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说,“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基广、根深,即在于仁爱百姓,教化乡里,周文王、周武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传祚八百年。西晋倒好,开国之初即沿袭清谈那一套,蔑视忠义礼仪,以不尊法度、放浪形骸为高,以谨守本分、踏实做人为耻。“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于是乎,兄弟不像兄弟,“宗子无维城之助” ,地老鼠似的能咬会钻;大臣不像大臣,“官者为身择利”,只想着争权夺利。“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天下人也跟着学样,不忠不孝、违礼乱常之事司空见惯,风俗于是“淫僻”,“耻尚”于是“失所”,连基本的是非黑白都没有了。这样的局面,即使是“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何况那几个白痴皇帝。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干宝认为西晋之败,败在“礼法刑政”出了大问题。其论读来惊心。
文章摘自 《历史的性格》 作者:刘义光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