太平道信徒心目中是“救世主”的张角道长，在刘备眼里却不过是一个反贼，天字第一号的大反贼。
　　得知中央政府发出号召群众踊跃参军、为国出力的通知后，刘备立即召集结交的兄弟们和乡亲们商议从军的大事。其实商议不商议不重要，不管别人去不去，他是一定要去的。与大伙商议，只是为了号召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去。人多力量大，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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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号召大伙跟着自己从军，刘备免不了要说些上可以报效国家、下可以拯救百姓的口号。不过这是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比较扯淡的口号，国家关我什么事？拯救百姓？我还是先拯救我自己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口号，除了以天下为己任而怀才不遇的有志青年，并没有多少市场。
　　有句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是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并不是纯粹的君子，也不是地道的小人，所以要义利结合，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实利，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刘备还需要为大伙指出比较实际的好处—可以博取功名，改变命运。
　　前面已经说过，沙场建功几乎是当时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可以说，黄巾起义不只是刘备的机会，也是无数个张备、李备、王备们的机会。
　　机会已经到来，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你就可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虽然不知道前方是深渊还是坦途，不知道最后的终点会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你连起点都没有。
　　无法统计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跟着刘备从军，只能断定关羽、张飞、简雍等铁杆兄弟，跟着刘备迈出了这意义重大的一步。
　　刘备这几年的苦心经营，终究没有白费。
　　当刘备带领兄弟们和一群乡里子弟踏上征途的时候，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即便是带头大哥，刘备也和身后的兄弟们一样，看不见前方的道路，也不知道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作为有着皇族身份的卖过草鞋上过大学的特殊平民，他和他的这帮兄弟，究竟能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能够确定的是，眼前的这条路，必然充满曲折充满艰险，这一去必然有一些兄弟回不了家乡，也许他自己也不能活着回来。
　　刘备再度回首远望家乡的方向，家门旁边的那棵大桑树依旧枝繁叶茂，像极了皇帝的车盖。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也许我们还会回来的。
　　兄弟们，出发！

文章摘自 《刘备不是传说》 作者：剑眉枉凝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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